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亮：作为清华人，我想借《无问西东》说说清华精神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亮】

就如同一位长辈在岁末给我们讲起——曾经有一位远方的老祖母，她家世显赫，留学美国，曾是北平城最受人关注的女性学者。她客厅里的沙龙聚集着当时最受人膜拜的诗人、最得推崇的哲学家、最受喜爱的文学家。但是，当国难当头，她也会在简陋没电的山村为国守节，面对学生们“若日本人打来怎么办”，只是淡淡地一句“投江便是”。

《无问西东》对于当代人来说，就是这样一个脉脉的讲述者，告诉我们的前辈们都是怎样的过去。特别是在结尾长长的彩蛋中，看到了那些大师的身影在此出现时，又一次地戳中了泪点。人，就是这样，往往愿意在功成名就时回忆起创业时筚路蓝缕，在忆苦思甜中获得奋斗后的成就感；或者是在家道中落时回忆起钟鸣鼎食的富足时光，在追古溯今中获得血统上的崇高感。而这部电影，同时满足着人们这两方面的心理需求。

作为一部拍摄于百年校庆之际的电影，它所讲述的故事一定是“世纪级”的，它所表达的情怀也一定是“家国级”的。事实上，《无问西东》也是这么做的。

不管四段故事讲述得怎么样，这种多线叙事、平行剪辑的手法，穿插着四季变换的校园风物和历史场景还原，本身就能给人以历史洪流的感觉。虽然故事是散的，但是主题却非常的集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故事里几乎所有的清华人，都闪耀着自由、正义、执着、热情的光辉，每个故事的结局都是一次精神的胜利。这样“阳光”的作品，在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习惯上被称作“主旋律”、“正能量”。

这样的作品，喜欢的总会从中得到力量，相信真善美的光辉会战胜苦难；不喜欢的总会觉得是一碗鸡汤，现实社会中不会有电影里讲述的世界这么纯净美好。这因人而异，本无高低对错之分。

“器识其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从电影片名来看，它所表现的主题似乎必然是清华精神的体现。然而时隔6年后上映，作为一部院线电影，《无问西东》对于主题的处理显然更“大众化”。

但是，至少《无问西东》让人们再次有机会、有兴趣探索清华精神。当然，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2001年清华90周年校庆之际，就曾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讨论。清华精神本身就是众说纷纭的、见仁见智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行胜于言”的校风，以及陈寅恪先生所题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朱自清先生所说的“实干”都是清华精神的体现。有清华校史研究学者将清华精神概括成“明耻与自强”、“独立与会通”、“科学与实干”三个方面，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

“明耻与自强”是清华前行的历史动力。清华的历史源头是“庚款办学”，诞生于辛亥烽火中的清华学校，从一开始便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三批庚款留学生也诞生了中国早期的一批赫赫有名的大师，梅贻琦、胡适、赵元任、竺可桢等等。他们也在多个领域影响着近代中国的发展。“寻道图强”的使命感，一直是清华精神的核心。

“独立与会通”是清华在各个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述。冯友兰先生所言：“清华大学的成长，是中国近代学术独立自主的发展过程的标志。”这种独立在早期并不是日后的“独立精神”，而是相对于东西方文化的独立，不崇洋不复古；而是在中外、古今、文理三大关系上加以“会通”。时至今日，清华新百年依旧以“东西融会、文理渗透”作为办学特色。

“科学与实干”是清华精神的“方法论”。“清华精神就是实干”这是早在朱自清先生就提出的论断。清华校友赠送的日晷上镌刻“行胜于言”也是“实干”精神的体现。在某些历史时期，也衍化出“听话、出活”的校风。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一建立，主任吴宓就宣称本院与其它大学不同处在于重视“科学方法”，而工科背景的梅贻琦校长主政清华也更注重了科学方法。

在清华百年的历史上，清华精神也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清华始终主动和国家命运紧密结合；二是清华精神始终和当时所处时代的精神紧密结合。

“爱国”，一直是清华精神的关键词。早在五四运动中，清华国耻纪念会曾立下“清华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的誓词。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中国面临民族危亡，梅贻琦校长在当年12月就职演讲中要求清华师生“紧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电影中“沈光耀”的原型，1932届毕业生沈崇诲在上海吴淞口驾机撞向日本海军旗舰，壮烈殉国。法学院学生张甲洲带领东北籍同学打回东北老家，举起了“东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大旗。在新中国成立后，蒋南翔校长特别提出“爱国”是要“爱新中国”。在同一时期，众多清华人学成归国投入到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中。如今，在校史馆门口进入展厅的看到的第一幅画便是绘有“两弹一星元勋”清华校友形象的《以身许国图》，足见清华对于爱国的重视。

