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荻：“我们都是左派”的中国想象

上月在台湾参加研讨会，短暂停留几天期间，从媒体见到一众民进党领导人物纷纷自称左派，以至于蔡英文被漫画化地封为“左派教母”，颇感有趣又怪诞。

说起来，民进党好像也曾经有其草根传统和某些左派倾向，今日蔡英文等人自称左派，其实是顺应形势稍微更换一下口号，并不是很离奇的事。关键是形势，一方面是世界范围的大形势，另一方面是台湾的小形势，使得自称左派仿佛有其票房价值。

蔡英文曾称“劳工是心中最软的那一块”，2017年年末台新闻节目主持人对此提出质问

全球化衰颓年代的自称左派

美国经济学家Dani Rodrik近期有文章立论，说经济全球化往往是民粹主义政治崛起的温床，而民粹主义可以是右派也可以是左派，究竟是哪一种会崛起以至占主导，则是取决于特定国家在全球化的位置。

按照Rodrik的说法，在发展中和半发达经济体，全球化导致阶级分化加剧，这激起左派民粹主义。在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欧盟，全球化除了带来阶级分化，还导致严重的移民和难民问题，这后一种结果促成右派民粹主义势力的膨胀，其特性是以社群和文化的差异、矛盾作为政治动员的凭借。

或许可以判断，上述说法与其说是全球化勃兴时期的状况的概括，毋宁说更适用于全球化衰颓时期。正是自2008年席卷全球并持续至今的经济“大衰退”，以及相应的社会危机（尤其是年青人和弱势社群的就业不足和贫困化问题严重），使得民粹主义政治在世界范围强势崛起。

在这其中，以沙文主义、排外政治为表征的民粹右派固然得到广泛支持，以限制资本财团、遏止收入分化为口号的民粹左派同样具有强大的社会基础，最显然的例子，是美国2016年大选中涌现的特朗普和桑德斯所代表的两股颠覆传统建制的民粹势力。而这样的右派和左派其实不一定互相排斥，关键是如何将对方包装成己方，将所包装的东西票房价值最大化，这正是民粹政治的本性。

“不要左倾幼稚病”的指向

当民进党领导人在庙堂里自称左派的时候，台湾街头正展开大规模的劳动者抗议运动，所抗议的是“劳基法（劳动基准法）修恶”，也即当局大力削减劳动者权益的举措。现实与说辞如此对立，再怎么说“最崇拜马克思”（现任“文化部长”语）也终究是尴尬，于是他们必须设法自圆其说，必须以左派语言将右派举措好好包装。

于是有“不要左倾幼稚病”的说法，出自现任“行政院”副秘书长，一位据媒体标榜是曾经读《资本论》的前学运、社运风云人物。这个“病”指的是纯粹从立场出发、超过了现实可行性的要求，在这里，立场是对的（“我们是左派”），错的是过分执着立场。不要这个“病”于是意味着，要以左派语言为背离左派立场的举措提供正当性。

具体而言，按照这个左派“官员”的说法，削减劳动者权益是实属无奈但不得不做的事，是让中小型企业得以维持竞争力的必需，要不然台湾经济会走向大资本财团垄断模式，而这个模式不言而喻必定是左派立场的死对头。

从上文所述或许可以引申，“不要左派幼稚病”说法还有更深层意思，就是将“现实无奈”归咎于中国大陆。在台湾的政治正确语境中，总有大资本财团被指为拒绝承担社会责任、游走两岸套利甚至勾结对岸的丑角，2012年的反媒体垄断风潮就是显例。

而今日台湾中小型企业的困境，也可以被说成是源于对岸的压力，毕竟对岸“据说”就是世界之最的“压榨劳工之地”，对岸的“逐底竞争”（the race to the bottom）迫使台湾无奈必须削减劳动者权益。——总之，我们是正义的左派，对岸是野蛮资本的堡垒、是祸害全世界劳动者的源头。

不是“野蛮资本的堡垒”的中国现实

想象中国大陆的产业竞争力是建立在“低人权优势”之上，并且透过“逐底竞争”抢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工作岗位、削弱劳动者的权益，将后者推向经济和社会困境，这可说是世界范围的某些自称左派的共识，不是台湾独有。

只不过，这种想象其实也不是左派特有，毋宁说是与民粹右派共享同用。此所以，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和桑德斯就不约而同地指摘中国，都是宣称中国正在严重损害美国劳工的权益，扬言要以强硬手段规限中国经贸。这种面对中国就左右合流的局面，在知识界同样如是，民粹政治于是获得知识支持，获得将对方包装成己方的能力。

而且，这种知识界状况不仅见之于西方和港台地区，即便是在中国内地也是这样，例如前两年曾经十分活跃的某个串连起大陆、香港、台湾三地自称左派的网站，就有大量言论坚持“低人权优势”的说法，其余脉直至今天还在以此批判中国是“野蛮资本的堡垒”，以此支持港台两地的反中政治。

然而现实与想象毕竟不是同一回事。有充分的根据可作判断，中国大陆的产业竞争力主要不是来自“压榨”劳动者，而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的极为快速的提升之上的。在1990-2016年期间，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实际增长达9.11%；偏高的估计是人均每天劳动时间从八小时增加至十二小时，即便如此，年均增长率也就是1.57%，对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贡献也就是六分之一稍多而已。而生产率提升还转化为工资增长。在1990-2016年期间，城镇职工工资年均实际增长9.45%，农民工工资年均实际增长7.1%，前者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还要快，后者虽然慢于劳动生产率却也还是十分快速的提升。

面对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左派”还能够有什么说辞，读者观众或许会有兴趣知道吧。

（本文载于《明报》2018年1月22日，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