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伊文：在西方的冷战攻势中，苏联经济遭遇了什么打击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尹伊文】
苏联解体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关于解体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一个被广泛传播的解释是苏联经济的失败：僵化的计划经济使苏联的经济萎靡不振，1980年代病入膏肓，无法和美国竞争，无法再持续，因而滑向自我溃败。
1980年代的苏联经济究竟有多么糟糕呢？如果去查一查来自权威机构的经济数据（包括西方的机构），结果却并非如此简单。苏联在1980年代经济的确增长乏力，但并没有出现衰退，在1980年至1989年的十年期间，没有一年出现过经济下滑，每年都有经济增长，只是增长幅度比较小，低的年份是2%上下，高的年份是5%左右，平均年增长率是3%（美国在198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也是3%）。[1]
那么，苏联的解体和苏联的经济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苏联经济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呢？从1917年到1991年，在这七十多年中苏联经济是如何发展变化的？计划经济给苏联带来了什么？市场因素在苏联经济中扮演过什么角色？在西方的冷战攻势中，苏联经济遭遇了什么打击？苏联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
本文将引用实证数据和案例重现苏联经济70多年的发展演变，并且引用西方的文件来展现冷战时期双方的较劲博弈，以解答苏联经济之谜。对苏联经济的分析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提供前车之鉴。
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
苏联建国始于1917年的十月革命，在1918至1921年间，苏联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其政策极端抑制市场，其计划极端简陋原始。如果说计划的目标是“政权生存”，那时的经济也许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但如果说计划的目标是“经济发展”，那时的所谓计划则极为缺乏经济发展的成分。
当时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四面”楚歌的危难局面，第一面是国内的白军反抗，第二面是国际盟军14个国家的出兵干涉，第三面是周边十多个地区的非俄罗斯民族的独立运动，第四面是与波兰的苏波战争。
在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之后，白军立刻发起了强大的反抗运动，白军中不仅有很多军事经验丰富的沙俄军官和饶勇善战的哥萨克，而且还吸引了社会上各党各派的大量支持者，因为在1918年1月召集的制宪议会中，布尔什维克只获得了707个席位中的170个[2]，布尔什维克强行解散了议会，其他党派的追随者因此非常不满，纷纷加入或支持白军。
白军还得到入侵干涉的资本主义强国的援助，譬如英国给白军提供了先进的坦克等武器装备，共有14个国家派兵进入了俄国，包括军力强大的英、美、法、意、日等国，兵力总数达22万以上，这就是所谓的国际盟军。
除了白军和国际武装，当时红军还要应付许多要求分离的民族独立斗争。沙俄帝国中有大量的非俄罗斯民族地区，在1917和1918年间，许多地区纷纷宣布独立，从北部波罗的海沿岸的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到中部的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蔓延至南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此起彼伏地爆发了独立运动。
错综纠缠在这些独立运动中，还有一场涉外战争：苏联和波兰的战争。在历史上，波兰曾经拥有过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部分领土，此时波兰要求危机中的苏维埃政权割让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苏波战争在1920年爆发，红军先获得了一些胜利，但后来败北，被迫割让了大片领土。
虽然在苏波战争这一面红军失利，但在对抗白军和国际武装那两面，红军取得了胜利。在民族独立纷争那一面，红军也取得了基本的胜利，苏维埃政权失去了波罗的海的几个地区，但保住了白俄罗斯、乌克兰、南高加索地区等大多数领土。
面对四面楚歌的危机，苏维埃政权推行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1918年实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颁布了余粮收集制法令，强制征收农民除维持生存之外的所有粮食，实行了集中配给食物与商品的计划，对成年人实施“必须劳动”的制度，对工人采取严格的纪律管理……这些措施确保了红军的基本口粮和其它物质的供给，使苏维埃政权在战争危机中得以生存。
