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克里克：前往人工智能的未来，要先回到中国的历史
人工智能带给我们开展思想实验的宝贵机会。有专家预测，人工智能最终可能取代人类，甚至主宰人类命运。如果让人工智能发展出独立的思想，它将有怎样的欲望和野心？它存在的意义又会是什么呢？后人类时代的人工智能还会不会继续进行科研，探索宇宙奥秘呢？它会像我们一样欣赏艺术吗？它的文化维度又会是怎样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化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的科技，那么中国的人工智能和美国的人工智能有区别吗？如果有，区别在哪里呢？
要回答这些艰深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中国的自然哲学和世界观出发。人工智能的核心是二元逻辑，而中国对此早已十分熟悉。不仅如此，中国哲学家还令人信服地提出，人类所能知晓的事物是有限的。因此我们所能做的，也就是计算概率而已。
中国世界观的起源
中国11世纪自然哲学家周敦颐通过一个简单的示意图概括了中国人的宇宙观。他在《太极图说》中将宇宙描述为二元力量的相互作用，阴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概括了地球乃至整个宇宙。
周敦颐《太极图》
和中国其他自然哲学家一样，周敦颐没有尝试用数学框架来解释自己的模型，因为中国人对西方的科学证明法完全陌生。中国人把不确定性视为给定条件，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宇宙的结构——中国人坚信自然的根本在于相互补充、相互依赖的阴阳两仪。乾坤、正负、男女、盛衰、昼夜、动静，甚至时间与空间，阴阳无处不在。
中国人认为自然的本质在于两极交互，这种概念使中国人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得以脱离泛灵论。在中国人的创世理论中，阴阳从混沌中分离，天地定位，山泽通气，形成了世间万物。这只推动宇宙演化的“看不见的手”，被中国人称为“道”。
中国古人认为，既然自然的根本在于阴阳的对立互补，那么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人生。人要顺应阴阳才能与二元的宇宙融为一体。这种辩证思想构成了《易经》的基础，而这本经典著作则是中国古人理解宇宙的“说明书”。
艺术与科学
对中国人来说，在自然界中勘定阴阳、盈亏、强弱、远近、横竖、虚实，既是科学更是艺术。天下万物，不管是人兽草木，皆在大道之中。阴阳调和成为了中华文明一切发展的指导原则，它体现在建筑、农业、武术、医药、音乐、饮食等方方面面，甚至儒家思想也是“道”的产物。
中国人把阴阳之间的磁性张力称为“气”（古作炁）。哪里有阴阳两仪的对立，哪里就有气。从浩瀚无穷的宇宙到地球上最微小的物质（甚至是“非物质”），都有“气”的存在。这个词有多种含义，因此有多种不同的翻译方式，比如说cosmic breath（宇宙气息）、ether（以太）、spirit（精神），vital force（活力），life energy（生命能量）等等。《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的作者李约瑟借用了量子物理的术语“质能”来翻译“气”。古人云“龙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中华文化最著名的符号“龙”也与气有紧密的关系。
“气”在世俗社会被神圣化，中国艺术家将表现“气”视作自己的使命。13世纪画家牧谿在《叭叭鸟图》中用不同事物的阴阳对立来捕捉“气”，堪称教科书般的例子：白为阴，黑为阳；凹为阴，凸为阳；低为阴，高为阳，阴阳两极在整幅画作中形成张力。用手遮住高处凸起的树枝（即“阳”的部分），只留下下方凹陷的树干（即“阴”的部分），整个构图瞬间就崩塌了，阴阳视觉张力所产生的“气”也就随之消失了。
禅僧法常对日本绘画影响甚巨，其叭叭鸟图尤受推崇
尽管整幅画作是单色的，但这只叭叭鸟却栩栩如生，这是因为作者通过长期观察，捕捉到了它内在的气韵。中国古代书画名家讲究“意在笔先，趣在法外”。正如英国艺术史学家乔治·罗利在《中国画原理》中所解释的那样:“如果艺术家捕捉到了气，其他一切都会水到渠成。但若没捕捉到气，那无论描绘得多么逼真，修饰得多么精美，技法多么高超，天赋多么傲人，都不足以拯救这幅毫无生气的作品。”
宇宙间的张力网
“气”其实是一种前科学时代的电磁概念。现代汉语把电叫作“电气”，中国古人则认为气有三种体现形式。“天气”清阳、“地气”浊阴，它们的升降交会决定了气候和自然灾害，风雨等现象都是天地在自我调整平衡。而“人气”则受天地之气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的身体和精神往往受到月亮盈亏的影响。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天地构成了一张充满张力的巨网。
20世纪的欧洲物理学家认为，中国传统观念的大致方向是正确的。19世纪人类掌握电力，为亚原子科学开辟了道路。此时，量子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等很多科学家意识到，他们在亚原子世界中观察到的现象高度近似古代中国人的自然观。
