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盈盈、潘绥铭：中国的性骚扰有多严重？
【导读：
近期，某高校教师性侵女生事件被公之于众，性骚扰特别是性侵问题再次引发舆论关注。本文作者基于21世纪的三次全国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发现：实际发生的性骚扰在减少，可是人们对于它的担心却在增加；利用职权的性骚扰其实很少；男人也在被性骚扰；相同性别之间的性骚扰也存在……总体而言，“反对性骚扰的话语”已经强势介入日常生活，也反映出国民的主体建构与前者大相径庭。双方的冲突来源于中国社会中的权力、社会性别与性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出现了新的结构。特此刊发，以飨读者。】
资料图（图/视觉中国）
一
反对性骚扰的思想与实践，主要来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美国。在《中国知网》上按照主题检索发现，早在1988年，中国开始出现针对性骚扰的情况反映，到2013年3月，有关的文献已达1095篇之多。其内容主要集中于立法与执法相关的讨论；对于性骚扰的调查与案例报告很罕见，尤其是尚未检索到全国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的结果。
那么，**在21世纪的中国，性骚扰究竟有多少呢？到底有哪些类型呢？这是本文首先要解决的最基本的事实判断的问题。**进而，本文试图解决两个递进层次的理论问题：
其一，性骚扰作为一种外来的概念，无论专家学者给出什么样的定义，也无论这些定义的普及程度如何，中国人在回答自己是否可能受到或者是否真的受到性骚扰的时候，所运用的一定是他（她）自己对于性骚扰这个词汇的理解，而且注定是千差万别、莫衷一是。因此对于一个严谨的社会学者来说，不仅需要抽象地论述性骚扰的定义“应该”是什么，更需要去了解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性骚扰“其实”是什么，也就是说，人们的主体建构究竟是什么样。
其二，“反对性骚扰”已经成为一个主流话语，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介入也越来越强有力。那么它与人们的主体建构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互动，又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
在笔者的主持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2000年、2006年和2010年分别完成三次“中国人的性”的全国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是中国境内18~61岁、会讲汉语、能识汉字的总人口。以城乡差异、人口规模与离婚率等国家统计数据为分层指标进行多层等概率抽样。初级抽样单位（PSU）为县级地理区域，终端调查点为城市社区与农村的行政村。在每个终端调查点中，按照居住者的总名单进行等距抽样，再按照地理位置抽样法抽取流动人口。三次全国调查的随机抽样误差均不超过5%。
由于性调查的高度敏感性，笔者采用了如下实地调查方法：不进行“入户抽样”，不在家中访谈，而是直接抽样到个人，邀请被访者到笔者事先准备好的访谈室；保证每个访谈室中只有调查员与被访者两个人；禁止调查员访谈异性；在访谈开始之前就明确告知被访者，笔者要询问性生活的问题，而且允许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把调查问卷制成电脑程序，在调查员教导之后，由被访者通过按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
二
在三次调查问卷里，笔者都询问了三个最主要的问题：
其一，性骚扰说的是，在您自己不愿意的情况下，别人对您做出性方面的动作，或者说一些性方面的话，使得您很不舒服。平时，您觉得您自己可能不可能受到别人的性骚扰？（1.非常可能；2.比较可能；3.不大可能；4.不可能）
其二，在过去的12个月里，有没有人对您说过性方面的、使您很反感的话？（1.有过；2.没有）
其三，在过的12个月里，有没有人带着性方面的意图，对您做出性骚扰的动作？（例如：动手动脚、耍流氓、占便宜等等）（1.有过；2.没有）