但是战时共产主义没有给苏联带来经济发展，当1921年战争结束的时候，工矿产出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的20%，棉花产量甚至落到战前的5%水平；在强制征粮的制度下，农民不愿意多种地，耕种面积只有战前的62%。[3]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苏联结束了战时共产主义，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
1921至1928年期间是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时期，新经济政策增加了市场经济的成分，减少了计划经济的含量。其计划经济的元素主要表现在国家仍牢牢掌控着大型工业企业和重要行业，如金融、外贸、现代交通等等。其市场经济元素则表现在对农业和小工商业的“私有化”“自由化”，譬如，取消了余粮收集制法令，改为征收农业税赋，农民的剩余产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出售；允许雇员少于20人的小型工商企业由私人经营；取消了配给制度，允许商品自由买卖，那时的零售业有75%在私营商人手中。[4]新经济政策挽救了濒临崩溃的苏联经济，到了1928年，工农业产量都恢复到一战前1913年的水平。
摆脱了崩溃的危机，苏联经济再要如何发展呢？凯恩斯在1925年访问过苏联，他认为苏联应该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苏联在农业方面的生产成本低廉，这应该是苏联的比较优势。他特别批评了苏联“城市剥削农村”的现象，农业产品价格过低，工业产品价格过高。[5]
这种现象当时在苏联相当普遍，因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激励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产量增加了，但是国家垄断外贸，农民的产品只能在国内市场上出售，增产加大了供给，造成了农产品价格下降；而在城市中，工厂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提高了出售给农民的工业产品的价格。这种价格差异当然是不利于农业发展的，市场化的发展战略应该是取消国家的外贸垄断，让农民以国际价格出口他们的农产品，如此可以利用农业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使农业获得发展，从而带动整个经济。
但是，苏联没有听凯恩斯的话，而是走了完全不同的另一条路。
发展“比较劣势”的战略突破
1928年苏联结束了新经济政策，转向了全面计划的计划经济时代。
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928年推出的，这个计划的发展战略不是按照市场规律的比较优势来加强农业发展，而是反其道而行之，通过计划来发展自己的比较劣势的重工业。计划中的86%投资都进入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是机械制造和电力等工业，很多以前基础薄弱或者完全没有基础的行业在计划指导下被大力地发展起来，而且进展迅猛。斯大林的雄心是要苏联快速实现工业化，他认为苏联和发达国家的水平差距有五十至一百年之大，如果不在十年之内赶上，苏联会被挤压击毁。
第聂伯河水电站是苏联早期工业成就的标志之一，图片来源：wiki
这种强力发展比较劣势的战略需要用非常手段来突破自己的劣势，以实现优劣结构的重新洗牌。如此的快速工业化需要大量资金，但苏联既没有外来的投资援助，也没有内部的积累，斯大林的五年计划是用“工业剥削农业”的方法来解决资金问题的，那恰恰是凯恩斯等西方经济学家反对的“城市剥削农村”的方法。
在五年计划中，政府对农业实行了大规模的集体化，集体化后的农产品价格被计划规定得很低，以便政府给工业工人的维持基本温饱的工资也可以相应定得很低，因而能够把尽量少的资源用于消费，尽量多的资源用作重工业的投资。
此后苏联连续实行了第二个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直到1941年纳粹德国入侵而被迫中断。第二个和第三个五年计划也都采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发展战略，集中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只是在程度上作了很轻微的计划调整，允许稍微多一点点的消费品生产。[6]
这三个五年计划的成果是什么呢？就达到计划目标、实现工业化而言，计划是成功的，即使是很多反苏反共的西方学者也肯定了这个事实。按照苏联的官方数据，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年增长率高达20%，西方专家在做了“去水分”处理后估算，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十年期间苏联的年增长率是在12%至14%之间。[7]
苏联经济的高速增长还可以从苏联的生产量在世界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方面观测出来，1913年苏联生产量只占世界总量的2.6%，1929年（一五的第二年）占3.7%，1937年（二五完成之年）达到了13.7%。其优先发展的重工业更表现了经济起飞的迅猛快速，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机械制造已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电力生产排名世界第三。
