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中梵关系正常化这事，梵蒂冈这次是真着急了-原泉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原泉】

这两天，两条中国与梵蒂冈关系的“大新闻”，吸引了笔者的注意：据观察者网1月24日报道，在牵动中梵的主教任命问题上，梵蒂冈做出让步，已派代表团赴中国，要求两位被其认可的主教，让位给中方认可的主教；观察者网2月2日报道，面对这一变化，台湾当局拟于2月3日派遣5名“立法委员”访问梵蒂冈，企图保全早已风雨飘摇的台梵“邦交”。

笔者早在一年半以前，就在“半死不活的台梵关系还需要续命吗”一文中提到，台梵“邦交”早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梵蒂冈单方面降低对台“外交级别”之后便长期处于“半死不活”的半瘫痪状态。但由于中梵关系的复杂性远超一般人想象，所以虽然屡屡传出梵蒂冈要同台湾当局“断交”的传闻，但这种隔一阵一发作的“月经”新闻对于台湾当局来说更像是“狼来了”。

然而这次，面对梵蒂冈对华政策的新变化，台当局急匆匆地派遣5名“立法委员”访问梵蒂冈，似乎是嗅到了“狼真的来了”的气息。为此笔者看了一下观网的第一篇新闻，才发现台湾当局觉得“狼真的要来了”原来还真是有道理的。

“劝说”地下主教让位，梵蒂冈这次是真着急了

据天主教的“亚洲新闻”的报道，梵蒂冈日前派遣代表团赴中国，“劝说”汕头教区地下主教庄建坚“退休”，继而让位给2011年通过自选自圣产生的汕头教区合法主教黄炳章，“劝说”闽东教区地下主教郭希锦服从合法主教詹思禄的领导，成为詹思禄主教的助理主教。

作为中梵关系的研究者，看着这些熟悉的名字，笔者知道，梵蒂冈这次真的是做出了实质性的让步。因为即将取代地下主教的两位合法主教，正是近二十年中梵外交斗争当中涉及的焦点人物，而围绕这两位主教的斗争和博弈的激烈程度，在某些方面连之前笔者提到的同教廷“结下梁子”的四位爱国主教都难以相比。

黄炳章主教，圣名若瑟，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委员，广东省青联副主席，汕头市政协常委，汕头市慈善总会副会长，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主席，广东省天主教爱国会主席、教务委员会副主席。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黄炳章（图片来源：国际在线）

黄炳章年富力强，长期坚持爱国爱教原则，热心公益慈善事业，在当地教友和群众当中颇有威望。2011年，经过教友推选，晋牧为汕头教区主教。然而，为了在中国教会当中树立绝对权威，夺取对中国教会的控制权，罗马教廷无视中国教会的正当权利和当地广大教友的心声，仍然坚持只承认时年81岁，早已超过履职年限（天主教规定主教75岁以上应当退休）的汕头教区地下主教庄建坚为汕头教区主教。

在黄炳章无惧教廷“不承认其身份”，要求其“拒绝接受任命”的警告坚持履行职责之后，教廷对黄炳章处以“自科绝罚”（自动开除教籍）的处分，教廷内部反华势力对黄炳章主教“裂教”的指责不绝于耳。而在教廷内部反华势力和地下教会的煽动鼓噪下，各地部分不明真相的天主教徒在沈阳非法聚集，使本计划主持黄炳章主教祝圣典礼的辽宁教区主教裴军民面对各种压力未能成行，酿成了严重的政治事件，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中梵关系正常化进程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消极影响。

詹思禄主教，圣名味增爵，是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政协委员，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主席，牧灵与福传委员会主任。福建的天主教会历史上是多明我会——曾经长期执掌宗教裁判所的天主教内顽固势力在华的主要“势力范围”，因此福建的地下教会势力比较猖獗，合法爱国教会的发展比较薄弱。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主席詹思禄