电子呈现出波粒二象性，它们闪烁不停，既有粒子的动量，又有波的频率。这种二元性与阴阳两仪的相似之处启发了玻尔，他把自己家族的纹章设计成阴阳图案。20世纪70年代，物理学家弗里特乔夫·卡普拉在著作《物理学之道》中借用中国人所说的阴阳来描述量子物理学中的亚原子粒子行为:“阳至而阴，阴至而阳（国语·越语）。”
量子物理学家并不是第一批意识到中国文化现代特质的欧洲人。这一殊荣应该属于德国自然哲学家、数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17世纪末，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代码，这种代码如今广泛应用于现代“数码”计算机中。莱布尼茨是西方科学专业细分化之前最后几位全科大师之一，他长期与驻北京的耶稣会士布维保持书信往来。
布维神父寄给莱布尼茨的六十四卦图表，阿拉伯数字为莱布尼茨添加
莱布尼茨给布维寄去了他关于二进制代码的论文，布维在回信中附了一张六十四卦的图表，并告诉莱布尼茨中国人使用二进制代码已经好多个世纪了，这正是《易经》的基础。莱布尼茨非常激动，他认为二进制代码与中国卦象的相似性恰好证实了其普世意义。他后来又写了第二篇论文，推崇中国人为二进制代码真正的发明者——虽然他们使用的是连续或不连续的线段而非0 或1，但这只是符号差别，本质逻辑是一样的。
真或伪
莱布尼茨因此成为数学逻辑之父，并最终成为数字革命的奠基人。19世纪的英国数学家乔治·布尔在二进制代码基础上发明了一种代数。布尔代数是一个类型代数; 它能帮助数学家对事物、物体或想法等只有真假两种值的“类型”进行数学运算。例如，如果符号x表示一类“白色物体”，符号y表示一类“圆形物体”，那么符号xy则代表既白又圆的物体。
布尔发明了几种基于二元逻辑的数学函数(逻辑与、逻辑或、逻辑非、异或、同或等)，布尔逻辑使我们能够对数字以外的符号进行代数运算，这一发明对20世纪现代数字计算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
我们需要注意到，布尔类型的划分与中国的六十四卦颇为相似。中国古人创造了八种卦形来代表由阴阳变化，每一卦代表着自然界的某些事物或特质。八卦进一步两两组合，便形成了六十四卦。
每个单卦的属性都体现在终的六十四卦上，巽（风）上艮（山）下为渐卦，主循序渐进。想想风对山林生长的影响，这样属性特质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兑（泽）上艮（山）下的咸卦则意味着“互相感应”。
《易经》是一本讲解六十四卦的手册，它为很多原型的深层意义提供了指导，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古人对自然趋势的认识。在我们做出结婚、买房、搬迁等重大决定之前，不妨翻翻这本书，参考一下。随机选择的卦象可以为我们呈现一系列不同的二元选项——由此来衡量利弊、得失、进退等等。
《易经》为我们阐释了六十四卦每一卦象以及卦象中六条线各自的意义。虽然它并不给我们具体的建议，却可以帮助我们在潜意识中搜寻答案。研究超个体心理学的玛丽索尔·冈萨雷斯恰如其分地将《易经》称为心理学计算机。
二元逻辑
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政府任命数学家诺伯特•威纳带领团队研发一种速度和精确度无与伦比的计算机。美军开展破解密码、精确制导，以及其他复杂计算活动，都需要高速运算。威纳的工作最终发展为“控制论”技术。
截至上世纪40年代，大多数计算机还都是模拟计算机。在《控制论》一书中，威纳解释了他选择二进制计算的理由。神经生理学研究表明，当大脑在处理信息时，会以断断续续的微弱电流传输信号。威纳的团队推测，如果大脑以断断续续的方式处理信息，那么电子计算机也可以应用同样的原理。他们认为基于离散数学的二进制机器比模拟系统更加稳定，因为后者依赖于模拟电流强度的变化来处理数字。到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计算机已经采用了二进制架构的设计。
在西方学者中，李约瑟第一个看到了《易经》的二元逻辑与二进制/布尔运算之间的关系。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是这样评述莱布尼茨与中国文明擦出的火花的：
“正如威纳在他的控制论（关于自我调适系统的研究）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它(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代码)被认为是目前最适用于大型计算机的系统。建立在二进制基础上的算法十分便捷，要控制电路或热离子管的开关，只需要用‘开’和‘关’两种状态；因此所涉算法属于布尔代数，布尔类型只有‘是’或‘否’两个选项，即属于或不属于该类型。因此，莱布尼茨不仅发展了二进制算术，同时也是现代数学逻辑的奠基人以及计算机的先驱。我们今后可能会认识到，中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莱布尼茨的代数和数学逻辑，《易经》中的指令体系预示了二进制算术。”
