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厚：关于中国“再中心化”的臆断和随思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慕容厚】

毫无疑问在中国人的心理纪年里，农历新年才算真正的新年，才是生活本来的内容，而公元纪年（西历）不过只是一种带有实务性的刻度，所以用一些憋着劲的高亢的方式来跨年的行为只会被安排在公元纪年的新年庆祝上，而农历新年的基调一定是温情的、家常的、给人以休憩的。在公元纪年2017年的年末，就有很多对这一年的强力周到的总结和对下一年的展望，今天笔者在农历新年时的絮语，就会随意一些，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当“去中心化”（去中心化是互联网业界喜欢使用的概念，这里只是泛泛地借用一下）成为时代的中心现象，你就有必要以再中心化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我说的是2017年潜滋暗长的一种话语，它在诸如电影《战狼2》、纪录片《辉煌中国》，以及东南、深圳、浙江三台知识跨年晚会和一些意想不到的场合呈现出来，其核心是“中国崛起”IP（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助理余亮语）。

关于“中国做错了什么”，这些年来已经变着花样在所有场合说了很多；但关于“中国做对了什么”，曾经一度在很多场合说起来像做贼一样扭捏心虚，导致明明在说真话的时候听起来也像在撒谎。把中国做对的事说得铿锵有力，理直气壮，恐怕是近两年才形成的风气。

列举式地说出做对了什么，直至无法穷尽的时候，必然被要求找到历史和现实中那个恒定不变的带来成功的东西，于是就产生中国如何表述的问题。这里所谓表述，是指对意志和行为的体系化的解释，以便持续而有效地形成理解，既是自我理解也是被他者理解。随着这个风气的弥漫，人们突然意识到一个急需给出答案的问题：中国如何表述。这是两个问题：中国应如何表述自己？世界应如何表述中国？

这本来不成问题的，因为中国似乎一度呈现为没有意志，只有肉身，这具肉身只是西方意志在亚洲东部这个地理位置上的现实展开，或者是西方意志即将收割的文明残骸。事实仿佛真的如此，东西方各有一部分人至今坚信。于是唯一的要求是：你不用思考，跟着走就行了。你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跟随西方的脚步走得是否稳当和紧凑。你的所思所行，无论解决了什么问题，都是暂时的成绩，你的缺陷才是根本的，你终将汇合到西方的道路上来。数千年中国史是一部落脚到清末延续到现下的失败史，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历史是一部百川归海到当代文明的成功史——这一度是世界史书写的主流。中国继续失败，西方继续成功，似乎是曾经的人类历史就给出的启示。总之，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生存方式上必须是一个过渡形态。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

然而，似乎一直都有人意识到，如果中国始终被看成一个过渡形态，则会导致你的生存态度始终充满临时感，随时散发出的可能被时代抛弃的幽怨会不停地瓦解你的意志，于是你的自我是建立不起来的，你只能永远做别人的附庸，做他人意志的分身。而如今中国实体的主体性无所不在地挺立，每一个中国在场的意识、文化或经济的环节无一不在彰显主体对客体的塑造力，没有意志的中国形象便再也无法支撑，于是，中国意志向时代喷薄而出，便成为全新的课题。

诸如把西方的社科知识还原为一种地方知识来加以把握，把西方的普世形象还原为一种民俗表情来加以审视，都是这个课题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要对中国进行具有普遍有效性和传递性的理论表述，没有普遍有效性和传递性，你的意志必然成为别人的意志的代理。把中国说成一种排他的成功学，仿佛中国独享生存优势，或中国偶有上苍倾顾，都是不妥的，这种中国特殊论的思路，只合有助于对己对人都有可以怠惰耍赖的借口，并没有搞清楚内在于自身一以贯之的生存之道，必然受制于外部条件而沉沉浮浮，让中国成了一个任意的偶然的存在。只有当中国具有普遍性和传递性，中国才能真正立得住，成为一个超越而稳固的存在。这种普遍性和传递性，既朝向自身，也要同时朝向整个世界。

何为中国的普遍性和传递性？荀子云：“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消极方面看，国本来是为保障人民在前国家状态就拥有的东西。《礼记》云：“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积极方面看，国又有对人的生活内容和品质负责到底的义务。总之国家的存在依据必须体现为国家被她所属的人或群体所分享。一旦国家以她自己为依据而不以人为依据，国家就是非法的。所以根本的问题是如何让每个国人都分享着国家的物性和神性，而不仅是一些片段的获得感。

获得感的说法把国与人分开了，让人外在于此国，变成一门暂时的生意，有了讨价还价的余地，却没有根本上的共生关系。中国人的身份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世袭而来，这种共生关系对每个国人来说本是天然的。

