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默：创业失败不是死路，而是活路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雁默】

青年创业家茅侃侃自杀身亡的消息，这几天也传到了台湾，台媒与港媒都以“创业者的悲歌”形容此事件。坦白说，这位年轻人离世了，我才知道他，关于其短暂的生平，也只匆匆阅览了相关新闻一遍而已。

图片来源：作者收集，下同

同时间，台媒还报导了另一则“韩国连续13年自杀率第一”的新闻，令人不由得对中华文化圈里的自杀问题多思考一二。

自杀，通常与“失败”脱离不了关系，在我们的文化里，到底怎么看待失败的呢？由于自杀的议题涵盖很广，故而本文仅关注于“失败”这一面向。

前阵子访问表弟，他小学毕业后就赴美求学，大学毕业后在硅谷工作了一段时间，30岁以后回台定居，仍在美商公司服务。表弟换了好几家公司，均是美国科技产品设计公司，他的主要工作是联系大陆制造厂，也就是典型“美国设计-中国制造”商业模式下的青年就业族。

对于两岸青年与美国青年的差异，表弟提供了他的个人观察，简言之，他觉得大陆人与美国人比较像，台湾人反而与中美青年差异比较大。在这次难得的采访里，收获颇丰，在此我只取一项来说：美国人与大陆人倾向将失败视为成功的重要途径，台湾人则视失败为终结。

在硅谷的创投圈里，“曾经创业失败”是一项被创投者重视的经历，因为美国人认为失败意谓着往成功之路更进一步。就像一部美国电影里说的，在美国，生病就医，你被视为痊愈者，在英国，生病就医，你就是被视为病人而已。若说美国精神里有什么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的，我想应是这种积极性的正面态度。

大陆创投圈也是如此吗？我不确定，光听表弟的个人观察经验或许还不够周延，不过，台湾的创投者普遍不敢再投资创业失败者，则是肯定的。

耻败文化

在书市中，琳琅满目的成功者故事，会造成大众一种错觉，认为成功没有想像中这么难，事实上，失败才是常态，但我们的文化似乎让大家下意识地回避了失败者的故事。我曾问过台湾某杂志编辑，为何不多出一些失败者的经验书籍呢？他回答得很干脆：1. 读者不爱阅读失败经验。2. 失败者不愿意受访。

我们不愿直面失败，部分来自羞于承认失败的耻感。尽管“失败为成功之母”人人都听过，但你随便搜索一下这句话，罗列出来的却是“别傻了，失败不是成功之母，成功才是”，“现实世界中，失败的人只会一直失败”的醒目指控。说这些话的人，也不令人意外，就是那些靠钱滚钱过活的人。

在一个现代的功利社会里，不见得会催生“失败为耻”的文化，美国就是显例，日本则为反例。曾有二战后的美国老兵形容，日本人在打仗的时候很勇悍，但投降后一个一个就像斗败的公鸡，出奇地温驯。与韩国一样，日本人重视“颜面”，失败是奇耻大辱，“苟活不如好死”的想法特别强烈，谈到解决之道，自杀也就成了选项之一。

但不能不提的是，不会有一种社会，是将失败视为荣誉的，美国亦不例外。就医是为了痊愈，正面看失败，也是为了成功，因而重点在于我们的社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失败。

对台湾的创投者而言，失败的人，肯定有失败的“基因”，不值得信任，这或许是耻败文化的潜意识作祟。表弟认为大陆创投圈比较像美国创投圈，对创业失败者另眼相看，这样的看法，却在茅侃侃的相关新闻中，似乎又不尽然。

茅侃侃在事业发生危机时，曾于媒体表示“在赚钱与梦想之间，我会选择赚钱”，文内也引其他创业者感同身受的说法：“资本是锦上添花的，不会雪中送炭，谁管你曾经如何？”

资本到底会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创投者的决策必然与他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若是处于极端重视数字的文化，雪中送炭往往是不合理的决策，但若是处于精神面较为积极的文化，雪中送炭未尝不是一种“低买高卖”的好赌盘。

硅谷的创投文化

2015年，硅谷创投业者Plug and Play Tech Center总裁Canice Wu来台演讲，分享“硅谷观点的全球创新创业模式”，其观点有四：鼓励失败，强调设计，多国团队，产业皆“数位”。

Canice Wu指出，失败对孕育创新很重要，硅谷的文化不是失败了一次就不再尝试，而是不断地尝试，重点是如何创建生态体系，以及有一个鼓励新创团队的文化及环境。

如此正面肯定“文化”在科技产业领域的重要性，一直是西方的强项。“文化”在商业领域的含义，并不仅止于产品外观的美感，营造在地文化特色的行销手段等等外在的表征而已，也包含了精神面上的积极进取，与不畏挑战。

