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说不完的阿伦特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房宁】
寇瑛是我认识了快20年的老朋友，这会儿她正和几个女伴在中东开心游玩呢，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突尼斯……，不断有片子发出，令人羡慕。
图片来源：寇瑛博客
寇瑛的生活一直很优雅闲在，我绝对不是因为羡慕乃至嫉妒她的美好退休生活而贬低她，相反寇瑛是个很优秀的职业女性，她年轻时获得德国阿登纳基金会的留学基金资助负笈德国，从德国学成归国后被阿登纳基金会聘请为驻上海办事处工作人员，多年来为促进中德友好合作和文化交流做了很多贡献。
以寇瑛的能力，在阿登纳基金会的工作游刃有余，所以我一直觉得她工作得十分轻松，相当闲在。也许是由于有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寇瑛一直有兴趣做一些促进中德文化交流的事情，加之她德语极佳，工作之余她翻译介绍了一些德国的学术著作。
记得有一次见面，她忽然问我，好像国内学术界对一位德国女作家阿伦特挺关注。经她一提，我倒想起来因主编《政治学研究》杂志的关系，我要经常看稿子，最近就有一篇研究阿伦特思想的文章。
这文章让我们很纠结，文章旁征博引，写得洋洋洒洒，透出作者还是很有一些学术功力的。但反复看这个阿伦特似乎也只是说了一些有关人道主义的意见，看不太出来有什么特别值得讨论的思想。我不知道是阿伦特本人就是这样呢？还是文章作者没有把她写出来？
我告诉寇瑛是有人关注阿伦特，我们的杂志还收到了研究阿伦特政治哲学思想的论文。寇瑛听了似乎有些意外，她说，这些年工作之余，她翻译了一本反映阿伦特一生的作品，没想到国内学术界还挺关注这位德国女作家。在她看来阿伦特更多的只是一位女性作家，她也是更多地从女性角度关注阿伦特的。
过了一段时间遇到了哲学所的谢所长，我想起了阿伦特便向谢所长请教。谢所长一听阿伦特就笑了，他说，阿伦特，很熟悉呀！前些年哲学界炒过一轮，现在已经消停了。他问怎么提起她来了？我说，我们《政治学研究》近来收到了一些研究阿伦特的投稿。谢所长笑道：哦，炒到你们那里去了！
既然国内学术界关注阿伦特，我也别孤陋寡闻了，我也关心一下阿伦特。
提到阿伦特首先就得说到海德格尔，原来阿伦特一生最重要的经历是成为了海德格尔的情人，准确地说是两次做了海德格尔的情人。年轻女学生爱上男老师，这本不稀奇的故事却因为两人的身份和时代的捉弄变得有了些意思。
海德格尔以他的存在主义哲学著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大量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学说被介绍到中国，存在主义算是其中蔚为大观者。前有德国的海德格尔，后有法国的萨特，这两位存在主义大师的著作极其晦涩，看似有点意思，仔细一看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为了怕人嘲笑浅陋，当年有那么一阵子我还真找来了大厚本的《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以及《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等等啃了起来。啃了半天，说实话除了萨特的那本小册子读得比较明白，其余都是“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的那种似有似无、飘飘忽忽的感觉。
我做社会科学研究有个便利之处，就是从小生长在中国人民大学的院子里，周围从老到小各路学者特别多。记得那一阵子为学习外国哲学，总是找人大哲学系的朋友请教探讨。
关于存在主义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我对一位学者朋友谈起研读海德格尔和萨特的烦恼，他对我说，存在主义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从时代背景和实质意义上说，“存在主义是一个民族被人强暴之后的那种感觉。”他的话真是醍醐灌顶，听他这么一说，我对存在主义还真明白了几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被强暴蹂躏了一番，于是有了海德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被强暴蹂躏了一番，于是有了萨特。德国人、法国人、欧洲人从存在主义那些呕哑嘲哳难为听的话语里找到了一种模模糊糊的安慰。
回到阿伦特。阿伦特的特殊在于与海德格尔的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7、8年后，海德格尔发表了《存在与时间》，又过10多年那个被海德格尔不断诘问的似乎说不太清楚的“存在”，在德国的现实中变得清晰和真实起来，那就是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德国成了法西斯主义的真实的故乡。
现实生活中的海德格尔不同于他那模模糊糊的哲学存在，而有了非常清楚的真实身份——德国纳粹党党员。那个“时间”里的德国还有一个清晰的“存在”——反犹主义，不幸的是海德格尔生命里的两个重要人物：老师胡塞尔和学生兼情人阿伦特都是犹太人。
法西斯主义给世界带来悲剧，也给海德格尔和阿伦特带来了尴尬。海德格尔活得够长，晚年过得很不好意思。而深受海德格尔影响，又遭到反犹主义迫害，目睹了法西斯战争暴行的阿伦特的一生注定是很有一番感触的。再次与尴尬中的海德格尔相遇，阿伦特开始从她的角度，从女性的角度，反思和谴责暴政，以及追究人性的缺陷。
其实，在我看来阿伦特的那些文字更多地是写给她自己和海德格尔看的。至于那里有多少哲学抑或政治学就很难说了。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阿伦特的思想和文字是她生活的时代和个人经历的反映，了解她所处时代和她的经历本不难了解她的思想与文字。
而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这个并不复杂也不那么特别重要的女作家的思想和文字值得在这么多年过去后，被万里之遥的中国学者们如此关注。
我更不明白的是当下正处于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关键时期的中国有那么多真实的现实的重要的问题需要思考和研究，而我们学者们却津津乐道什么阿伦特，难得他们真的是找不着事干了吗？！难道他们真的那么擅长研究那位云里雾里的德国女性，而完全搞不懂或不在意我们的生活、我们身边的事情吗？！
不信吗？试举一例，“找回责任：现代思想中的责任政治观念分析——以汉娜·阿伦特与齐格蒙特·鲍曼为研究对象”，这很不像中国话却有点海德格尔味道的文字，是我很看好的一位中年学者最近写的一篇论文的题目。我承认，在汉娜·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已经被说得够不够了之后，选择汉娜·阿伦特与齐格蒙特·鲍曼做比较研究，是当下中国学术界的一种眼光和方法，颇有些另辟蹊径的新意。
但我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智慧，把我们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而不要再去为“汉娜与马丁”、“汉娜与齐格蒙特”费心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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