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雅克：让我们共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翻译/观察者网青年观察者张成】在那个重大历史事件频发的年代，几乎没人预见到中国会开启改革进程。很少有人（事实上可能根本没有人）意识到，1978年将载入人类史册并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年份之一。

我们不应对此感到意外。当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二十分之一，人均GDP与赞比亚相仿，低于亚洲平均水平的一半，也低于非洲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当时，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十分有限，甚至在东亚的影响力也很小。

尽管从1960年至1978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略高于5%，但这个数字与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相比仍然较低。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要么遗忘了中国，要么故意无视了这个国家，而且通常遗忘也是由于无视的缘故。即便在中国，当时也鲜有人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正处于变革前夜。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时候，中国在世界上处于十分孤立的状态。发生在1966年至1976年期间的“文化大革命”余波尚存，领导层内观点并不统一，邓小平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成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人。虽然1949年后中国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就，但在当时看起来，中国的未来似乎并不太妙。

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访问教授马丁·雅克1月20日在英文媒体《中国日报》刊发文章：《让我们共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几乎每个人的预见都错了。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从19世纪末开始并贯穿整个20世纪的世界历史，在人们一般的观念中其中几个最为重要事件是：1870年到1914年之间的美国崛起、俄国十月革命、二战后殖民体系的崩溃、柏林墙的倒塌以及苏联的解体。

如果说不比上述事件历史意义更加重大的话，中国从1978年延续至今的改革，其历史意义在世界历史上也足可以与上述事件相媲美。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其规模比1870年到1914年之间美国的变革规模还要宏大。十月革命尽管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最终却失败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的改革不仅成功改变了中国，而且也改变了整个世界。

如果说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使人们没有注意到中国1960年到1978年之间所取得的经济成就，那么1978年之后两者的角色就互换了。从1978年至今，中国经济增速高于所有邻国。直到2014年，中国的GDP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以现价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从155美元增长了49倍，达到7590美元，超过7亿中国人在这一过程中脱贫。从1990年至2005年，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度超过四分之三。从1978年起，中国的GDP超过了诸多国家，其中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而且差距仍在逐渐缩小。

不过，经济数字本身并不能体现中国成就的历史重要性和历史创新性（the historical magnitude and novelty）。从18世纪末和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世界经济一直被发达的西方国家和日本主导。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不同，日本的工业化从19世纪就开始起步了。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都曾沦为西方国家和日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打破上述西方-日本历史性霸权并成为全球两大强国之一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仅改变了自身和世界，还把这个世界带离了200多年来人类历史发展的旧轨道。

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而若没有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没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一系列改革就无从谈起。中国的改革促成了当代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转型，甚至也堪称是迄今全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转型。

即便如此，如果西方的确有人记得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话，他们的纪念也将会是十分敷衍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通常不会得到外界像对中国政治或军事发展那样的关注。不过，西方的确已经感受到了中国经济转型所带来的挑战。

西方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解读普遍是负面的，长期以来都在预言中国经济发展难以持续，最终必将崩溃。这并不令人意外，正如我们每个人所看到的，在世界体系重构的背景下，中国的崛起已经削弱了西方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使得西方很难有理由为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进行庆祝。

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和重要性在西方被低估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场改革与其政治根基的关系（也就是与社会主义传统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邓小平理论及其方法论的创新性在西方并未获得应有的承认。西方长期以来出于政治原因贬低中国的改革，但在另一方面，西方仍有许多左翼人士认为，中国的改革在新自由主义日益得势的时代里意味着一种右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甚至将之视为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叛。西方左翼的这种观点是粗浅而且过于简单化的（crude and simplistic）。事实上，邓小平早已准备好对那些长期以来从未受到过质疑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想当然的观念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已经看到，那些关于社会主义的想当然的观念并不具有牢固的现实基础。

在邓小平之前，共产主义运动的参与者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左翼人士都认同两个基本观点：第一，社会主义意味着中央计划经济以及公有制在经济中的主体地位（the public ownership of most of the economy）；第二，“一国社会主义论”（socialism in one country）发端自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此后来自苏联的这种社会主义理论在更广大的范围内获得了影响力，此基本观点还包括一个前提，即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存在中间地带。

邓小平对上述两个基本观点都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市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他还认为，中国必须成为包括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相互依存的世界的一部分，而不应将自己限制在封闭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

“一国社会主义论”出现在上世纪20年代的苏联，在那之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令人等待已久的革命都失败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得不转为守势。邓小平之所以会认同各国间相互依存的观念，是基于对资本主义阵营在1945年后发展活力强于社会主义阵营这一事实的认可，他认为中国不应惧怕拓展国际视野，而应与资本主义国家在更加广阔的世界舞台上展开竞争。

邓小平是个十分有魄力的人，他的改革步子迈得很大。他意识到旧的思维方式已经不再适用：用毛主席长期以来广为引用的话说，“实事求是”是非常必要的。他没有将自己束缚在旧有的意识形态框架之内，而是超越了那些教条，决意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邓小平的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开始更加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这大大促进了思想的解放。而此前基于“历史必然性”的思想意识导致思维僵化、机械、封闭而不能与时俱进。

在过去40年里，邓小平启发的思想革命所释放的活力成为了中国社会最持久、最基本的特征。或者可以这样说，当苏联仍然囿于教条思维，变得日益封闭僵化的时候，中国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不但开始在国内搞活，同时也向全世界打开了大门。尽管苏联在世界面前越来越怯懦、心态越来越充满防御性，中国却在世界面前展现出了愈发强大的自信。

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左翼力量可以在很多方面向中国学习：中国视野广阔、极具理论抱负和理论勇气，中国不但愿意向任何国家、任何人虚心学习，而且十分强调“行胜于言”。

改革开放40周年不仅是中国庆祝的时刻，也是全世界反思的良好契机。这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青年观察者张成译自1月20日英文媒体《中国日报》，观察者网马力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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