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默：美国社会的困境——愈喊自由，愈不自由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雁默】

包容异议的自由才是真自由(freedom is always the freedom of the one who thinks differently)，这句话出自德国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罗莎这话，听起来没什么问题，然而，包容异议是否意味着也得包容造谣，恶意中伤，散布仇恨，种族歧视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谁来决定自由限度的标准？

其实，自由与民主或正义类似，并无标准答案，也无法量化，而是在不同的文化里，有着不同的尺度与适性。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100%的言论自由是不可能的，即便是美国，也从未“自由百分百”。虽然我们常在好莱坞电影或美剧里时常看到拥护“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对白，但随着特朗普执政而产生的社会效应，言论自由再一次陷入无解的争议。

以言论自由掩护种族主义

特朗普入主白宫，为白人至上主义者开启了一道门，也为种族冲突埋下了祸根，言论自由则成了散播仇恨与歧视的最佳掩护。在去年2月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暴力冲突中，保守右翼利用言论自由发表煽动种族仇恨的演说，自由左翼则干脆重新定义言论自由，以“No-platforming”(不给他们舞台)予以反制。双方都走向极端，形成了白人至上组织对垒反法西斯组织（Anti-Fascist Action）的局面。此事件使得号称”言论自由诞生地”的伯克利加大陷入了天人交战，到底是要维护言论自由，还是避免校园成为暴力冲突的场所？

言论自由成了一个偌大的问号，暴力事件逼迫所有立场的人表态，到底应否保障仇恨言论？

当大家正针锋相对地辩论言论自由是否应打折扣时，8月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又出了大事。包含了3K党的极右翼组织与反法西斯主义者，为了一座将军雕像发生激烈冲突，酿成3死35伤。争议尚未止息，而问号则变得更大了。

从今年的几则新闻，可以看得出社会冲突所带来的影响：亚利桑那州议员提出一项法案，禁止州政府提供任何活动来扩大“种族，性别，宗教，政治派别，社会阶层或其他阶层的人”的分化，矛头指向极端组织。民间组织“美国转折点”(Turning Point USA)发表了一系列被其列为“教授激进课程”的教授名册，矛头指向激进的老师。民间组织“金水研究”(The Goldwater Institute)提了一项”校园言论自由法”的法案，规范教授在课堂上应提出问题的不同观点，并以中立的态度确保学生的言论自由，矛头指向课程。

以上皆为因应极端主义者不当利用言论自由的对策，其核心思想为“言论自由可不分品质，学术自由却须注重品质”。然而，这些柔性方法对随时可能面临暴力威胁的学校而言，缓不济急。他们的问题是，到底该不该核准极右翼组织申请的校园演说活动？几所名校顾不得旁观者的闲言闲语，已然展开行动，限制校园内可能引发冲突的活动。

愈倡导自由，愈不自由

今年2月12日，美国监督校园言论自由的组织“个人教育权利基金会”(FIRE)公布报告，去年十大言论自由最差的大学，其中包含了哈佛，以及1960年代的“言论自由诞生地”伯克利大学。FIRE报告指出，2017年校园言论自由受到极大的干扰，诸如暴力检查，偏见监督，限制自由言论区，撤销对部分演讲人的邀请。

故事是这样的：激进主张容易失序，故而维持秩序者必然会限制言论自由，激进者一受到限制，便指控校方戕害言论自由，以掩护其激进主张。FIRE所说的“干扰”，都是这么来的。为了防止暴力与失序，校方被迫要采取检查，监督偏见，划设自由言论区，并预先防止激进者展开演讲活动。这种可预见的校方行动让激进者得以事先设局，编好“被打压”的剧本，然后扮演言论自由受害者的角色，以蒙其利。

你觉得是不是，愈倡导自由，愈不自由了呢？

大学校园是一个小型社会，从这个缩影里，我们得以观察“自由的生态”。用极简化的方式总结所谓自由，可以很轻易地发现愈是对立的地方，愈容易形成自由的自我设限，以及自我怀疑。换言之，对立愈低的社会，人们愈自由，反之，则人们会开始“自由地定义自由”以取得对立情境中的优势。

