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未来五年美国为什么不是中国的威胁？——兼与郑若麟先生商榷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近日，郑若麟先生发表长篇宏文《未来五年，东西方冲突将以美国模式还是中国模式发生？》，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交流中，我提出一些个人看法，他鼓励写成文章一起争鸣，让这个话题引起更多人的思考。于是我也就在此冒昧了。
郑若麟先生长文约一万字，共有四个部分：一、西方从未中断对冲突的舆论动员。二、应建立未来五年中国与西方冲突的研究专题。三、四大力量板块与三大冲突。四、未来五年来自美国的挑衅。
前三部分我都完全赞同，有分歧的是第四部分。或者说我的观点恰恰相反，未来五年美国不会是中国的威胁。或者确切的说，美国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美国给中国送来了战略机遇期
首先，从个人因素来讲，以高龄入主白宫的特朗普是一个政治素人，没有从政经验，学习能力和改变也受限。过去一年的执政已经再次说明这个问题。他是一个优秀的商人，但却不是一个称职的国家领导人。
从内政的角度，他上台以后，美国政治更加对立。媒体对他一边倒的抨击，甚至都到了多次出现假新闻的地步。民主党更是抓住“通俄门”不放，穷追猛打。不同立场的民众更上演全武行。身为总统他不但不为冲突降温，反而继续火上浇油，甚至还曾在推特上转发了三条由一个英国极右组织发布的煽动性视频。所以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执政党同时掌控上下国会两院的情况下出现政府关门，这并不令人意外。
从外交来看，一是他主动毫无利益交换地放弃许多过去美国针对中国的牌：价值观、退出TPP。如果此前美国政府对颜色革命还颇有兴趣和大举投入的话，特朗普时代则完全废掉了。
二是他以美国优先为由，反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要求其他盟国负起更大的国防等责任，从而与欧洲盟国关系严重倒退，却令中国的全球地位迅速上升。现在，中国不仅在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上继续居于优势地位，就是在过去一直处于配角的中美欧大三角也一跃居上。
三是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禁止多个伊斯兰国家民众进入，将极大恶化与伊斯兰教世界的关系，也令中东陷入新的冲突期。除非未来美国改弦易辙，否则这个冲突只会愈演愈烈。
四是和反恐有关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对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战争仍将持续，美国脱身很难。
五是普京很可能于今年3月再次赢得任期为六年的选举。只要普京在任一天，他和整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都无法改善，俄美对抗而不得不拉拢中国的格局不会改变。
六是朝鲜在实质拥有核武器后，金正恩政权将长期化，朝鲜核危机也将长期化。除非美国改变策略：承认朝鲜核国家地位，从废核改为限核，双方关系正常化。但从目前看，这种可能性极小。目前特朗普的策略是以贸易换取中国在朝鲜问题的合作，而不是以朝鲜核问题为突破口向中国发难。
另外伊朗核问题也正处于不确定状态，2017年10月特朗普拒绝向国会证实伊朗遵守伊核协议，下一步就有可能退出该协议，这将成为未来新的冲突热点。
简而言之，今天的美国不但主动放弃能够遏制中国的牌，而且还得罪了要想遏制中国所必须依靠的长期盟国，同时还四处烽火，各方树敌。由于美国主动的退出和任性短视的挑衅，令中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大幅上升。应该说，特朗普时代确实是中国没有想到而又渴望的战略机遇期。
这个机遇期对中国的统一也是一样。特朗普奉行美国利益优先，愿意进行交易。他不可能为了台湾而付出任何代价，相反倒很愿意利用台湾谋取美国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既有可能卖给台湾更多的武器，也有可能和大陆达成交易，促成台湾和平统一。
如果未来特朗普连任，这个机遇期将接近十年。如果特朗普只做一任，而且新的总统完全不认同特朗普的治国方向，那么这位新总统至少两年内的首要任务是重新收拾山河：修补特朗普这四年对美国和世界的伤害。这个机遇期也同样会超过五年。
美国政治权力臣服于资本
其次，从制度层面讲，今天的美国也不会和中国全面对抗。
一是由于制度原因，双方对冲突的承受力不同。虽然中国经济总体上仍弱于美国，而且中国对美国拥有巨大顺差，发生贸易战中国的损失或许会大于美国。但由于制度差异，中国承受力却远高于美国。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中心”的民本制国家，衡量政府的合法性标准是绩效、结果而不是权力产生的形式。绩效往往需要一个过程，而不是取决于一时一地。另外中国向来崇尚集体主义，多认为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所以当美国引发贸易战时，多数民众会站在政府一边。即使有少数不满的群体，由于中国是绩效合法性，他们也难以有效挑战和反对。