从表1的回答情况可以发现：在2000年性骚扰实际上相对更多的时候，担心自己会遭到性骚扰的人反而更少；而到了性骚扰实际上已经显著减少的2010年，担心自己遭到性骚扰的人却显著增加。这表明：反对性骚扰的主张，并不是根据该现象的多少而提出的；而是出于对普遍正义的理念追求而抽象地提出的。一旦它成为一种社会的话语，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机制：**在社会舆论的大声疾呼之下，普通人对于自己被性骚扰的可能性越来越夸大；但是，这种夸大恰恰是日益提高的自我警惕，也就是对性骚扰形成了日渐有效的社会警告。**结果，现实发生的性骚扰也就不得不趋向于减少。
这一理论认知对于社会对策研究也很有启示：首先，社会科学绝不应该从话语的强弱出发，去推测社会事实如何。在当下，反对性骚扰的话语不能说如同水银泻地，至少也是如雷贯耳，但绝不意味着这样的事实就真的很多。其次，社会科学不能仅仅去研究那些“问题严重”的现象，而应该更多地关注那些“违背正义”的现象。唯此，社会科学才可能超前于社会实践，最终为改造社会实践做出自己的贡献。
1.只是男人骚扰女人？
绝大多数反对性骚扰的人士和传媒，都主要指的是男人对于女人的性骚扰，甚至默认只有男人才能性骚扰女人。
笔者为了检验这一假设，追问了那些受到过言语的性骚扰的人：在过去的12个月里，对您说过性方面的话，说得最厉害的那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统计结果是：在那些自报受到过言语的性骚扰的人里面，女人报告受到女人的性骚扰的比例在2000年是24.7%，2006年是10.9%，2010年是19.6%（P=.007），呈现为显著减少的线性趋势。在男人中，同性之间的言语性骚扰比例分别是64.9%、59.1%和57.6%（P=.001），其线性趋势也是显著减少。
笔者还追问了那些曾经被动作性骚扰过的人：在过去的12个月里，对您进行性骚扰（动手动脚）最厉害的那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回答结果是：在2000年自报受到过动作的性骚扰的人里面，被同性别的人骚扰的，在女人中占1.5%，在男人中占2.8%；到2006年的比例为女人中的0.6%和男人中的3.8%；再到2010年则分别为7.1%和5.9%。这表明：其一，来自同性的动作性骚扰的比例在10年间略有上升；其二，在2010年，女人中的同性动作性骚扰不但比男人中的还多，而且增长幅度也大于男人中的。
从事实判断的层次上来看，这反映出两个趋势：第一个趋势是，由于中国的大众传媒几乎从未报道过遭受同性别之间的性骚扰，因此在被调查者的自我报告中，这种情况的比例肯定远远多于人们的想象，甚至令人难以置信。也就是说，中国人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把性骚扰仅仅局限在男人对女人。可是由于反对性骚扰的话语的强势介入，他们自己也并不知道这种情况居然会如此之多。第二个趋势是，中国男人所说的言语性骚扰，居然超过一半是发生在男人与男人之间。女人受到女人的言语性骚扰的比例虽然少于发生在男人之间的，但是也达到了十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资料图（图/视觉中国）
从认知层次来看，这种情况进而提出三个重要问题：
一是，这究竟应不应该算作性骚扰？那些仅仅反对男人对女人的性骚扰的人们，究竟应该固执己见，还是承认和尊重中国男人和女人的主体建构？
二是，在中国男人与男人之间、女人与女人之间，究竟什么样的言谈话语，会被至少一方认为是性骚扰呢？
三是在三次调查中，认为自己遭受过同性别的性骚扰的比例，呈现为显著的减少趋势。但是疑问接踵而来：这究竟是由于同性别者之间的性骚扰现象真的越来越少，还是因为在社会的强力宣扬之下，人们越来越相信性骚扰“只应该”发生在异性之间，因此越来越把发生在同性别之间的情况，排除出性骚扰这个概念？笔者更倾向于相信后者。
从理论层次来看，这种情况给我们的启示至少有二：首先，同性之间的性骚扰为什么直到今天也没有被纳入社会的视野，无论在舆论中还是在学术上？这恐怕不得不归结为：那种“性骚扰只能是男人针对女人”的说法，已经从话语介入发展为一种意识霸权，造成了人们的管中窥豹。其次，男人对男人、女人对女人，究竟做了些什么动作，会被对方认为是性骚扰呢？这无疑是一种主体建构，是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体验做出的价值判断，而不是什么“客观的”事实判断。可惜，目前的相关研究基本上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从本文的立意出发，笔者认为：反对性骚扰的主流话语虽然已经一厢情愿地强力介入了人们的生活，却出乎意料地被至少一些人的主体建构在双方互动中改造了，不仅扩大到同性之间，而且扩大到男人与男人之间。
