雁默：对中国美丽的误解，不只“易与二进制”的传说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雁默】

拜读观网扬·克里克《前往人工智能的未来，要先回到中国的历史》一文，我有不同的意见。可说的很多，故分为两篇: 1. 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误解与附会；2. 从文化面试论，什么才是”中国的人工智能”？这一次先讲西方误解与中国正解。

中西双方的误解与附会

首先必须澄清的是，二进制不是易经启发出来的，易的原初设计也与”阴阳”无关。

早在莱布尼兹惊艳于易卦符号与他的二进制“暗合”时，中西双方就一直流传着二进制概念来自易经的说法。主要是因为，二进制对现代的数位科学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而举凡重要的科学概念，总不乏穿凿附会的说法围绕。达尔文的演化论是如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如此，莱布尼兹的二进制亦是如此。

科学的穿凿附会现象，是因为在科学专业与大众之间，有很大的鸿沟，大众一般难以理解科学，故而向大众解释科学的人，就必须将专业概念”转译”成大众语言。媒体又是经过转译再转译，以传播知识，那么，二手三手四手的解释，最终形成附会，也就不难理解了。

克里克该文中，在莱布尼兹的部分，引用了李约瑟的说法:“中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莱布尼茨的代数和数学逻辑，《易经》中的指令体系预示了二进制算术”。其实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关键话语里，我们即可了解，李约瑟并不真正确定易与二进制之间有“传承”关系，只是认为易的二元论概念有互为契合的现象。至于易的符号“预示”了二进制算数，又是一种含混的语意。

《易经》资料图（图/中国网）

正本清源，当我们谈莱布尼兹时，除了他的博物学家(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身份外，万不能忘记，他也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在他的时代，将科学理论与基督教义融合，是天经地义的事，一如将阴阳学与儒学融合汉儒，或将儒学与佛学融合的宋儒。

用0与1描写所有数字的秘密，就好像说上帝从无中创造出万物一样……莱布尼兹是这么说明他的二进制数学的。其见解为: 上帝以七天造万物，0是空无一物时，第一天是1，上帝开始造物，第二天是2，从0到7有八个数字，用二进制代表，就是000、001、010、100、011、101、110、111，而111就是万物被上帝造出来的第七天。2的3次方就是八，而易爻那“两类三条杠”的组合，正好有2的3次方种结果。

当莱布尼兹透过在中国的传教士友人接触到易卦时，非常兴奋，因为易的二元论与他的二进制“暗合”。事实上，易学在中国有着许多不同的流派，不同派别对易的解释或爻的排列方式或有差异，有时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而莱布尼兹所看到的易图，只是宋代邵雍那一派的易卦排列，他当然不知道邵雍的“易解”在中国也有很大的争议。而即便是邵雍的易图，其卦爻排列方式也与莱布尼兹的上帝造物图示不能等量齐观。

布维神父寄给莱布尼茨的六十四卦图表，阿拉伯数字为莱布尼茨添加

无论如何，莱布尼兹见了黑影就开枪，坚信上帝七天造万物的二进制图式与易爻相合，他并希望传教士友人将这个不谋而合的现象传达给康熙皇帝。也就是说，易与二进制的原初关系，原来也有传教目的。

后来中国衰弱了，西方科学文明在中国人看来巨大无比，当初因传教目的而比附的易与二进制关系，则被我们拿出来增添文化自信。另一方面，李约瑟的学术目的，又是为古代中国科技张目，所以继续流传这则“佳话”，于是中西双方就在这美丽的误解下，持续述说着“易经预示了二进制算数”的故事。