在非重工业方面，苏联的经济表现虽然不佳，但是医疗和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譬如识字率有了很大的提高，1926年9至49岁的农村人口的识字率是51%，1939年上升至84%。[8]医院和医生的数量也有相当大的增加，因为五年计划给教育和医疗都配置了相当多的资源。譬如在农村兴建了许多学校，使大量农村儿童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1932年农村小学生的数量比1928年增加了75%，1940年中学生的数量更是1932年的三倍。[9]五年计划的另一项成绩表现在就业率方面，苏联经济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极少失业。
五年计划还取得了一个用经济指标难以表达的成果：为苏联的卫国战争胜利打下了基础。由于苏联机械制造业的成功快速发展，使苏联在遭受战争威胁时，能够很快生产出大量的飞机坦克大炮等军用物资，譬如在二战爆发的前夕，苏联的坦克数量不仅远远超过了德国，而且已经相当于其它所有国家坦克数量的总合[10]，如果没有这样充沛的军用物资，要想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将会非常困难。
苏联为取得这些成果而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代价是巨大而严酷的。从经济方面来看，生产消费品的产业被抑制了，这些产业的发展迟缓落后，产量少质量差，消费品短缺的现象非常严重。从政治方面来看，个人的自由权利受到了压抑，个人必须接受计划的安排，缺乏个人选择的自由。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苏联的五年计划，1945年战争结束后苏联继续制定和执行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是1946年至1950年，这个计划与战前的三个五年计划相似，85%的投资进入了重工业，其成果也达到了12%至14%的年增长（西方经济学家的估算）。[11]
在整个1950和1960年代，苏联的计划经济都取得了很高的年增长率，当时美国的大学经济教科书普遍都描述了苏联经济的高增长。譬如，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所著的《经济学》，在1967年的版本中，图文并茂地描述了苏联的经济高增长率。[12]还有一本被广泛使用的教科书《经济学：原理、问题和政策》，用了更多的篇幅介绍苏联的经济增长，此书自1960年至2012年已经再版了19次，其1987年的版本仍肯定苏联经济的高增长，强调二战后苏联的增长率是超过美国的。[13]在1950和1960年代，甚至还有不少西方人在讨论苏联经济20年后是否将超越美国。[14]
1957年苏联的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Sputnik）发射进入太空，显示了苏联经济发展在尖端科学方面的成果。这次卫星发射的成功对美国社会冲击震撼极大，被美国人称为“斯普特尼克危机”，因为在苏联成功发射之前，美国曾经两次试发卫星都失败了，苏联的太空技术显然已经超越了美国。
在“斯普特尼克危机”的刺激之下，美国加快了自己的太空发展计划，成立了航空航天局[15]，大大增加了对科研和教育的“投资”，譬如给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拨款增加了100%以上，给教育的资金甚至增加了三倍多。[16]肯尼迪总统在1961年提出了“登月”计划，在大量投资的推动下，由航空航天局运作，“登月”计划在1969年胜利完成。美国对此倍感骄傲，大大宣传自己的胜利，大大宣扬自己的优越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取得这个胜利美国是使用了类似苏联的发展模式：国家计划，投资推动。
美国的心理冷战改变了苏联的思维
在斯大林逝世后的195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重视自己的比较劣势领域——消费品的生产。和太空科技和重工业的比较优势领域相比，苏联经济在消费品生产方面表现出极不匹配的落后。譬如在住宅方面，很多城市居民都住在“大杂院”式的群居单元中，几户人家共用厨房或卫生间。赫鲁晓夫掌权之后，强调了要加强住宅建设，1957年提出要在十年内使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独立单元。[17]
美国早已认识到消费品生产是苏联的比较劣势领域，并针对这个领域展开了“心理冷战”。美国在心理战方面具有非常大的优势，因为远在二战之前美国就由于国内原因积累了心理战方面的丰富经验和资源，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美国的政治竞选需要进行心理战来影响选民，另一个是美国的商业竞争需要影响消费者的心理来推销产品，因此在如何影响公众意见和大众舆论方面，美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人力资源。
冷战开始后，美国一方面设立了政府机构搞心理战，另一方面也建立了半官方、非官方机构来从事这类活动，譬如在商业部中成立了国际展销会办公室，这个办公室主要是和民营公司联系，让他们来参与国际展销会。这些展销会表面上好像是民间的商品展销，但实际上是承担了国家心理战的重要任务。
顶级的心理战专家全面策划了这些展览会，仅1955年就有170个这类展览会在苏联集团国家举办，向苏联集团的大众展现美国的丰富消费品。[18]这些展览的重心是宣传“美国生活方式”，让苏联集团国家的人民从鲜明对照中看到自己生活方式的贫寒匮乏，从而羡慕和认同美国的价值观。
