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咨文“首秀”背后：“温和化”的特朗普和他的务实小圈子-陈晨晨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晨晨】

刚刚完成执政首年之旅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了任期内首个国情咨文演说。其间有多个“感性”时刻，特朗普向到场的美国英雄们致敬，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借此强调美国的独特性，强调坚守“美国优先”战略的必要性。“每一场考验都会造就新的美国英雄，提醒我们 ‘我们是谁’，告诉我们’我们能做到什么’。”

与竞选乃至上任之初的特朗普式演说相比，国情咨文中的特朗普被视为那些共和党的前任总统们越发接近。对于贸易保护主义，他只字未提；在移民问题上，他首先强调对180万自幼跟随父母来到美国的非法移民敞开大门；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上，他呼吁两党消弥分歧，推进“公平的妥协”，重新塑造美国的实力与自信。

换句话说，在实际施政步骤中，特朗普渐渐弃绝曾经的浅白表达与情绪宣泄，在首篇国情咨文中，那些颠覆性的执政目标悄然隐匿。在2017年以前的任何一场演讲中，以激进政策击碎“华尔街－华盛顿轴心”、击碎建制派传统，曾是特朗普的一贯主题。而在他上任后，他与历任总统有一点首先是相通的：曾以口惠获得的总统职位，在登台后即刻将他丢入现实之中。

从宏观层面来说，特朗普所面对的终极现实是美国在今时今日全球局势中的处境与束缚。而在微观层面上，特朗普所面对的现实，首先是他执政小圈子的动荡不定、人事更叠。一年以前的特朗普，为他带入白宫的亿万富豪社交圈坚定辩护，这位在美国政治史中第一个以商人身份直接坐进椭圆形办公室的总统，坚持自己从商界带来的沟通方式与颠覆思维，他亲手组建的政府是他对抗传统政治的一种方式。他要与他亲手任命的同僚一起，发动一场颠覆政治的“叛逆”。一年来他麾下的人马杂沓、博弈混战将他的政治掣肘和盘托出。

务实的商业精英们

在美国政治史中，总统个人决策小圈子向来是传统官僚决策机制的重要补充。总统的个人核心决策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具体政策的制定出台，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甚至主导美国政府的内外政策。以零从政经验商业精英身份入主白宫的特朗普，对个人决策小圈子尤为倚重。与传统决策历史几乎全然割裂的他，对美国传统官僚机器本能疏离排斥，高度倚赖个人小圈子是他执政初期政治决策的重要特征。

在特朗普的个人决策小圈子中，商业精英派占据重要位置。从他竞选起，他的商业伙伴与金主就以顾问角色为他出谋划策。特朗普上任后，将其中有意参与政府事务的商界同类人带入白宫小圈子。这些商业精英派成员既包括进入内阁高位的旧相识，如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和财政部长史蒂芬·姆努钦，还包括特朗普牵头成立的总统顾问委员会成员，即制造业委员会、战略与政策论坛和基建委员会。

1956年，美国政治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中写道，二战后美国经济、政治、军事三大领域权力集中，三大领域的精英相互渗透结合，例如公司富豪与政治精英之间的“旋转门”，被视为商业与政治的“连锁”。如果我们将特朗普的上台视为将商业与政治推向一种“极致连锁”，那么观察他带入白宫的商业精英网络，无疑是观察特朗普政府政治政策倾向的极为有趣的渠道。

在过去一年多的研究中，我与我的同事们从财富视角切入，观察特朗普本人、他的首批内阁、以及他带入白宫的总统顾问中的商业精英网络，梳理他们的财富背景、财富结构、财富积累史中的财富行为与观察特征，以及潜在的政治政策倾向，撰写了一系列研究报告——《特朗普财产评估报告》、《特朗普内阁的财富背景与政治政策倾向》、《特朗普决策小圈子的财富背景与决策特征》。

在这些研究中，十分有趣的一件事是，如今居于美国内核的商业精英们，他们的财富积累过程、从业经历以及其背后的利益网络，早已塑造了他们根深蒂固的政策倾向：作为美国经济金融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他们并不真正认同特朗普竞选时宣称的加强金融监管、振兴传统制造业、反对全球化、提倡贸易保护主义等政策主张。

这些人包括特朗普现任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现任财长史蒂芬·姆努钦（Steven Mnuchin），也包括特朗普上任之初任命筹备基建委员会的亿万富豪地产商理查德·莱弗拉克（Richard LeFrak）和史蒂芬·罗思（Steven Roth）、制造业委员会主席、陶氏化学董事长安德鲁·利韦里斯（Andrew Liveris）、战略与政策论坛主席、黑石集团创始人史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等人。后述四位以非正式总统顾问身份进入白宫，以更灵活、私密的方式影响决策。