由于中国只有一个政治中心，也不会有不同政治力量造成的分裂或者为反对而反对。
而美国多个政治力量的民主制强调的是形式合法性，一旦民众不满，会较快通过选票体现出来。既可以针对总统，也可以针对议员。而且他们还会通过各种政治抗议活动施加压力。在三权分立的情况下，议员又是来自各个地方，为了他们个人利益，利用制度安排所赋与的权力封杀总统的决定是很自然的事情。
美国这一制度特点，中国认识的相当深刻。比如最近美国对太阳能板和洗衣机发起反倾销调查，虽然这并非仅针对中国一国，但中国立即回应对自美国进口的高粱展开反补贴反倾销调查。之所以选择高梁，并不仅仅因为中国是美国第一大高粱进口国，而是美国最大的高粱生产州为堪萨斯、德克萨斯和科罗拉多，这些州投票选举特朗普的选民最多，将直接产生最大的经济和政治效应。
至于反对党早已从早期“忠诚的反对党”演变为“为反对而反对”。冷战后国会达成一致的情况也就是对外的反恐战争。2017年特朗普最大的政绩税改法案，反对党民主党全体一致投了反对票。所以，假如中美发生贸易战或者其他冲突，反对党一定会借机发难，想尽一切办法反对。
应该说从美国以及许多地方包括我国台湾的政治实践都说明了一点，西方这套制度设计违反人性。在野党要想执政的前提条件是执政党表现的差。这除了取决于执政党的能力大小之外，还取决于在野党的阻挠甚至破坏。那种以为通过在野党监督进而达到令执政党表现更好的设计是违反自利人性的。事实证明也是不可行的。比如国民党执政时和两岸达成的服贸协定。台湾服务业的水平和竞争能力领先于大陆，大陆出于促进两岸统一的需要也是尽量让利，这一协定对台湾有利无弊。结果民进党却在“立法院”全力阻挡，甚至采用暴力手段、利用非法占领“立法院”的学运，最终令服贸协定被废掉。可是民进党一上台，就宣布过去国民党时期通过的两岸协定完全接受和遵守。
再者美国文化是个人主义的，个人利益至上，在大部分情况下，不会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事实上西方民主之所以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这也是根源之一：民众享有一人一票所获得的权力，却没有承担相对应的责任。英国公投脱欧，许多民众根本不了解退欧后的后果，甚至有很多人都不了解欧盟就投了票。
第二，中国的民本制成功应对了来自资本和大众的挑战。资本力量再强大，也无法掌控政治权力。所以中美发生贸易战，受到损失的资本和财团也只能承受，而无法向政治施压。
这一制度特点在今天全球化时代极为重要。因为资本已经去主权化了，台湾著名企业家郭台铭就公开声称商人没有祖国。脸书的联合创始人爱德华多·萨维林（Eduardo Saverin）竟然仅仅为了避税（资本利得税）就放弃美国国籍而入籍新加坡。如果政治权力成为资本的附庸，就成为资本在全球谋取利益的工具，牺牲的必然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可以说在全球化时代，真正能够捍卫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只有政治权力。
但美国一人一票的制度设计却令政治权力臣服于资本——要赢得选举就必须有巨量政治献金的支持。至于今天特朗普时代，资本更走向政治权力第一线。所以，如果中美发生贸易战，自然要引发全球经济特别是金融动荡。被称为真正的美国政府、强大的华尔街第一个不同意，其他跨国集团如波音、微软、苹果、沃尔玛等世界五百强也会立即跳出来反对。
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是这些巨头们影响甚至决定了美国政府不得不给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以他们的强大游说能力，有哪个政客敢于抗衡？那么今天，同样身为财团之一的特朗普家族，要想自身利益不受损失，唯一的办法也是不能和中国发生贸易战。
二是由于制度原因，负责决策的政务官也不会选择和中国对抗。
美国的公务员体系分为负责决策的政务官和负责执行的事务官。事务官和中国的公务员体系一样：需要考试、只要不犯法和出现重大失误都是终身制。政务官则是随政党进退：自己政党胜选，就入职，败选就离任。
这种制度导致任何一个政务官——除非离任就到退休的年龄以外，在上任的时候就要考虑四年或八年后的退路。而且由于政务官更换频繁，许多政务官任职也就只有一年或两年。这不妨参看一下过去的一年特朗普更换过多少阁员。小布什政府唯一任满八年的是劳工部长赵小兰。
政务官的去处一般有四个：大公司、智库（包括自己创立智库）、游说单位和外国公司。
这里的数据非常多，仅举几例。以美国第111-113届国会离任成员任职去向为例，根据CRP（“旋转门”数据库）数据统计，离任的国会议员中有超过30%的人会选择加入游说公司，超过15%的人会充当私营部门在华盛顿的游说代理人，约20%的人会去私营部门担任顾问。
福莱塔（Freitag）研究发现，从1897年到1973年美国政府中与公司有联系的公职人员占比高达76%。在政府部门高层领导中存在大量曾在公司和银行担任过高管的官员。
事实上，收留和任用退任官员已经成为企业影响甚至控制政府决策的手段。
这里需要说一下最高领导人。美国总统有优厚的退休金保障，但从实际来看，这些收入仍然难以满足他们的开支。当然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比如克林顿是因为打官司而欠下1100万美元，负债累累。