旁观者的说嘴是没有成本的，FIRE不必为校园暴力的后果负责，只需要继续扮演好圣洁的角色，高举言论自由再踩校方一脚就有票房。然而社会大众必须被提醒的是，没有参与对立的学生们，其受教权以及人身安全谁来保障？故而，所有过度强调自由又蔑视秩序者，都很有问题。不是自由不好，而是不负责任的自由很不好。

从社会秩序的角度来看，法律本不应保障闹事者，从革命的角度来看，要干就得有献身的觉悟，不需要法律保障。秉此观点，我们对台独太阳花运动，与港独运动就能有比较清晰的立场。闹事还想逃避法律制裁的，算不上什么“革命者”，而真正伤害了言论自由的，正是这些拿言论自由当护身符的闹事者。至于台湾那以“公民不服从”纵放闹事者的法官，洽是戕害言论自由的帮凶。

在一个高举言论自由的地方，其社会的变革是由激进者的鼓噪，以及社会其他大部分成员的屈从、漠视与适应下完成的。重点在于，变革不见得是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人们察觉不对劲的时候，往往伤害已然造成，无法挽回。

言论自由没有标准尺度

美国宪法中关于言论自由的部分，有一个不常被媒体提及的原则：不追求用一个定理或公式处理所有有关言论自由的案件，而是以个案之案情来平衡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扞格。

这项原则毋宁是承认，言论自由并无所谓标准尺度，换言之，它并没有如捍卫言论自由者所言的“打折扣”问题。

美国民权自由联盟(ACLU)是一个坚守言论自由信念的组织，该组织曾于1934年为维护美国纳粹党员的言论自由而提起诉讼，旗下辩护律师甚至是犹太裔。然而，对于白人至上主义者持枪游行，并挑起暴力的行为，该联盟在加州的三个分部立即宣布他们不维护这类人。组织内部的资深会员却不以为然，认为如果任由政府压制某种言论自由，其他言论自由迟早也不保。

换句话说，联盟内部有人坚持初衷，坚守信念，也有人认为应该弹性处理。而在去年ACLU陆续帮忙极右派组织控告政府否决其游行活动申请的同时，又发生了暴力致死的悲剧，于是人们对于联盟内坚守信念这一派，给予了极大压力，以致认为该弹性处理言论自由这一派占了上风，并随即发表声明，主张宪法第一修正案并不保障挑起或从事暴力行为，”白人至上暴力并非言论自由”。

这样的折衷处理，对部分坚守信念者而言，就是为言论自由打了折扣，然而，却不一定违反宪法精神。故而，当美国批评他国(尤其是中国)压制人民言论时，不能或忘自己的宪法也没有对言论自由设下绝对标准，其实，也做不到。

再者，ACLU若不这么做，将难以处理因极右派暴力所催生的极左派暴力，尤其这些“反法西斯主义者”视ACLU为“反特朗普堡垒”，并纷纷入了会，捐了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原本的言论自由堡垒，现在也往“极左堡垒”发展，自由左派阵营则面临分裂危机。

言论自由专属于特定少数人？

文章开头那句话，是罗莎对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写在《论俄国革命》的手稿里，比较完整的原话是：倘若只有政府拥护者及单一党派成员才能享有自由，那么即使这批人的人数再多，也谈不上什么自由，包容异议的自由才是真自由……倘若自由成了某种特权，这一切效用也将跟着丧失……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者，罗莎认为真正的革命必须海纳百川地让所有人共襄盛举，应该透过论述的方式对革命的敌人晓以大义，毫无设限地将他们也纳进革命的大旗里。

这确然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与品德，然而，崇高的理想都有着共同的命运，就是被人类斗争的天性所利用、曲解，以及摧残，当今美国正处于这样的困境，且已超出传统民权论述的控制能力。若继续执拗于百分百的自由理念，仇恨将会快速扩散，直到美国社会裂解。

根据美国反诽谤联盟(The Anti-Defamation League)的预警，白人至上主义者已经于30多个州的大学校园密集进行招募，反犹太主义与反穆斯林主义也有升高的趋势，另外，美国大学生近半数认为仇恨言论不应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看起来，为自由画出红线势在必行，否则，言论自由将沦为特定少数人闹事的利器，最后反自由的主力，恐是自由左派。

没有人不爱自由，但必须谨记的是，自由伴随着责任，不能违反公共利益，否则就是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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