2.主要是仗势欺人？
至少在美国当今的主流文化中，性骚扰主要指的并不是公共场所里的“耍流氓”，而是那些在工作场合中利用职权的“占便宜”。这个定义主要来自女性主义的“性别权势关系”理论。那么，中国人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为了加以检验，笔者对那些报告说自己受到过言语骚扰的人追问道：在过去的12个月里，对您说过性方面的话，而且说得最厉害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对于受到过动作的性骚扰的人，笔者追问道：对您进行性骚扰（动手动脚）最厉害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2000年、2006年和2010年合并起来的平均比例（第一个数字是言语的，第二个是动作的）的分布情况如下：
最多的性骚扰发生在基本相互平等的三种人际关系之中——“同事、同学、熟人、邻居、业务关系”最多，占57.0%和36.3%；“对象、谈恋爱的朋友（包括原来的）”占6.7%和13.1%；“家庭成员、亲戚”占3.4%和2.5%；总计占到言语性骚扰的67.1%，占动作性骚扰的51.9%。
其次多的是发生在陌生或刚刚相识的人际关系之中——“陌生人，或者刚刚认识的人”占8.9%和20.1%；“网友、征友或征婚认识的人”占3.0%和1.2%；“其他类型的人”占13.4%和13.7%；总计占到言语性骚扰的25.3%，占到动作性骚扰的35.0%。性骚扰是对方利用职权的情况最少——“老板、上级、领导、老师、对我有恩的人”只占7.6%和13.1%。
资料图（图/视觉中国）
上述情况说明：且不管美国对于性骚扰的定义是否正确，它并不适合中国人的实际生活。中国人自己所认为的性骚扰，最多发生在平等关系中，其次发生在陌生关系中。相反，那些最容易仗势欺人进行性骚扰的人（老板、上级、领导、老师、对我有恩的人）所占的比例其实是最少的。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在工作场合中利用职权进行的性骚扰，真的有，可是也真的没有那么多。
那么，如何解释生活中仗势欺人的性骚扰很少这一现实呢？一些恨铁不成钢的好心人，或许将其归结为人们的愚昧和不觉悟，意识不到有权有势的人总会乘机下手，或者是下属们真的遇到了性骚扰却不敢回答问卷。但是从主体建构的视角来看，笔者却倾向于认为，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人，很可能确实没有认为上级的某些行为是性骚扰。
3.做了什么才算是性骚扰？
笔者一贯强调，社会调查所得到的，其实并不是“客观真实”，而是被调查者给调查者呈现出来的某种主体建构的结果。对于“做了什么才算是性骚扰”这个问题，中国那些被性骚扰的受害者自己是如何认定的呢？目前中国的文献尚未涉及。
在问卷调查中，被调查者在回答说自己曾经遭到性骚扰的时候，他们脑子里究竟出现了什么，这是研究者永远不可能知道的，但是其内容肯定是千差万别，甚至是千奇百怪的。因此，研究者就不应该把所获得的答案当作“客观的真实”，而应该视为被调查者在他们自己的定义之下，在调查当时的情境之中，所做出的互构式的呈现；最多也不过是研究者在自己的定义之下，对社会现象进行测量的结果。研究者更加应该去探索那些被调查者究竟是如何建构出自己的回答的。
为此，笔者在2010年的问卷中，在询问了性骚扰的所有问题之后，接着对那些遭到过性骚扰的人们问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呢？请回答当时最严重的情况，无论具体的手段是什么。回答情况见表2。
第一个发现：在中国成年人里，无论男女，无论在异性还是同性之间，人们对“性的身体”其实非常敏感。在认为遭到性骚扰的人里，有42％~49％的人把“故意接触我的身体”视为性骚扰。
如果女人这样说，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但是男人也是如此认为，就需要很好地进行解释了。其背后的学术意义在于：男人或者女人，在面对异性或者同性的时候，究竟是如何管理自己的身体以及身体的展现？人们认定的“身体”的具体标准究竟是什么？如果被别人接触了，自己是如何来判断对方是故意还是无意？又是如何决定做出何种反应？