现代社会学创始人之一，马克斯·韦伯(Maximilian Emil Weber)在他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主张，从精神面来看资本主义的起源。

虽然资本主义的起源尚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工作者既然是人，其心理状态当然是成败的关键因素，那么文化在个人的工作心态上就占了重要的地位。美国的对冲基金公司里，常设有心理医师，以确保对冲基金经理人的心理状态保持正面积极，就是“管理人心”的例子。

“鼓励失败”这概念的真实意义，其实是“鼓励尝试”。要鼓励创业者创新的第一心法，就是消除创业者对“失败”的恐惧感。怕失败，就不敢尝试，此乃创新最大的阻碍，将失败也纳入管理，其实也是因应竞争激烈的全球商业环境。

当然，硅谷创投业者并非只是让创业者放胆去做尝试这么简单，他们也负担起辅导的功能，对创业者所欲进行的尝试，发挥“提点”的作用。要形成一个“创业生态系统”，PLUG AND PLAY对创业者所给予的辅助除了专属办公室，企业谘询，法律税务资讯，资料数据中心等，他们还会举办世界五百强的CTO，投资负责人作为客座导师，平均每天举办3、4场讲座，传承经验，更重要的是，为导师与创业者建立起商业人脉。

真正了解失败，并懂得利用失败作为成功的阶梯者，必然要洞悉“失败与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简单说，某些人格特质倾向失败的创业者，会被PLUG AND PLAY在一开始就剔除，真正能获得这家颇富盛名的创投公司青睐的创业团队，其实只有2%。在筛选阶段，PLUG AND PLAY会详细评估创业团队成员、技术与背景。

换言之，不是任何失败者都会受到硅谷创投业者的另眼相看，你失败不要紧，但若人格特质上不够自省与积极正面，那再宽容的投资者都不可能贸然给你资金。那么，显然有某种“失败管理术”的教战守则，以从失败者中筛选比较可能东山再起的创业者，形成了新的“硅谷伦理”。

所以，对追逐利益的商业世界来说，失败者所在多有，但在他们之中，也不乏取得了宝贵经验的“领悟者”，而这就是值得投资的商机。

从这个层面来看“雪中送炭”，景观就全然不同了，对那些认为“资本倾向锦上添花”者而言，应该有些启发作用。

中国传统的商道

中国历史虽看似重农轻商，但绝非没有做生意的智慧。从宋代逐渐繁盛的商业发展到清末，“士商混杂”的趋势也使得商人阶级起了本质上的变化。纵然不论融合了佛学的儒家理学对商人心智的影响，我们仍可从更早的商贾传统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治生”理念。

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这段话来自《史记·货殖列传》，发言者是被奉为“治生之祖”的白圭。所谓“治生”，就是自营生计之意，所谓“治生之术”，就是商道。白圭的说法换成白话，就是说做生意啊，跟作战的道理是一样的，要讲兵法谋略。若不懂权变，不敢决断，不擅取舍，不知进退，纵然习得再多的生意技巧，也终归失败。俗语说，商场如战场，也就是这个道理。

利益汇聚之所在，常伴随着意外与凶险，心脏不够强者，还真不适合创业。要知变通，要敢赌，看事要细腻，要保有警觉心，要知道舍小取大，要看得长远，情势不利时要当机立断，迅速撤退。

商道就是一种求胜之道，其实白圭的话与硅谷的投资心法并没有什么不同，须知，当创业者面临权变，决断，取舍与进退的处境时，就是面对”可能失败”的瞬间，这个时候，人的心理状态是关键中的关键。白圭对商人应具备的心智，总结成智、勇、仁、强，对PLUG AND PLAY而言，评估失败者再起的指标，又何尝不是这些人格特质呢？

韦伯主张资本主义起源的新教伦理，其实重点也就两个字，勤与俭。谁能说中国没有勤俭的伦理传统？为何(西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不是起源于中国呢？我想答案可以在硅谷创投圈口中的“创新生态体系”里找到线索，一种重大的社会变革，起源必然是多因的，在生态环境里的各种因素都具备了，并顺应了时机，事方可成。

现代的全球产业竞争下，人们的眼光已然超越了勤俭伦理，而从更多维度去看适应新时代的人格特质，包含了从正面看失败的文化。

所以，即便以逐利思维逻辑来推敲，失败也不是死路，而是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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