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思义：新结构经济学对中国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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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世界银行设置的国际标准，大约5-6年内中国将从上中等收入经济体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这将使世界高收入人口数量翻一倍以上——2017年高收入经济体总人口占世界比重为15.7%，而中国人口占世界比重就为18.5%。因此，中国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对其自身乃至人类整体进步来说，都是迈出的伟大一步。
令人遗憾的是，世界上一些颇有影响力的势力正想方设法阻碍中国发展，阻止中国实现进步。正如特朗普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在离开白宫前接受《美国展望》杂志采访时直言道：“对我来说，处理与中国的经济战争是重中之重。我们必须完全专注于这场战争。如果我们输了它，我想在五年后，最多不过十年后，我们就要迎来一个下滑的转折点，而我们将再也无法恢复元气。”有必要指出的是，班农所言相当程度上代表了美国新保守派与经济民族主义者的观点。
中国崛起与美国一些新保守派/经济民族主义者试图阻止中国崛起的叠加效应，必然将在经济层面，给中国的国家发展与国际关系制造障碍 。鉴于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是长期性的，因此下文将重点分析与此相关的经济政策与理论。
新结构经济学
就经济理论和政策而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当属林毅夫与他的合作者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它在中国乃至国际上的影响力正在与日俱增。与新自由主义学派明显不同，新结构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包含如下重要论点：
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会从劳动力密集型过渡到资本密集型；
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借鉴或采用发达国家技术提高生产力、推动技术进步，从而避免开发这些新技术所涉及的高昂成本。
新结构经济学的这些结论无疑源自基本的经济理论，正如拙著《 一盘大棋？ ——中国新命运解析》与拙文《为什么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理论”可以很好的诠释亚洲的增长？》所分析的一样。但正如所有理论一样，看新结构经济学的这些结论是否符合经济理论，就应看它是否经得起事实的检验。
新结构经济学的上述论点得出两个明确且经得起检验的结论：
一，发达经济体资本密集型生产高于发展中经济体；
二，由于拥有利用后来者优势的能力，发展中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快于发达经济体。
“中国投资效率低下”的说法是错误的
我早前所写的文章《新结构经济学应作为经济分析的重要基石》所引用的《国民帐户》数据显示，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随着经济的发展，发达经济体资本密集型生产多于发展中经济体，是正确的。资本密集型生产可通过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来衡量。ICOR是GDP增长1%所需投资总值占GDP总值的比重。换言之，ICOR越高，就代表资本密集度越高。
世界银行提供的最新 ICOR国际可比数据显示，2015年发展中经济体ICOR为7.7，发达经济体ICOR为9.7。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2010-2015年发展中经济体ICOR为 6.1 ，发达经济体ICOR为12.1。也即是说，这些结果完全印证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发达经济体资本密集型生产高于发展中经济体。
此外，数据还显示，按照国际标准，“中国投资效率低下”的说法是错误的。与发展中经济体整体相比，2015年中国 ICOR为6.3 ，发展中经济体整体为 7.7。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中国ICOR为5.7 ，发展中经济体整体为 6.1。可以看出，中国投资效率远高于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
图1
图2
用过时和错误的经济增长成因测算方法对中国来说非常危险
要评估新结构经济学就TPF发展的分析，就有必要运用增长核算法而非《国民帐户》数据来衡量。但即便如此，新结构经济学的上述论点也得到充分印证：
正如《国民帐户》数据一样，增长核算法数据也证明，发达经济体资本密集型生产高于发展中经济体。显然，这对中国具有显著影响，因为中国正迈向高收入经济体（详见文末分析）。
增长核算法数据还证明，发展中经济体 TFP增长远快于发达经济体，这吻合新结构经济学的“后来者优势”的分析。