笔者的假设是：无论男女，只要生活在当今中国的情境之中，或多或少都会被反对性骚扰的主流话语所介入。可是，人们又总会依据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而积淀出对于“什么是性骚扰”的主体建构。这两者之间的互构、参照系、行为逻辑、运行和调节机制，共同构成他们对于性骚扰的判断系统。
第二个发现：遇到过性骚扰的人中，有1/5左右（17％～21％）把“讲性”看作是性骚扰，仅次于故意的身体接触，排在第二位。尤其是，无论男女，无论发生在异性还是同性之间，这样认为的人的比例都相当一致。
如果仅仅是女人面对男人，那么女人持这样的判定标准尚可理解；可是一个大老爷们对另一个大老爷们讲了一些性方面的话，怎么会被认为是性骚扰呢？在方兴未艾的反对性骚扰的社会舆论中，男人不是一直被标定为“黄段子发送者”和“一聊就是性”吗？他们怎么会像女人那样，把“讲性”归入性骚扰呢？这种情况可以说明：至少一部分男人，在“讲性”这个问题上，与女人的想法和看法基本一致；因此才会感到自己被性骚扰了。那么，这种情况究竟是性骚扰这个话语强势介入的产物，是这些男人个人特质所造成的不同的主体建构，还是二者互构之结果呢？
4.什么样的人认为自己被性骚扰了？
性骚扰究竟是一种平均分布的普遍存在，还是针对某些社会阶层更多？针对这一假设，笔者分别考察了文化程度和职业等级这两个决定人的社会地位的最重要因素。其结果是：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越高、职业等级越高；那么他们受到过任何一种性骚扰的比例也就越高。
具体来看，在小学和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人中，受到过任何一种性骚扰的只有5.5%，可是在初中的人中增加到11.1%，在高中的人中增加到12.5%，在大专文化者中增加到14.9%；而到了本科及以上者则高达16.9%（P=.000）。同样地，在农民和工人当中，受到过任何一种性骚扰的比例仅仅是8.0%，但是在商业服务业人员中增加到14.2%；在白领工作者中也达到12.0%，在企业家或者领导者当中则是13.2%。
此外，笔者还考察了受到性骚扰的可能性（不是实际比例）。在文化程度方面，与小学和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人相比，初中和高中的人增加44%～48%，大专和本科及以上者则增加73%～74%。在职业等级方面，与农民和工人这些体力劳动者相比，商业服务业人员受到性骚扰的可能性增加42%；白领工作者增加26%，而企业家和领导者则更是增加78%之多。
上述的统计结果尽管符合数理逻辑，却似乎违背生活常识。莫非说，文化程度越高则越好欺负？难道对企业家和领导者这样的上层人物进行性骚扰，比骚扰处于社会底层的工农还容易？否则为什么前者比后者要多得多？这样的悖论迫使笔者不得不反过来思考问题：是不是遭到过性骚扰，这是由被调查者自己来判定的。
笔者作为调查者，没有丝毫办法去“客观检测”在被调查者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因此，本文中的所有数据，与其说是“测量结果”，不如说是被调查者的“报告”，也就是“主诉”，是他们自己的主体建构的呈现。思路转变之后，上述数据的意义也就随之变成：文化程度越高和职业等级越高的人，就越是可能认为自己受到过性骚扰，而且越是愿意把它报告出来。
资料图（图/视觉中国）
三
最晚从20世纪末期开始，反对性骚扰就已经成为一种话语，强势地介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其结果是，21世纪以来，现实中的性骚扰在日渐减少，可是人们对它的焦虑却与日俱增。从这一视角来看，一切反对性骚扰的宣传教育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很可能出现“越反越多”的局面。也就是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和遵从主流话语，不论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哪怕情况越来越少，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主诉”自己受到了性骚扰，人们对于性骚扰的担心也会越来越多。而这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判定标准被主流话语改造了。