另一方面，国还需要一个“天下”来提升。若利益在进入公共分配之前被占用，会毫无公平与规矩可言。而天下观从一开始就把利益放到有最大兼容性的公共分配规则上，让那种提前占用缺乏依据。进入这个天下规则考察后，你的分配就受到规制，只能往替天行道的方向去做。国家只有经得住天下想象的考验，才是合格的国家；天下想象只有经得住国家现实性的限制，才是可能的天下。

天下的提出，是政治的开端。在那以前，只是各种本能的划界。国落向人的分配，还需要一个《礼记·大学》意义上的“家”，在此我们把“家”理解为向人进行第一次意义和价值分配的组织，因为人也只能从“家”这里获得直接的分配，所以“齐家”的必要性才会如此迫切。

当然，人也不是任意地待着就能共享相应的分配，而是要朝向家、国和天下进行修身。在以修身为天下基底的古典理论中，国是从修身达至天下的传递者、中间层，且唯有修身可以达至天下。当修身之人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国家对人的僭越就得到避免。当修身的完成必然成就国家的治理，当国家的治理必然来自人的修身，国家与人就形成一个信息和资源往来循环的对待，那种现代式的国-人二元对立的紧张感也自然无从发生。

天下、国与人的相互传递性，曾经一度是被占据主流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拒绝的。自由主义认为对什么是好的生活并无确定的答案，所以国家与他人都无权插手，于是要无限期推迟对这一问题的解决。然而，从生活发生开始，对什么是好的生活的答案每时每刻都在被生活要求给出，这种需要的紧迫性并不能容得一分一秒的延宕。于是，自由主义的悬置判断，成了最劣的选择，甚至连生活都没碰着，只是一个前生活状态。让人选择按照前生活状态的方式去生活其实就是教人放弃生活。

这就能解释自由主义为何在全世界范围内失效，因为它拒斥生活。它只能成就没有生活内容的空心人，这种空心人在生活被掏空后才发现，原来自由主义是教人放弃生活。幸好自由主义在中国只主导了十余年，其危害已被察觉，尚能弥补，而今在各种各样热爱生活、有所追求的思想体系的关照下已不知不觉退居幕后，虽偶尔僵尸作祟，蹿至台前，却已难成气候。

也就是说，中国对自身的表述，必须包含与每一个中国人的相关性，甚而至于是国与人之间的意义和价值的共生共享性，要对人的生活内容生活品质从积极方面有所作为。

以上是中国对自己的表述，同时，中国还要有向外的示范效应，要成为榜样。全球化已全方位卷入所有地方的所有事情，再无逍遥在外的存在。这就要求：对一个地方有效的尺度，当且仅当它对所有地方都有效。只有成为世界的模范，中国本身才有合法性。事实上，中国表述的更大出路不在解释中国，而在解释世界——中国内在于其中的世界。把世界解释清楚了，把各国安放妥帖了，中国就立住了。就目前来说，当然主要就是给西方一个妥贴的安放。

事实上，西方只要不以封闭的自给自足来要求自己，只要承认他们也是天下的一部分，而非继续异想天开地虚拟一个超越于其他人群之上的上帝选民的自我定位，也会必然面临如何表述中国的问题，因为他们如今已不得不与中国进行更多极具深度的相处，由此牵扯出如何相处的问题，就必须要给相处对象的性质一个说法。这不是他们的选择，但已经是他们的命运。

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历史上有很多次的翻转变化，可以大致分为丝人国、大汗的中国、孔夫子的中国、专制的中国、红色中国这么几种。以1750年左右为分界，1750年之前，总的来说对中国的评价是很正面的，是美化的。1750年之后就以负面居多。

最初的丝人之国，是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时期，当时称中国人为丝人，称中国为丝人国，丝绸的丝。因为丝绸很早就传到西方，比如亚里士多德对丝绸就有了一些了解，还猜想丝绸的制作与一种毛虫有关。但是这一阶段只是传说，缺乏史料，中国的形象还非常模糊不清。

近代史上丑化中国的漫画

西方真正认知中国的起点，有文字记录可以查，是在13世纪，这一阶段可称为大汗的中国。当时因为蒙古帝国打通欧亚大陆，欧洲一些所谓的冒险家，其实就是公费旅游的人，来到中国，撰写了一些旅行故事，然后在欧洲出版，就形成了欧洲最初的中国形象，最著名的旅行故事，就是三大游记：《马可波罗游记》《曼德维尔游记》和《鄂多立克东游录》。