威尔伯·罗斯，图片来源：维基

这些商业精英成员的整体政策倾向偏向开放、稳健、务实，与特朗普竞选时期的激进、极端承诺相悖。这种矛盾，持续折射特朗普政府权力内核中商业精英之间的张力与博弈，折射美国的现实困境。在执政初期的特朗普政府内部，商业精英彼此的认同尚未形成。这一矛盾现实，是特朗普“美国优先”目标难以落地的直接掣肘，也是特朗普决策小圈子内部变化的重要动因。

以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取向为例。特朗普内阁的商务部长与财长均来自华尔街。从特朗普自身所代表的结构性经济权力来看，如果说特朗普的崛起是传统产业精英对经济金融化与全球化负面效应的一种纠偏，这种纠偏的前景却并不光明。特朗普的执政之路本质上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之争，是金融化与工业化之争，是再金融化与再工业化之争。

去工业化的积重难返，让这场胜负较量并没有多少悬念。特朗普难以单纯依靠传统产业精英，去执行他的政治逻辑。他将华尔街的商业精英们带入白宫，然而这些精英们并不真正认同他的政策理念与行事逻辑。这正是特朗普富豪内阁和小圈子政治本身的悖论。

无论在国情咨文中，特朗普如何突出他执政首年的政绩，他都难以兑现他竞选时提出的执政目标。这也是为什么在2018年国情咨文发表后，观察家们甚至认为“美国优先”目标内涵可能正在悄然演变。

核心决策圈动荡持续

特朗普执政首年，“美国优先”目标的落地困境已经彰显。一方面，他的执政小圈子内部务实化、极端派边缘化现象明显。另一方面，面对迫切的掣肘，为了维系支持率，特朗普转而在极端议题上加快行动，比如非法移民问题。然而这一行动反过来又加速了特朗普小圈子内部商业精英网络的分化乃至肢解。

从竞选全程到执政初期，特朗普在非法移民问题上的承诺与政令是他最可辩识的举动。入主白宫后的特朗普在诸多议题上行动迟缓，但他入职第一周就颁布一系列移民政令，以此迎合他的选民。2017年1月25日，特朗普就移民准入与边境安全问题、涉及境内非法移民的执法问题颁布两道政令。1月27日，第三道政令颁布，其中包含引发轩然大波的“禁穆令”，特朗普宣布，在90天内全面禁止向来自七个伊斯兰国家的所有公民颁发签证或难民许可。

2017年夏天，特朗普坐进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不足七个月，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爆发种族暴力流血事件。夏洛茨威尔事件爆发后，特朗普的第一反应是强烈谴责“多方面的仇恨，偏执和暴力”，对白人至上主义者只字未提。

这一反应立刻引发更大撕裂。在特朗普拉入总统顾问委员会的商界精英里，有数人立刻辞职，包括默克董事长肯·弗雷泽（Kenneth Frazier），英特尔董事长布莱恩·科兹安尼克（Brian Krzanich），安德玛董事长凯文·普朗克（Kevin Plank），还有美国制造业联盟主席斯科特·保罗（Scott Paul）。而特朗普原先打算就1万亿美元基建投资计划而筹建、同样集结起一众商界领袖的基建委员会也迅速宣告解散。

纵观2017年，如果说禁穆令的颁布曾是一个支解特朗普背后商界精英网络的时刻，夏洛茨威尔事件的发酵是又一个这样的时刻。梳理夏洛茨维尔事件后，特朗普身边商业精英派成员的去留可知，当初由他指定担任总统顾问委员会领袖的数位成员选择留下，他们并未远离决策中心。然而总统顾问委员会本身的肢解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当所谓“美国优先”目标强行落地、真正去挑战已经根深蒂固的社会传统时，商业精英出于商业利益与立场分歧考量立刻站队。

夏洛茨维尔事件后，有记者将电话打遍地产圈，助理们推辞说老板在出差或者在开会，尽量躲闪。而有几个过丛亲密的生意伙伴，恰恰因为与特朗普的往来为人所知，反而被迫公开谴责，避免殃及商业利益。

2018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无论特朗普的小圈子政治内部如何演进，商人总统在决策进程中的特立独行，与美国传统政治体制之间势必存在持续博弈。特朗普仍将持续面对多重张力。

一重张力是民众：那些期待他兑现承诺的铁杆选民们，那些在纽约街头从他一家酒店游行到另一家酒店的抗议者们。一重张力来自党派政治，包括共和党内讧和两党之间的博弈斗争。

而最直接的一重张力来自体制架构与官僚机器本身。坐在白宫办公桌前的特朗普，仍然面对星罗棋布的制度藩篱，和庞大官僚机器的惯性。他的个人决策特征与美国传统政治的艰难磨合中，注定了现任美国政府核心决策圈的动荡不安仍将持续下去，不停有人离开，不停有人补位上来，总统在动态中寻找颠覆与平衡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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