在新百年，QS全球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排名上清华领跑亚洲，但是少有人知道，当时QS排名要求清华的就业数据删除掉国企的部分，只保留外企和私企，被清华断然拒绝。学校相关负责人讲到，如果没有清华对于国家的贡献，那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就失去了对中华民族的意义，就会沦为发达国家培养人才的世界一流大学。

从另一个方面看，清华始终都与当时所处的时代主流价值紧密契合。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知识教育界掀起了空前的思想启蒙，清华前校长梅贻琦曾将“明明德”、“新民”作为教育之根本。陈寅恪先生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能反映当时的社会思潮。而到了西南联大时期，“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成为了那一代学子的精神内核，他们有人投笔从戎有人学成报国，都不负时代使命。到了新中国时期，1957年3月，蒋南翔校长在清华学生代表会上发言中提到“先专后红”，将“红”“专”相提并论，较之毛主席1957年10月9日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中关于“又红又专”的提法早了半年多。在新百年以来，清华提出“更创新、更国际、更人文”的发展目标，也可以看出与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契合。

但遗憾的是，清华精神中这些与时俱进的演变，以及不同时期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并没有在电影中得到体现。当然，这也是大众电影对于主题的取舍，毕竟最终选取的立意仍然是更为大众熟悉的“理想”“坚守”“正义”“真实”“初心”等等。

在目前的影评中，鲜见对于故事赞不绝口或者对于剪辑拍手称好的，观众们难忘的还是电影所重现的那个大师时代，以及对大师精神、清华精神的感动。

对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影片显然采用了一种群像式的刻画，虽然着墨不多，但是几个场景就足见时代的风骨。纵观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有学者对其世代进行了分划，有“三代说”“四代说”。而为了方便与历史年代对应，李泽厚、许纪霖等人提出的“六代说”最为直观。其中在1949年之前包括“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大革命一代。每一代知识分子都有独特的社会来源和时代特征。

“辛亥一代”是中国最后的士大夫，也是最早的新知识先驱者。代表者有晚清一代知识分子的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等人，他们都有深厚的国学基础，曾经力图变法图强，重视西学但思想上仍旧是“中体西用”；“五四一代”是中国思想启蒙运动中旗手的一代，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陈寅恪等名声显赫的代表人物，在那个燃情岁月，政治抱负、民族反思、文化自觉使他们成为了最批判也最引导的一代人；“大革命一代”是分流的一代，他们中有的从政，包括入阁的翁文灏、蒋廷黻、陈布雷等人，有的投身革命洪流，比如“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延安知识分子群体”；也有的潜心学术如钱钟书、沈从文等，这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力进一步下沉，成为了分工相当明确的专家，历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政治学家罗隆基、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文学家朱自清、闻一多、巴金、建筑学家梁思成等等。而这一代人的学生也就是影片中表现的沈光耀这一代人，他们在山河破碎之时艰难求学，在民族最艰难的岁月里为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保留下最后的根脉。

待到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开始在选派青年学生赴苏联留学。这一批青年学生同样怀着一腔热情。据中国工程院金涌院士回忆，当时苏联学生叫他们“面包干”，说他们的学习太枯燥，没有娱乐。而当时只有成绩全是5分（满分）的学生才能得到红色毕业证，中国留学生大部分都是红色的。算是这个大师时代最后的晚霞余辉了。

对于电影中的西南联大，几乎成为了中国人对于理想大学的全部想象。但是，我坚信，如果没有西南联大，清华、北大、南开也会培养出同样灿若星河的一代学人。南迁昆明，绝不是中国大学的大发展，而是中国高等教育在民族存亡之际的艰难求生。那一代先贤，用筚路蓝缕的合作为中国的复兴保留下最后的根脉。

而那代知识分子也构成了电影中最令人难忘和怀念的“大师时代”。

最后，再说回到电影。

在这个档期，中国电影似乎集体地开始追忆过去时代那些璀璨记忆。《芳华》再现了文工团的美好青春，《无问西东》再现了大师时代的人文风貌，甚至是《妖猫传》再现了盛世大唐的宏伟气度。在大荧幕上，这种重现，更是对我们文化基因中璀璨记忆的系列盛大祭奠——它们虽已远逝，但是永被铭记。

对于这部电影，很多清华的师生校友在各种媒体上纷纷发表评论文章。与其说是对于电影故事本身的喜爱、对于电影技法本身的推崇，倒不如说是对于母校百年历史积淀的认同与挚爱。

其实，即便是作为普通的观影者，在这个理想匮乏的年代，这样一部抛开所有人性的灰暗、对于理想主义报以炽热歌颂的电影，也都是当下电影市场上绝对稀缺的作品。

《无问西东》对当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电影中能看到那个时代，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样的时代，需要这样的电影——

“让一切善良的人们，手挽手的走在一起，让他们举起真善美的旗帜同为这世界谋求幸福吧。如果不道德的人聚集在一起，可以形成一股力量的话，那么正直的人也应该这样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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