简说易与阴阳

如果我们愿意认真看易的历史，会很轻易地发现，易并非是由阴阳二元观所建立的，正好相反，阴阳二元观是易的附会形式之一。

在春秋时代以前，阴阳的意义仅止于日光所造成的自然现象，背日与向日，暖与寒，而由此再演变成“山的南北”，如《诗经·大雅》里的“相其阴阳”。

简言之，言阴阳即言天候，很直观具体。到了春秋时代，阴阳是“六气”(阴阳风雨晦明) 里的两气，基本自然现象里的两种，仍是很具体，但也已经逐渐用以扩大解释，如“左传”里的“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这是说，自然现象影响人的情绪。而比起“风雨晦明”这四种具象的气，“阴阳”更便于抽象化的意义延伸，其后的演变就顺理成章了，因而在春秋时代，已可见到“阴阳”从具象到抽象的趋势。

易是早于阴阳二元观的占卜之术，简言之，是借由随机行为昭示或预测现在或未来的人与事，而后发展到对自然现象的归纳，以及与人事的对应关系，也就是天人合一的观念。由简而繁的占卜文化，是在其他古文明里也见得到的现象，很容易理解。

资料图（图/视觉中国）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易，正确来说不只易经，还包含易传。所谓占卜，只有两种元素，一为符号(经)，二为文字(传)。文字解释符号，以传达意义，易传就是这种文字解释系统。没有易传，易经符号本身不具有任何意义。而知识一旦靠文字传播，肯定众说纷纭。

具体形容日照现象的“阴阳”，经过哲学化的建构后，最迟在战国时代的中晚期，比附于易。如《易传·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将上古的占卜符号与哲学化的阴阳观融合的结果，与道家、儒家、法家、阴阳家思想挂了勾，如《易传·说卦》里记载“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占卜符号的哲学化解释，使得“预测”这种行为披了一层价值观的外衣，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易学。君不见说易者，常常像是在说儒、说道？即是此故。

当然，也有不谈价值的象数派，纯粹研究符号排列者，讲节气、数字、方位、颜色、灾异、天文。但时至今日，大部分说易者都得讲道德形上的“义理”，因为象数派在历史的长河里，不断凋零。为什么不断凋零？因为以易预测的工作，原是服务于皇家的，预测不准就杀头，杀了头，那一派就没人信了。于是象数派的理论终究流入了民间的算命之流，或是个别知识分子的一家之言，众说纷纭，而得不到健全的系统性发展。

这是为什么，西方人接触到的易，仅止于哲学化的阴阳观，并误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是二元论了。

中国传统文化丰富深邃，虽然阴阳二元论特别显眼，看似我们相信“对称的宇宙观”。但身为中国人不能不知的是，“一”才是真正的中国固有思想。诸子百家只要是谈道理的，都在强调“一”。因为“一”代表原初，也代表结束，万物起于一，又终归于一，是传统始终坚守的“循环的宇宙观”。真要类比于现代科学，应是大爆炸宇宙起源说(Big Bang)，从无到有，宇宙从膨胀到萎缩，并终归寂灭。

“一”除了代表初始与结束，也代表统一，如孟子说的“定于一”，“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西方人常常搞不清楚，为何中国对“统一”有着强固的信念？而他们(欧洲)总是动不动就分化？差异就在于此。

“一”也是气，是道，是真理，是“一切”的“一”，所以道家要人“守一”。故而“一”是比二元论更为纯粹的中国文化特征，中国的本体论。

易经阐述了海森堡不确定原理？

西方科学走到了量子领域后，对于“不确定性”的发现，可谓戏剧性的转折。一旦基本粒子的行为超越了既定的线性(或逻辑)科学思维，西方人原本自信满满的“物理预测”就从根本开始动摇。那么，在唯物的面向上，世上哪一种文明看法与西方绝然异趣，又有着独立而系统性的论述，可给予西方另一种启发呢？当然就是中国。

克里克以二进制数学→离散数学→“量子物理的不确定性”之间的传承关系，去联想到易，确实是西方科学界从概念上处理量子物理的途径之一。以所谓“易经基于一个正确的假设，乃人类生命本身就是在概率云当中展开”，去对应“粒子存在于概率云当中”。这种类推，在纯粹概念上的层次来看是可比的，然而，不能据此认为“易的概念预示了基本粒子的行为”。用简单的比喻来说吧，不能因为棉花糖很像云朵，就把它们当成一回事。