因为当时的西方尚未开化，他们分不清真实发生的事情和虚构的故事，所以这类游记往往在记录旅行经历的过程中夹杂着传奇故事，比如《曼德维尔游记》里说中国有个省，不管什么年龄，一旦进去，年龄就会永远和进去时一样。把真实发生的事情和虚构的故事分开，在西方是很晚的事情了。13世纪到15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概括起来就是神话式的“大汗的中国”，他们对中国的印象，一是无穷无尽的财富，另一个就是伟大英明的君主，是传奇化、世俗乌托邦化的。

到16世纪，因为进一步的人员往来，中国开始从一个传奇国度，变成一个具体的地理上的国家。耶稣会传教士来中国，然后写了些报告和书信，寄回欧洲罗马耶稣会总部，这些传教士比较关心人文方面，所以逐渐就把之前那种夸耀中国财富的套路给扭转了，开始塑造了一个哲人王统治的孔夫子的中国。比如，欧洲君主流行起模仿中国的皇帝，拿个锄头，在地里搞亲耕仪式；宣传家伏尔泰，把自己的书房取名叫孔庙。这些小动作，虽然显得盲目琐碎抓不住重点，但那种热情是很可想见的。欧洲的启蒙时代前期，中国的形象就是孔教理想国，他们称为一个“柏拉图理想国的复制品”。

这一时期，是一个东风西渐的大时代，中国的历史文化制度知识传播过去后，他们发现还有比基督教新旧约所描绘的更广阔的世界，更悠久的人类活动，这一持续约两百年的东风西渐，对他们的冲击非常大，对西方人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极大地塑造了现代西方。

那么启蒙时代到后期，1750年左右开始，向欧洲报告中国的，从之前的耶稣会士，变为英国新教教士和在华商人为主，主要是广东的英国商人，中国的形象开始变得负面，众所周知的孟德斯鸠说中国专制、黑格尔说中国历史停滞等等言论就越来越流行，这就诞生了一个新的专制中国的形象。基本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整体性的负面看法，在18、19世纪以英国人为代表的西方人对中国的那些负面评价里都可以找到叙事原型。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最极端的说法：黄祸论。黄祸论之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于西方的中国看法，出现了一股清流，就是对红色中国的乌托邦想象，代表是斯诺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当时有许多西方记者、学者去革命边区，发现了一个共产党创造的理想国。

《红星照耀中国》，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著作，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

1950年后，因为冷战对峙，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便是共产党中国的形象占据主流。直到现在，应该说仍然是这一看法影响较大。在英国，直到现在还有些人分不清苏联人和中国人。

如今，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自然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在世界各地游走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日本、欧美、东南亚这些地方，都成了中国人的“农家乐”，每到节假日就蜂拥而至去度假。每年上亿人次出境，大量中国人在西方游走，把西方变成了一个观看对象，然后大量的个体化的观后感汇聚起来形成完整表述，形成对西方的认知。这一点非常关键，个体化的经验相较于整体意识形态表述拥有天然的优势，你有能力自己看，你的每一次观后感都是一手的材料，都是真凭实据，于是你的表达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力量。通过看西方，中国也由此获得认知主体的地位。

2017年出现了一个“新四大发明”的说法，即：高铁、移动支付、网购、共享单车。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本来是西方人的说法，因为这四大发明在他们的历史演变节点上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但其实对我们中国没有那么重要。而现在这个“新四大发明”，虽然不是在中国发明，但是在中国发扬光大，且是生活方式的前沿，是未来方向，所以旧四大发明的说法可以取消了。“新四大发明”现在已是我们的日用品，因为国外很多地方没有这些，所以出国就像上山下乡，会非常不方便。这个“新四大发明”的说法，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青年评选出来的，所以，现在的中国形象，是科技中国、创新中国的时代。2017年11月的《环球科学》，有一个主题系列，叫《2017全球科学调查 美欧动荡，中国崛起》。

“新四大发明”在中国发扬光大

对于上面这些西方对中国的看法的形成，中国人是一直比较被动的，而在未来，中国会越来越主动地去渗透、影响、塑造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而且，会有一个反向的进程发生，那就是中国对欧美的看法，会成为影响欧美自身社会发展变化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我相信这一反向进程很快可以看到。当这些发生的时候，我们不会再希望从外国人那里获得一种总体性的结论和指引，或者像采药一样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救国救民的良方，而是可以像赏花一样从容平和。所以欧美其实是中国急待开垦的处女地，一切认知都要归零。

回到本文标题，所谓中国要“再中心化”这个说法，似乎不准确，笔者只是想说两点：要把中国的意志表达出来，还要把示范性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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