当然，上述情况并不能证明“社会决定论”或者“话语决定论”，调查表明“反对性骚扰”虽然成为主流话语，但是只有那些更加被主流化的人，才更加有可能获知、接受和认同这一话语，才会有更大的可能成为“被介入”之人，也才更加可能运用这一话语来判定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类似情况究竟算不算是“性骚扰”。相反，那些相对低层的人们更少接触和接受主流话语，因此哪怕就是遇到了一模一样的情况，他们也很少按照主流话语的标准把它纳入“性骚扰”的范畴。反对性骚扰的话语对他们来说，也许就是贬义的“对牛弹琴”或者褒义的“我行我素”。
从实践行动的角度出发，反对性骚扰的正义性和迫切性毋庸置疑。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思考：我们所反对的，究竟是谁加以定义的“性骚扰”？这方面的“启蒙”是否有可能变质为“规训”？调查表明，中国人对于性骚扰的主体建构不仅不同于美国社会，也不同于主流话语。人们把那些不是利用职权的、男人所受到的、发生在相同性别之间的情况，统统纳入了性骚扰的范畴；基本上不考虑所谓“客观的判定标准”，而是依据自己的感受，依据自己对于对方动机的推定，给出自己的定义并推动着社会的变迁。
这就提出了终极问题：究竟是谁错了？是国民不觉悟，还是话语脱离生活？这又是因为什么？笔者认为，这很可能是来自于21世纪以来，中国的权力（power）、社会性别（gender）和性（sexuality）三者之间日益凸显的新的相互关系结构。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三者呈现为金字塔结构：权力笼罩性别，性别笼罩性；基本上是超稳定系统。因此，任何实际发生的性骚扰根本不会被视为性骚扰。21世纪前，这三者转化为重叠状态，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因此一切性骚扰的行动都会被视为同时来自这三者的弊端。时至今日，至少在中国，这三者已经开始出现“三原色分布”。也就是说，这三者虽有交集而且相互建构，却日益走向相对分离，各自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日益增加。
这表现为：权力在私领域中日益“隐身在场”；社会性别从“唯异性恋”走向多元取向；性则从“生物本能”扩展为弥散可变的“全性”。这就使得性骚扰这一概念也不得不细化和深化为：实际遭遇否？涉及权力否？仅在异性之间否？身体接触否？具有性的含意否？
中国目前的反对性骚扰的话语，远远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基本上仍然停留在公权侵害、男尊女卑和“性即丑恶”三者重叠的滞后阶段中，因此才会造成目前的困境。
资料图（图/视觉中国）
笔者在2010年的问卷中还问道：在过去的12个月里，一共有几个人，曾经对您进行性骚扰（动手动脚）？回答结果是：在所有被性骚扰过的人里面，被两三个人骚扰过的在女人中是27.4%，在男人中是31.1%；被三个以上的人骚扰过的在女人中是3.6%，在男人中是2.9%。其提示我们：中国社会中可能存在着某些特殊的情境，容易出现两三个人都对同一个人进行性骚扰（不一定同时）的情况。
对于问卷调查来说，由于提不出元假设，因此目前尚无可行的方法来调查这样的新情况；但是这种现象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却不容低估，它足以引出这样一些研究假设：
是因为这些人自己很特殊，所以才更容易遭到甚至“招来”性骚扰吗？是由于他们很难避开那些喜欢发动性骚扰的人们，才屡次遭此噩运吗？是由于他们总是误解对方的意图，才屡屡认为自己被性骚扰了吗？是由于他们被话语介入得更深，因此把自己的“性的身体”建构得更加广阔和更加敏感，才更多地报告自己遭到性骚扰吗？是因为笔者在提问时所遵循的推理逻辑，不同于被调查者自己在生活中的行为逻辑，才造成他们的误答或者笔者的误读吗？
以此为契机，笔者期盼更加深入的讨论的出现。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3年7期第58-62页，原题为“21世纪中国的性骚扰的调查实证：话语介入与主体建构之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