即使在这样艰苦的外部环境之下，詹思禄主教自2005年接替张实之主教成为闽东教区主教之后，仍一直坚持高举爱国爱教的旗帜，致力于中国特色天主教神学理论建设和地上地下教会的团结和解，努力使教会的活动同社会主义社会、同国家的政策法规相适应，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他的努力工作大大改变了福建省天主教会的面貌，也触动了教廷内反华势力和地下教会的利益。因此，长期以来，受教廷内反华势力操纵的媒体一直不断地对詹主教进行污名化，将其渲染为“野心勃勃”，“不顾一切与所有人对立的主教”。在教廷反华势力的眼里，敢于坚持原则，不屈服于外界压力的詹主教早已被打入“顽固不化”的另册之中。

虽然在此之前，梵蒂冈认可了大部分自选自圣的合法主教，并就认可所有合法主教的问题上与中方多次进行谈判和磋商，但此次梵蒂冈方面派员“劝说”地下主教“让位”于合法主教，还是头一遭。相对于之前梵方就主教任命问题给予中方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顺水人情”而言，梵方此次出面“劝说”地下主教向合法主教“让位”，可以称得上是梵蒂冈为中梵关系正常化做出的第一个实质性的让步。而鉴于这次事件所涉及的当事人的身份，梵蒂冈的这一举动等于抽了自己以前反华政策的嘴巴，因此这个让步的意义更加不同寻常。

如此重大的退让，一方面反映出在中梵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双方的攻守之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方开始掌握中梵关系正常化进程的主动权，另一方面则反映出梵方的立场出现重大松动，为实现中梵关系正常化不得不改变之前的顽固的反华政策，寻求向中方妥协。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提到过，中梵关系正常化，时间在中国一边，该着急的是梵蒂冈而不是中国。而此次梵方的重大让步再一次佐证了笔者的观点，看得出来，这一次，梵蒂冈是真的着急了。

反华势力、地下教会、台湾当局，难逃弃子的命运

梵蒂冈在做出这一让步后，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的表现可谓云淡风轻，但是这一让步在教廷内反华势力、地下教会和台湾当局那里却是惹得一片哀嚎。显然，他们没有料到报应来得如此之快，对梵蒂冈当局的这一决定显得有些措手不及。

据法国广播公司报道，当汕头地下主教庄建坚得知教廷要求他辞职的决定后“感到被出卖”，“心里十分难过”，同时表示“拒绝对方（教廷代表）的所有要求”，更无中生有地指责教廷的代表“是有人冒充的”，其震惊、失落之情溢于言表。

而据观察者网、亚洲新闻等媒体报道，香港的那位长期“退而不休”，一贯标榜忠于教廷的陈日君主教在此次事件之后居然公然跟教廷撕破脸，指责梵蒂冈“出卖”中国大陆天主教会，并准备亲自动身前往罗马，劝说教廷“悬崖勒马”，搞“洋上访”。

香港的陈日君主教（图片来源：网络）

据各方综合信息，长期以来宣称台梵“邦交”“尽在掌握”的台湾当局，也嗅到了自己要被抛弃的气味，急急忙忙派5名“立法委员”前往罗马，乞求获得与教皇见面的机会，奴颜婢膝，丑态百出。

当然，面对中梵关系的改善，反华势力、地下教会、台湾当局的拙劣表演实际上不难理解。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飞速提高和中国同梵蒂冈的关系不断改善，曾经猖獗一时，严重阻碍中梵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教廷内部反华势力，地下教会和台湾当局面临被边缘化的窘境。不过，虽然这三股逆流的下场是可以遇见的，但是他们并不甘心自己被边缘化的命运，一有机会，就给自己“加戏”，企图挽回自己那本已少得可怜的存在感，阻挠中国和梵蒂冈的和解之路，有时甚至不惜让梵蒂冈方面难堪。