其中一个“载入史册”的展览是1959年在莫斯科举办的“美国国家展览”，由著名专家精心策划安排，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亲自陪同赫鲁晓夫参观，尼克松特别引导赫鲁晓夫参观了一个厨房，并在现场展开了一场著名的“厨房辩论”。
那个厨房是个很典型的美国家庭现代化厨房，和厨房相连的住宅也是很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住宅，里面摆满了现代化的家具和家用电器，这些消费品在美国是一般中产家庭可以享用的，但在苏联却很难觅得。很多苏联的参观者对这些消费品表现出了强烈的羡慕和向往，赫鲁晓夫则被激发出要和美国一争高下、一决雌雄的豪言壮语：“再过七年我们会达到美国同样的水平，当我们赶上和超过你们的时候，我们将在前方向你们挥手。”[19]
厨房辩论，图片来源：wiki
厨房辩论的中心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问题，当赫鲁晓夫在美国消费品的炫目诱惑下发出了“达到美国同样水平”的豪言壮语之后，衡量优劣的标准就落在了“提供消费品”上面，这恰恰是市场经济的比较优势，是计划经济的比较劣势。
市场信息对消费品的生产至关重要。与太空科技及重工业产品不同，消费品的使用者是千千万万的消费者，他们往往会有计划难以预测的个人口味。太空科技及重工业产品一般都有较易衡量的客观的、科学的优劣指标，而消费品的优劣指标则会包含很多消费者主观的、非科学的偏好。
譬如电视机，其客观、科学的优劣指标是耐用性、清晰度等等，其主观的消费者偏好会是外形、式样、颜色等等。对于较易衡量的客观、科学指标，计划经济可以有针对性地来计划和设计，对于难以预测的消费者口味，计划经济就显得束手无策。苏联的很多消费品被人形容为“傻大黑粗”，譬如照相机，其镜头质量不错，但外形笨重难看。
为了增加消费品的供应，苏联的国家计划把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了与消费品生产相关的产业。在1959年至1965年的七年计划中，对居民住房的投资计划上升83%。[20]对农业的投资也大为增加了，农业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例逐渐达到了33%左右[21]，对比最初的几个五年计划，那时的重工业投资要高达85%，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加在一起才只有15%，这的确是大大的增加。
不过，虽然对消费品相关产业的投资大大增加了，苏联生产的消费品数量和质量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因为这些产业是苏联的比较劣势，是计划经济的软肋弱项，加大投资也很难转弱为强，很难形成强大的生产力。苏联在这些年间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慢，年增长率不再有10%以上的骄人数字，1958年是苏联12%年增长率的最后记录，1960年代的平均年增长率是7%，1970年代降到5.5%，1980年代更下降为3.1%。[22]
消费情结是很容易在大众心中培植蔓延的，当消费品的多寡成为衡量生活质量和制度优劣的标准之后，民众不仅燃烧起了消费的热情，而且也焕发出了对消费品匮乏的反抗。
这种反抗在苏联多数表现为对政府的批评，在东德则可以有一种更为特殊的表现形式：逃往西柏林。西德位于冷战对峙的最前线，在美国的“心理战”中西德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战场。美国不断地在西德及其周边地区举办宣扬美国消费品丰富的展览，主题是“更佳生活”[23]，东德公民从西柏林的商店橱窗中还可以更为直接地看到西方的“更佳生活”消费品实况。
面对公众对消费品的渴望，东德领导人在1958年第五次党代会上宣告：东德的人均消费要在1961年赶上或超过西德。[24]但是东德的消费品并没有大量增加，尤其是与农业相关的商品，在1959年强力推行农业集体化之后，竟发生了食品短缺的严峻问题，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东德人逃往西方寻求“更佳生活”。1960年的记录显示，和1959年相比，每月逃亡的人数同比增加了100%以上。1961年东德修建了柏林墙，以便阻止更多的逃亡。[25]
苏联经济转向及其后的衰弱
与农业相关的消费品也是令苏联头痛的问题，在1928年至1950年代初的几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实行了“工业剥削农业”的政策，重工业发展了，农业被迫牺牲。长期以来国家对农业的投资都很少，想要农业增加产出时往往只是粗放式地扩大耕种面积，1954年赫鲁晓夫推出了“开垦处女地”计划，那些处女地很多都是在气候水源等条件不利于农业的地方，没有相应的投资来改善环境，很难获得好收成，这样的计划当然不能带来令人满意的消费品产出。
自1960年代中期之后，苏联加强了对农业的投资，不再盲目扩大耕种面积，此后的农业产出增长主要是来自种植环境的改善和物质的投入，譬如建造灌溉设施、加大肥料投入等等，对农业的投入在1977年比1950年增加了75%，农业产出也因此增长了145%。[26]
不过苏联的农业投入虽然比以前大有增加，但和美国相比仍远远落后，譬如在1977年，美国每个农业劳力平均有1.3台拖拉机，而苏联只有0.95台拖拉机。[27]美国农业劳力的生产率比苏联的高得多，据美国学者的估算，1977年苏联农业劳力的人均生产率只是美国的13%。[28]但和其它西欧国家相比，苏联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并不算太差，意大利甚至比苏联还要低。[29]