为分析这些趋势，有必要郑重指出，联合国、组合组织和其他统计机构已正式采用改进后的经济增长成因测算方法。但仍有部分中国媒体发表的文章，是采用国际统计机构所摒弃的过时的经济增长成因测算方法，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经济增长成因测算方法做出改变的原因，在哈佛大学教授戴尔·乔根森（Dale W． Jorgenson）所著的文章《为何联合国、经合组织与美国正式改变其经济增长成因测算方法？》中有详细分析，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自行前往查阅。但最基本的错误得到纠正很容易解释：过时的经济增长成因核算法，未将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变化计算在内。比如，这意味着，1953年的一个文盲水平的韩国农民一小时的劳动质量与2015年的一个拥有博士学位的韩国工程师一小时的劳动质量是相同的。也即是说，这种测算方法未将快速贬值的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设备等资本，与很长时间才贬值的耐用资本区分开来。
这就容易导致如下错误：
设想一下，仅用劳动力数量（劳动工时）衡量劳动力投入，会发生什么？1953年一个韩国博士工程师创造的产值，远高于一个韩国文盲农民。但如果仅以同样一小时的劳动工时衡量，博士工程师所创造的更大的价值将被归因于TFP增长，而非成因——增加的产出是源于博士工程师所拥有的更好的技能和受教育程度，而这反过来又是博士工程师的教育投入所创造的。
资本投资的最高级形式如ICT设备和软件折旧率和价格下降非常快。因此，这些形式的投资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投资价值转化为产出。如果用资本存量（capital stock） 衡量资本投入，而不计算不同时期资本投资的折旧率与价格下降的不同速度，那么 ICT这样快速贬值的资产对产出价值的贡献率将被大大低估。鉴于此，经合组织发布的《投资手册（2009年）》（Capital Manual ）与《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the 2008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第二十章，将资本服务概念纳入官方统计体系测算资本投入。因此，从“资本存量”到“资本服务”的变化，对准确测算资本投资增长贡献，特别是主要类型的现代技术非常重要。
联合国、组合组织等国际机构所采用的新增长核算法纠正了这些错误：
一，分别计算劳动力数量（劳动工时）和劳动力质量（劳动力技能、受教育程度等）；
二，运用“资本服务”分类，测算不同类型资本投资的贡献率，比如经合组织将资本资产分为八大类：计算机硬件、通信设备、运输设备、其他机械设备和武器系统、非住宅建筑、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研发、以及其他知识产权产品。
因此，中国一些媒体发表的文章未采用改进后的经济增长成因测算方法，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就好比某个船长运用过时和错误的地图驾驶一艘船航行，这将非常危险。同样，用过时和错误的经济增长成因测算方法，对中国来说也非常危险。
本文数据是根据联合国、经合组织等国际官方机构认可的新核算方法计算，即本文是用资本服务而非资本存量测算资本投入，以及用劳动力数量（劳动工时）和劳动力质量（受教育程度、技能等）测算劳动投入。
用增长核算法检验新结构经济学
为用事实检验新结构经济学对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分析，下文将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运用增长核算法对30大发达经济体（高收入经济体）与30大发展中经济体（中低收入经济体）进行分析。按照购买力平价（（PPP）与当前汇率计算，这些经济体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超过91%或93% 。因此，这些数据足以令人信服——如果单单引用小经济体的数据，其结果有可能站不住脚。
这些经济体为：
发达经济体：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韩国、沙特、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亚、波兰、荷兰、阿联酋、瑞士、比利时、新加坡、瑞典、奥地利、中国香港、智利、捷克共和国、爱尔兰、卡塔尔、以色列、葡萄牙、挪威、希腊、丹麦、匈牙利。
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印尼、墨西哥、土耳其、泰国、尼日利亚、埃及、巴基斯坦、马来西亚、菲律宾、南非、哥伦比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越南、孟加拉、罗马尼亚、哈萨克斯坦、秘鲁、乌克兰、缅甸、摩洛哥、斯里兰卡、乌兹别克斯坦、安哥拉、苏丹、厄瓜多尔。
这些数据的结论将在稍后给出。下文将首先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对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数据进行分析。
如图3、4所示，数据结果如下：
平均而言，资本投资对发达经济体GDP增长的贡献率为74%，发展中经济体这一数据则为62%，即发达经济体资本密集度高于发展中经济体。
平均而言，劳动力投入对发达经济体GDP增长的贡献率为24%，发展中经济体这一数据则为30%，即发展中经济体劳动密集度高于发达经济体。
平均而言， TFP提高对发达经济体GDP增长的贡献率为2%，发展中经济体这一数据则为9%，即TFP对发展中经济体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发达经济体。
图3
图4
数据均印证了新结构经济学的重要论点，即：
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会从劳动力密集型增长过渡到资本密集型增长；
拥有后来者优势的发展中经济体，其TFP增长远快于发达经济体。
结论
显而易见，国际数据充分印证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特别是：