2016年9月，河北省地下教会的一董姓神父在没有经过中国官方和梵蒂冈方面的任何认可的情况下自封为“主教”，并以“主教”的身份发布宗教命令，其如此不受控制的举动大大出乎梵蒂冈当局的预料，使得梵蒂冈方面对其进行谴责，这种谴责对于地下教会而言是极其罕见的。

2016年12月，中国天主教第九次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为了向中国政府示好，梵蒂冈方面一改以往对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的消极态度，表态宣称不反对梵蒂冈承认的主教参加这次会议。但不甘寂寞的陈日君随后便发表谈话谴责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然而内容却还是什么“受政府控制”，“违背耶稣基督精神”这种毫无新意的陈词滥调，使得中国和梵蒂冈双方都对他感到很不愉快。

至于台湾当局在梵蒂冈于20世纪70年代单方面降低对其“外交级别”之后热脸贴冷屁股的“黑历史”更是毋需多言，而随着中梵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推进，台湾当局在向梵蒂冈献媚讨好方面可谓越发越没有下限，甚至不惜为此出卖全中国人民的尊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梵蒂冈对华改善关系的意愿不断加强，台湾当局每一次献媚讨好活动都会招致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不满，因此面对台湾当局的每次献媚讨好，梵蒂冈实际上处于一种“骑虎难下”的状态，对于急于改善中梵关系的梵蒂冈来说可谓“哑巴吃黄莲，有苦难言”。

在目前这种状态下，这三股势力越是给自己“加戏”，越是违背梵蒂冈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意图，这三股势力对梵蒂冈而言便越没有利用价值。而他们给自己不断“加戏”，反而显得自己越来越不受梵蒂冈的控制，使得自己由梵蒂冈同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沦落为梵蒂冈企图实现其改善对华关系的“累赘”，使得梵蒂冈为了实现自己改善对华关系的目标而不得不进一步抛弃他们。

总而言之，这三股势力已然难逃自己称为梵蒂冈“弃子”的命运，而他们现在跳得越高，他们离被彻底抛弃和走向覆灭的下场就只会越近。

警惕梵蒂冈“以退为进”的策略

应当承认，梵蒂冈此次“劝说”地下教会领袖向政府妥协，确实表明中梵关系正常化进程出现了有利于我方的质变，对于我方处理中国天主教会的历史遗留问题确实有所助益。但是这一举动相对于庞大的地下教会和顽固的反华势力而言，意义仍然是十分有限的。

更重要的是，梵蒂冈的退让当中还隐含着“以退为进”的策略：目前中国大陆境内仍有40多个教区没有合法主教履职，而这其中有30多个教区的主教职位由地下教会把持，而自涂世华主教于2017年年初去世之后，合法教会内仅有7位主教（马英林，郭金才，岳福生，雷世银，刘新红，詹思禄，黄炳章），他们没有得到梵蒂冈的承认。用承认7位合法主教的地位换30位非法主教的合法化对于梵蒂冈来说显然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而通过庄建坚、陈日君等人的顽固立场和台湾当局的蠢蠢欲动可以看出，如果无条件地合法化地下主教将对于我国的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天主教的健康发展产生多么巨大的隐患。

福州泛船浦天主堂，又名圣多明我主教座堂，位于福州市仓山区泛船浦菖蒲墩，面对闽江，是福建省规模最大的天主教堂，1864年，由来华的西班牙多明我会创建。（图片来源见水印）

更何况，2016年教廷关于承认马英林、郭金才、岳福生的主教身份的承诺至今都没有落实，因此不排除梵蒂冈方面在政策上“杀回马枪”，而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教训也比较深刻，非常值得我们警惕。

总而言之， 这次梵蒂冈方面主动“劝说”地下主教让位，的确反映了中梵博弈当中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梵蒂冈方面改善中梵关系的急切心情。但是，越是在我们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我们越不能大意，越是在梵方着急的情况下，我们越要保持冷静。在中梵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我们应当学习毛主席“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政治外交智慧，牢牢把握节奏，坚决掌握主动权不放松，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教会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发展和中梵关系真正意义上的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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