虽然苏联的农业产出有所增加，但赶不上大众消费需求的上升，尤其是对肉类乳类产品的需求。在1965年至1980年期间，苏联人均肉类消费增加了41%，乳类消费增加了25%[30]，这对农产品的供给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为了保持食品价格的稳定，苏联政府对食品实行价格补贴。
无论是加大农业投资，还是增加食品价格补贴，这都使得社会资源更多地投入了消费品行业，更少地投入了重工业，也就是说资源更多地用于了比较劣势的领域，更少地用于比较优势的领域，这对整体的经济增长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自1970年代中期之后，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慢。政府领导人企图改变这种状况，他们研究和指出了苏联经济中的一些弊病，诸如原材料浪费、效率低下、过度集权、管理僵化、技术陈旧等等，并且进行了一些相应的改革。但是这些改革并没有立竿见影地收到预想的效果，经济增长仍然缓慢。
不过直到1989年，苏联经济并没有出现衰退，既没有出现过负增长，也没有出现过零增长，每年经济都有正增长，只是幅度较小，譬如198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率是1.5%。[31]
1990年苏联国内政治发生大变革，苏共中央决议放弃权力垄断，15个加盟共和国纷纷举行自由竞选，叶利钦宣布退出共产党，此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出现了负增长（-2.4%）。[32]1991年，苏联终止了计划经济制度，取消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物资部，此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12.8%[33]，年底苏联解体，苏联经济也宣告寿终正寝。
图片来源：http://voxeu.org/article/russia-s-national-income-war-and-revolution-1913-1928
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比较，不同的后果
当苏联解体的时候，正值市场原教旨主义风靡，那时对苏联计划经济的分析和评价是戴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有色眼镜。如果去掉这副有色眼镜，重新审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重新评价苏联经济和美国经济，将会看到在有色眼镜下被忽略的事实，得出和当时流行观点不同的结论。
在那时的流行观念中，苏联1970和1980年代的经济发展是缓慢的、停滞的，但若认真审视经济数据，就可以看到如下的事实：苏联经济在1970年代的平均年增长率是5.5%，1980年代的平均年增长率是3.1%；和美国相比，苏联的经济增长表现并不差，甚至有时还更好，因为美国经济在1970年代的平均年增长率是3.2%，1980年代的平均年增长率是3.1%。[34]
苏联只是在和自己1960和1950 年代的经济增长相比较，才显出了缓慢，苏联经济1950年代的平均年增长率是10.1%，1960年代的平均年增长率是7.0%，这种自比的缓慢在当时经过了“有色过滤放大”，给人造成了“计划经济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的错觉印象。苏联经济真正出现负增长是在1990年和1991年，那恰恰是苏联结束计划经济、开始实行市场经济的时候。
根据那时的流行观念，苏联农业的表现尤为恶劣，效率低产量低，农产品无法满足大众需求，必须依赖外国进口。这种观念所描述的苏联农业特点，有些的确是事实，但若仔细分析这些事实形成的原因，则未必会得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结论。
苏联农业的“效率低产量低”主要表现在土地的单位产量上，譬如，1977年苏联每公顷土地的产值只是美国的54%。[35]造成苏联单产比美国低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苏联的土地质量和美国不等同，苏联的很多土地是在严寒地带，美国的大量农地则在自然环境很适于农作物生长的地带。
其次，苏联对农业的投入远低于美国，苏联在1960年代中期之前，把资源主要用于工业发展，农业处于“被剥削”的状态，肥料、灌溉、农机都不足，而美国对农业实行了大规模的补贴，美国农业劳力人均比苏联农业劳力多获得50至70倍的资本。[36]自1960年代中期之后，苏联逐渐加强了对农业的投资，单位产量也逐渐有所提高，譬如玉米的单产1985年比1970年增加了15%，1989年比1970年更是增加了33%，冬小麦的单产1989年比1970年提高了40%。[37]
在1980年代，苏联进口了大量的谷物，这个事实被市场原教旨主义诠释为“计划经济的失败”，但是需要进口农业产品的国家并非只是苏联，西欧国家对农产品进口的依赖程度甚至比苏联还要大，譬如1987年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的人均农产品进口要比苏联高75%[38]，美国也要进口大量的肉类、水果和蔬菜[39]，很少有人会把美国和西欧国家农产品进口的事实诠释为“市场经济的失败”。