《国民帐户》数据和增长核算法研究得出同样结论这一事实证明，发达经济体资本密集型生产高于发展中经济体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这也印证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发达经济体资本密集型生产高于发展中经济体的正确性。这样的结果应得到认可，也应引起重视。此外，这样的实证研究完全符合经济理论。因此，应视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为事实。
新结构经济学的结论——由于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发展中经济体TFP增长高于发达经济体，也得到事实验证。
这些实际情况对中国与世界经济，均将产生重大影响。但这需要另开一篇文章对此进行分析，因此这里暂不就此展开论述，仅就几个要点做出总结。有必要强调一下，这些要点仅代表笔者的观点，并不代表新结构经济学创始人的观点。
实证数据有力佐证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结论——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会从劳动力密集型过渡到资本密集型，以及拥有后来者优势的发展中经济体，其TFP增长远快于发达经济体。这意味着其他国家对新结构经济学产生兴趣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这对其他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因此，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在其他国家日益受到欢迎。
事实上，新结构经济学的结论——资本密集型生产随经济发展呈上升趋势，源于其他重要经济学流派分析结论与新结构经济学构建的基础新古典主义理论，也与斯密、李嘉图、马克思与凯恩斯的新古典主义分析完全一致。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试图挑战这种分析，但最终以失败告终，这在拙著《 一盘大棋？ ——中国新命运解析》中有详细分析。这使得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对新结构经济学构建的理论基础——资本密集型生产随经济发展而上升，产生了广泛的兴趣。
资本密集型生产随经济发展而上升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中国新自由主义者所宣称的“中国投资效率低下”的说法是错误的 。这从《国民帐户》与增长核算法数据——中国投资效率高于发达经济体代表之一的美国，即中国ICOR低于美国，可以看出。但新结构经济学的严谨框架显示，这种比较是不公平的——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资本密集型生产高于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是可以预料到的。合理的比较是对中国与同一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上中等收入经济体进行比较。但即便如此，国际比较数据显示，中国投资效率高于大部分上中等收入经济体。
虽然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将仅需5-6就能跻身高收入经济体，但就人均GDP而言，中国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或许数十年，才能赶上最发达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DP仍仅相当于美国的27%。这意味着，中国从发展中经济体过渡到世界上最发达经济体之一，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短期政策不应只生般硬套地考虑“资本密集型生产随经济发展而上升”这一趋势，而应考虑到：迈向更发达经济体的阶段，中国是逐步过渡到资本密集型增长。
林毅夫在谈到发展中国家发展时曾强调，基于韩国或新加坡的历史经验，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还有20年每年8%的增长潜力。这同样源自于事实——中国将花费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从当前的人均GDP水平，跻身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因此，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将能运用后来者优势。
增长核算法数据所呈现的资本密集型生产随经济发展呈上升趋势这一事实意味着，在资本投资不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发达经济体从当前的长期持续低增长，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所称的新平庸状态中复苏是不可能的。增长核算法数据充分印证了源于《国民帐户》的分析结论，详细分析请见拙文《美国中长期经济将缓慢增长》。因为资本投资不可能复苏，这意味着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将继续存在，发达经济体代表G7集团长期仍将陷入缓慢增长模式。这意味着，在迈向高收入经济体阶段时，中国所面临的形势是发达经济体陷入新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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