而他们创收的方式一般是出书和外出演讲。尤其是演讲。还是以克林顿为例，2001年，克林顿的演讲收入是920万美元，2002年，他的演讲收入为950万美元，2005年的演讲费收入为近750万美元。于是许多国家为了利用他的影响，就以演讲为名邀请他，并给予巨额出场费。他退休后曾到中国发表演讲，每次都收获颇丰——2003剑南春集团就花了40万美元邀请他。他甚至出席在海外和中国有关的话题演讲也是日进斗金。比如由澳大利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办的“2002年全球反独促统大会”，就以30万美元的价码邀请克林顿出席。当然拿人手短，吃人嘴软，自然少不了配合邀请方的需要。
特朗普夫妇和他们的豪宅
类似的还有同属西方的欧洲。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卸任后去了俄罗斯，担任俄德天然气输送管道公司监事会主席。法国前总统萨科奇在第二次出马竞选失败后，仕途无望的他以独立董事的身份加入了全球旅馆业巨头雅高集团（已在中国开展业务超过30年，和中国联合开的酒店超过2000家）。
无论这些政务官去的跨国企业、需要企业资金支持的智库、游说单位以及国外，大都和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他们在制定决策的过程中，在不得不考虑自己后路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会和中国对抗呢？
更何况今天中国实力更远远超过克林顿时期，对这些政务官的影响和吸引力更是巨大，更是无法得罪。
至于特朗普，他有家族企业，年龄也超过七十，他自然不会考虑退休后的去处，但他要考虑的问题更大：家族企业的发展和家族政治势力的延续。如果他和中国翻了脸，这两方面都会受到巨大损失。所以，尽管组阁时他延揽不少对华敌视的人，但他们迅速就失去了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班农。
中国的挑战在内而不是在外
最后要说的是，美国诞生于农业文明时代的制度已经严重退化，形成了政治学者福山所称的“否决体制”，成为美国政治衰败的主要原因。共和与民主两大党在价值观等多个领域上已经没有共识，政党竞争极端化导致无法妥协。政治僵局成为常态。1月20日，特朗普执政一周年的纪念日，双方由于移民问题无法妥协，令2018预算案无法通过，从而联邦政府再一次关门。这已是本世纪第四次关门了。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现在居然在这样的问题上都没有共识，双方斗争到摊牌“三输”（两大党和国家）的地步，由此可见美国政治体制失能失效到什么程度。这样的体制怎么还能和已经如此强大的中国对抗？美国国防报告刚进行战略调整，要把俄罗斯和中国视为头号威胁，这边政府就停摆，以致于国防部长马蒂斯这样说：“国会多年来难以通过预算，其对美军造成的损害超过任何其他敌人。”
当然，正如我以前在多篇文章分析过的，西方和美国这个制度既无法选出优秀的领导人，也无法避免民粹主义人物上台。这怎么能和总是可以选出优秀称职的领导集体的中国进行竞争呢？
所以，未来五年乃至更长的时间，美国都不会对中国进行实质意义的挑衅。经济上的摩擦会有——这在任何国家之间都是正常的，特朗普就一直用远比对中国更为严厉的言词指责德国操纵欧元剥削美国，而且这种冲突还有世贸组织等裁决机构，美国并不能任意所为。
那么五年或更长的时间来看，东西方会如何？我个人的看法是五年后，西方两大危机将全面激化，而不得不与中国一起携手应对。一是由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自动化导致中产阶级进一步大幅萎缩，民粹主义将成为主流，直接威胁到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二是根据人口变化，欧洲全面伊斯兰化将迅速成为现实。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圈英美加澳将不得不独自撑起西方文明的衣钵。在这种情况下，和中国合作应对危机是唯一选择。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最大的历史价值就在于令美国错过最后一个遏制中国的历史机会。
如果作一个结论，应该说未来中国的挑战并不在外部。对于大国而言，外部因素并不能决定其沉浮，内政才是第一位的。苏联之所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垮掉，是因为它自己已经无法持续。不管西方多么妖魔化斯大林，但就在他这个时期，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倒移民：很多美国人为了摆脱当时的经济大危机而奔向苏联。
简单说来，中国的内部挑战包括经济转型、国有企业改革、债务和金融风险、官僚体系在新形势下的惰政、贫富差距、人口老化、社保体系维系与提升、环境治理以及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个个都十分艰巨。但是只要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任何外部挑战都不足为惧。从大势上看，今天中国仍然继续崛起，西方依然继续衰落，根源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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