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在分析和对比了苏联和西方国家大量的实证资料后指出：“西方批评者采用了双重标准，把社会主义农业的不完美实践和资本主义理想的（新古典主义）理论来作比较。”[40]苏联农业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完美标准比较下，这些问题被扩大化了。在衡量西欧美国的经济表现时，往往不用完美标准，而在衡量苏联时却一定要使用，似乎苏联经济表现只有达到完美水平时才可被认为不是失败，稍有不完美就被标签为“失败”，这的确是双重标准。
在比较美苏经济的时候，西方不仅使用了双重标准，而且还采用了“选择性标准”，这突出地表现在西方选择了“消费品富足”来作比较的标准。在冷战中，美国一直很重视宣传美国生活方式的消费品富足，尤其是1959年尼克松和赫鲁晓夫的著名“厨房辩论”，更引导着苏联把“消费品富足”视为衡量社会制度优劣的标准。
消费品生产是计划经济的比较劣势，而消费品富足的诱惑又很容易煽起大众的热情，这就使得苏联不由自主地踏上了一条通往自己比较劣势的不利之路。其它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踏上了这条道路，不过，东德曾经在途中猛醒，并想改变衡量标准。在1970年代，东德企图把就业保障、保育福利、免费教育、公费医疗等等作为替代标准，不再单纯使用物质消费的衡量标准。[41]但是为时已晚，话语权已被西方掌控，议程已被西方设置，大众已被消费主义诱惑。
一位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早就预料到，苏联增加消费品的供应不会使大众满足，相反，增多的消费品会诱发人们更多的消费需求，“俄国人会发现，新房屋刺激了新家具的需求，新西装创造了新鞋子的渴望。于是，进入了需求生殖的无尽过程，这是消费导向的西方经济早已知晓的一个现象。”[42]
这种消费需求的无尽生殖，帮助美国把苏联推上比较劣势的不归路，经济上越来越发展缓慢，政治上越来越遭受消费者的抱怨反抗，在很大程度上为苏联解体打下了基础。
东德提到的就业保障、保育福利、免费教育、公费医疗等等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比较优势，而且也是生活幸福、社会发展的重要元素，尤其在温饱满足后的时代，住更大的房子、买更多的衣服、吃更多的美食，并不能给人增加很多幸福，而医疗教育和就业保障才更为重要。如果美苏经济的比较是使用这些元素作标准，如果比较的议程设置是倾向于计划经济的相对优势领域，结论就会大不一样。
市场无形之手的优势是提供有形的消费品，计划有形之手的优势是提供无形的公益性服务，五光十色的消费品很容易抓住人们的眼球，朴实无华的公益服务是需要理性的思维才能够认识其意义的。西方战略家在冷战中很聪明地制定了与己方有利的大战略。而苏联不仅没有意识到西方的战略谋算，并且对自己的软肋也缺乏认识，没有认识到计划经济的薄弱之处，没有进行有效的改革，因此最后堕入解体的悲剧。
当然，苏联民众的抱怨不仅仅在于经济和消费品上，官僚的僵化劣化、个人自由等方面也是“痛点”，细究起来既有苏联本身的弊病，也有落在西方“以优对劣”的比较陷阱里的问题，但本文聚焦在经济方面，就恕不展开了。
苏联的历史是20世纪留下的厚重遗产，有成功的经验，有深刻的教训。这份遗产不应该被浪费，它可以给21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提供宝贵的启示。
重新审视苏联经济，摆脱流行偏见，注重实证分析，可以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更客观、更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在目前的新时代，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如何利用新时代提供的新技术和新条件，使市场和计划的各自长处能够被发挥？而短处能够被抑制？如何使计划和市场二者联动协调？分析解答这些问题，可以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获得更好的发展。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
注释：
[1] 关于经济数据的出处，在下文中有详细注释。
[2] 参阅N·Riasanovsky：《A History of Russia》第三版，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纽约，1977年。
[3] 同上。
[4] 同上。
[5] 参阅R·Skidelsky：《The Road From Serfdom》，Penguin Books出版社，纽约，1997年。
[6] 参阅N·Riasanovsky：《A History of Russia》第三版，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纽约，1977年。
[7] 同上。
[8] 参阅S· Fitzpatrick：《Stalin’s peasants: resistance and survival in the Russian village after collectiv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纽约，1994年。
[9] 同上。
[10] 参阅Steven J. Zaloga和Leland S. Ness：《Red Army Handbook, 1939-1945》，Sutton Publishing出版社，Stroud, U.K.，2003年。