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代码和布尔代数对量子物理学研究贡献巨大。二进制代码和布尔类型对离散数学至关重要，而离散数学则为量子物理学处理不确定性原理提供了工具。海森堡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说，我们不可能同时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因为粒子存在于“概率云”当中。我们能做的是用网格捕捉粒子，以及通过不同的变量，计算出粒子出现在某个网格中的概率。
这又使我们联想到中国古人是如何处理不确定性的。《易经》其实就阐述了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只不过中国人当时还没有发明这个词，《易经》是基于一个正确的假设上的，那就是人类生命本身就在概率云当中展开。因为牛顿物理学的存在，西方反而难以理解这一点。300多年来，牛顿物理学使西方人的世界观逐渐固化，认为宇宙是一个可预测的机器，其运行规则也是可预测的。
反馈原理
控制论是第一个综合性计算理论，它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现代飞机上使用的自动驾驶仪。自动驾驶仪确保飞机在导航器设定的参数范围内从A航行到B。一个使用布尔逻辑的反馈系统能够考虑到飞行途中的所有可能性，如果飞机遇到强烈的侧风，那么机翼上的副翼就会被激活迫使航线修正。控制论依赖于詹姆斯·麦克斯韦提出的反馈原理，他也提出了电磁辐射的经典理论，将电、磁和光看作同一现象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也可以被看作对“气”的科学分类。
从环境控制系统到自动驾驶汽车的导航系统，控制论已经成为无数技术的关键，它还是人工智能的概念框架。第一代人工智能其实就具有自我学习能力的控制系统，通常是为特定领域设计的，例如下棋和控制自动驾驶车辆。
部分人工智能科学家认为，下一代人工智能，即通用人工智能(或称强人工智能)，将具备处理几乎所有人类工作的能力。通用人工智能目前尚无统一定义，但专家说它应该有能力进行推理、使用策略、解决谜题、在不确定环境中做出判断、运用知识、计划、学习、用自然语言进行交流，以及综合运用上述技能实现普通目标。
通用人工智能的技能树包括了许多人类的能力，那么文化差异将在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社交和情商并不总合乎数学逻辑，而且文化将起到很大的塑造作用。中国的通用人工智能将与美国或欧洲不同。讲面子、非言语沟通、避免对抗以及用沉默表达意思等，都是中国文化里非常重要的元素，早已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尽管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走向现代化，但并没有“西方化”，就本质而言，中国依然是一个儒家和集体主义的社会，强调以忠孝节义来规范行为和道德。除此之外，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儒道结合，道家理念根植于古老的泛灵论，认为宇宙万物相互关联，并努力寻求阴阳平衡以顺应自然。
谦卑的人工智能
如果透过历史能看到未来，那么中国将对人工智能抱以务实的态度。人工智能再重要，但终究只是一种工具。推动人工智能革命的各种“部件”，包括物联网在内，都出自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中国企业不会进行存在主义的探讨，而将专注于在自动驾驶和医疗等特定领域开展实践应用。基于中国庞大的规模经济效应，这些系统经过中国的测试将向全球推广并形成标准。届时，中国不但是世界最大的硬件生产国，而且拥有超过10亿用户的海量数据，这种力量是不可想象的。
通用人工智能会不会是人类最后掌握的技术？拥有高级智能的机器人会不会接管人类命运？中国人不太会去考虑这样的问题。当被问及机器人未来能否控制人类时，一名中国企业家答道：智力来自大脑，但智慧和爱来自内心。对中国人(以及吸收中国文化并保留泛灵论根源的日本人)来说，开发任何类型的机器人，本质其实都是调和精神与物质。
像智慧与爱情这样的人类特性可以模拟，但无法在非生物系统中复制。人类的大脑不仅仅是个基于二进制或布尔逻辑的运算机器，它被嵌入了一个涵盖器官、组织、血液、新陈代谢和感觉运动等多重功能的生物系统，其中既有模拟又有二元逻辑程序。人体生物系统是自然和宇宙能量场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考虑量子物理世界——再加上中国人对天地人三气交互的认识——那么显然人类大脑不是一个有复位按钮的机器，它应被视为一个动态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事物。复制整个“系统”将是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浩大工程，通用人工智能机器人如果达到这种程度，也就不会试图控制人类了。相反，它们每天清晨都会向人类主人鞠躬致敬，向造物主显示谦卑和尊敬。
（观察者网吴迪译自《亚洲时报在线》，本文为《数码巨龙：涅槃必经的大道之国》一书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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