中国的哲学思想，在某种层面来看，是“位置”的哲学，这一点，在总结了先秦思想的“天人学说”里，可以找到清晰的思想脉络。

整个天人学说的特征，其实就是先秦时代里，“对应概念”的继续发展，把经验里的人事物尽其可能地与阴阳、五行对应起来。包含四季、官制、政治活动、人体、脸部五官、喜怒哀乐、节气、自然现象、道德、音律、味道等等。只要确定了各自的“位置”，解释起来就很方便。

从“春秋繁露”的“五行五事卷”为例，“五事”就是“貌、言、视、听、思”，人的五种行为对应木、金、火、水、土。而五行又对应了五种自然现象，为木-风，金-霹滦，火-电，水-雨，土-雷。那么若是发生了王与臣之间“貌不肃敬”，则上天就会在夏季起暴风，因为“貌”与“风”同属“木”，以此类推。

也就是说，自然与人间事的位置关系必须是工整的，只要人间谁偏离了它所应属的位置，天就降以相对应的灾异，警告你要回到正确位置，这叫做灾异论。之前一篇文章里我曾说，相对于现代西方文明以“自由”概念为核心，中国文明更重视“秩序”，就是来自于“位置”的哲学传统。

既然中国思想强调“位置的工整正确性”，又怎能说我们也同时强调“不确性”呢？换个方式来问：易的概率思想，在“位置哲学”上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其实我们只要将思虑单纯化，就能明白：如果王与臣之间发生了“貌不肃敬”的事件，上天却没有在夏季刮起暴风时，要怎么解释呢？聪明的你应该也料到了，就是发生了“变数”。易的真精神，说穿了就是告诉人们，“变数”在宇宙间的重要性，它在位置哲学里，给予了我们一个重新定义“位置”的出口。

懂易的人都有这基本常识：卦爻之中是有“可变项目”的，也就是“动爻”。卦爻在总体看来若是说，明天会下雨，可是动爻却指出了发生其他的变数可能性，那么解爻者就会预测，明天有很大的机率会下雨，但是如果XXX，就不会下。现代的天气预报，也都是如此地用概率预测天气。如何解释动爻，就是易学里最艰难的知识关键。

相信你也听过这话：读历史可知，人间事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对，这就是易的真精神。所以我才说，从概念的层次上，易与粒子物理的“不确定性”是相通的，但棉花糖是棉花糖，云朵是云朵，绝不能说“易预示了粒子行为”。顶多我们只能说，“变数”的重要性，远远超乎传统西方科学的想象，而中国人很早就明智地注意到了这一点。

现代西方人对中国的理解，主要来自明清传教士时代，故而是断裂的，由于缺乏对中国历史贯穿式的综合知识训练，不免产生许多误解。就像克里克该文中，论及“道家理念根植于古老的泛灵论”，就是明显的误解。

我猜想，误解来自于社会学宗师马克斯·韦伯(Maximilian Emil Weber)的著作《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韦伯以西方宗教观来解释儒道两家，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因为儒家非宗教，道家与道教也是两回事，道教是比附于道家思想的宗教，他们之间并没有真正的传承关系。道教又是起于民间信仰的宗教，其泛灵色彩就是来自于此，也与道家思想无关。

其他误解也很多，限于篇幅不能细谈，本文只想阐明一件事，中国人对自己的理解，不能仅根据西方人的解释，而得靠自己以不带偏见的方式，做扎实的研究。如果我们误将西方对中国的误解当成真相，就会形成一层又一层的穿凿附会。这种附会现象，正是伪科学的沃土，君不见所谓”量子疗法”在社会某些角落大行其道？

绝大部分的创新，是来自于重新演绎传统的旧，人工智能确实是一个绝佳的管道，让我们得以从自己的传统中，找到未来的发展方向。故而，在今天的历史转折点上，正确地认识中国历史，我们这一代炎黄子孙，责无旁贷。

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的人工智能呢？要从传统文化里找现代竞争力，我认为重点在于: 伦理。详情下回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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