[11] 参阅N·Riasanovsky：《A History of Russia》第三版，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纽约，1977年。
[12] 参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经济学》（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McGRAW-HILL Book Company出版社，纽约，1967年。萨缪尔森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3] 参阅C·麦康奈尔（Campbell McConnell）：《经济学：原理、问题和政策》（Economics: Principles, Problems and Policies），McGRAW-HILL Companies出版社，纽约，1987年。
[14] 参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经济学》（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McGRAW-HILL Book Company出版社，纽约，1967年。
[15] 美国航空航天局成立于1958年。
[16] 国家科学基金会官方网站数字。www.nsf.gov
[17] 参阅G·Castillo:：《Cold War on the Home Front》，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出版社，明尼阿波利斯，2010年。
[18] 同上。
[19] 同上。
[20] 参阅N·Riasanovsky：《A History of Russia》第三版，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纽约，1977年。
[21] 同上。
[22] 数据来源：Slavic Research Center Library (citing Narkhoz.) Online Version: Soviet History Archive (marxists.org) 2000。此处所用的增长率数字是National income produced，苏联的National income produced与西方常用的GNP和GDP概念有所不同，但都可以反映一国的宏观经济状况。
[23] 参阅G·Castillo:：《Cold War on the Home Front》，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出版社，明尼阿波利斯，2010年。
[24] 同上。
[25] 同上。
[26] 参阅Joseph E.Medley（经济学家，University of Southern Maine）：“Soviet Agriculture: A Critique of the Myths Constructed by Western Critics”。http://www.soviet-empire.com/ussr/viewtopic.php?f=128&t=47201
[27] 同上。
[28] 同上。
[29] 同上。
[29] 同上。
[30] 同上。
[31] 参阅大卫·科兹（David M.Kotz） 和弗雷德·威尔（Fred Weir）：《来自上层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ove），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32] 同上。
[33] 同上。
[34] 此段文章中引用的苏联数据是national income produced，取自Slavic Research Center Library (citing Narkhoz)的资料；美国的数据是GDP，取自美国商业部经济分析局（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的资料。
[35] 参阅Joseph E.Medley（经济学家，University of Southern Maine）：“Soviet Agriculture: A Critique of the Myths Constructed by Western Critics”。http://www.soviet-empire.com/ussr/viewtopic.php?f=128&t=47201
[36] 同上。
[37] 数据来源：U.S. Bureau of the Census：《USA/USSR: Facts and Figures》,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C, 1991。
[38] 参阅Joseph E.Medley（经济学家，University of Southern Maine）：“Soviet Agriculture: A Critique of the Myths Constructed by Western Critics”。http://www.soviet-empire.com/ussr/viewtopic.php?f=128&t=47201
[39] 同上。
[40] 同上。
[41] 参阅G·Castillo:：《Cold War on the Home Front》，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出版社，明尼阿波利斯，2010年。
[42]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