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天下| 马前卒：保卫我们的现代生活-马平
【2018年1月13日，观天下讲坛特邀知乎大V、工业党代表人物马前卒进行了题为《保卫我们的现代生活》的讲座。在现场，马前卒从饮食文化谈起，纵论古今，向现场观众阐述了对于传统、现代的认知。本文即根据演讲录音整理得出。】
一、刚刚学会吃
自从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上映以来，螺蛳粉就成了柳州的城市名片，全国各地都能找到广西螺蛳粉店。去年年底，《国家地理杂志》派我到广西柳州采访，我在当地专门调查了螺蛳粉的历史。
关于螺蛳粉的起源，当地有几种说法：有说是工厂食堂给夜班工人提供夜宵发明的；有说是工人电影院散场后大排档老板为了迅速煮粉发明的；有说是很多外地人半夜下火车要吃饭，小店老板只剩下螺蛳汤和米粉，临时拼凑出来的。这些说法的共同点是，螺蛳粉肯定不是古代食品，也不是家庭厨房里面的创造，而是现代餐饮企业为了快速批量制作而发明的快餐。
其实，螺蛳粉天生就有做优秀快餐的潜质。
首先，它用的是干切粉，不是湿粉，原料便于运输；其次，把螺蛳预先煮化在汤里，油水和味道很足，便于快速加热；第三，配料是腐竹、酸笋、酸菜、花生米和一小把青菜，大多数配料比较耐储存。这几条优点都接近于方便面。所以，柳州螺蛳粉占领全国市场，一半是靠开店，一半靠的是袋装的方便面式销售。柳州卖给全国的袋装螺蛳粉，去年销售额超过30亿。
这么大的一个产业，历史有多长呢？上面的叙述说了，先有现代社会的市场需求，然后才有螺蛳粉这种食品，它的历史不会太长。三四种关于螺蛳粉起源的说法，最远也就追溯到70年代末，比我大不了几岁。
再看其他城市的标志性食品，其实大多数历史也并不长。
比如说河南烩面，1956年出现在郑州，是饭店公私合营之后为了批量制作而发明的。
武汉热干面，是1930年左右发明的，饭店老板每天做面条的半成品，做少了不够，做多了会粘在一起，他就想办法在面条上拌了一些油和芝麻酱，结果大受欢迎，成了今天可以代表武汉人的特色食品。
螺蛳粉、热干面、河南烩面，这几种食品的共同点是工艺简单，可以预先储备大量半成品，随着市场需求快速制作。从地理上说，还有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诞生在铁路枢纽。武汉、柳州、郑州，都是有跨省铁路局的地方。20世纪中国主要的交通方式是铁路，只有铁路才能带来现代社会和流动人口，所以铁路枢纽最容易诞生符合我们现代人口味的美食。河南烩面没有诞生在洛阳或者开封，而是诞生在20世纪形成的铁路枢纽郑州，就很说明问题了。
和这几种食品类似的还有中国四大名鸡：德州扒鸡、河南道口烧鸡、锦州沟帮子熏鸡和符离集烧鸡，每种都对应一个近代铁路要地，采用的原料都是鸡肉这种最廉价的肉类，口味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是含水量低，容易携带，能长时间保存的食品。和螺蛳粉、热干面一样，它们都是中国铁路时代的食品。
但是，我们注意一下上面的提到的所有食品，他们有个共同特点，缺乏新鲜蔬菜。为什么中国的第一代铁路食品没有新鲜蔬菜呢？因为蔬菜和大多数水果并不适合铁路运输。铁路只能沿着固定的线路走，没法及时搜集分散生产的蔬菜。所以，铁路枢纽不缺流动人口，不缺粮食，不缺咸菜和调味品，但新鲜蔬菜的供应不一定充足。中国流动人口要在交通枢纽吃到蔬菜比例高的美食，得等到公路时代。
公路时代美食的代表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新疆大盘鸡。大盘鸡的正确称呼是沙湾大盘鸡。沙湾县一头是乌鲁木齐，一头是克拉玛依，在新疆最大城市和大油田之间。
2010年之前，克拉玛依没有铁路，所以沙湾县的公路交通密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得多。很早就能解决蔬菜运输问题。前面我提到过，鸡肉是最廉价的肉类，这鸡肉再加上青椒、土豆、洋葱、辣椒，就是我们熟悉的新疆大盘鸡。大盘鸡沿着公路普及到全国的过程，和中国变成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大国的过程是一致的。
总结一下，我们走在街上看到的民间美食，相当大一部分是最近几十年出现的。其中第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铁路和轮船出现之前，没有那么大规模的流动人口提供需求，也就没有多少面向平民的饭店和食品。鸦片战争之前，就连咸菜这种容易运输的东西，也是各地自己吃自己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轮船进了长江，武汉和上海出现了现代工商业，有了流动人口，形成了沿长江的食品市场，这才有了榨菜。1898年，涪陵的企业才腌出第一坛榨菜，但是有上海和武汉这两个大市场支持，再加上后来的铁路网，到了1940年，涪陵榨菜已经是全国性的快餐食品。它和德州扒鸡、热干面一样，都是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典型食品。
导致最近几十年出现大量美食的原因还有物资的运输。前面说了大盘鸡的例子，我再说一个例子，大家猜猜河南的王守义十三香是哪年出现的？是1959年，比武汉长江大桥晚两年。几千年来，因为交通不便，香料只要离开产地，到别的气候带都是奢侈品。现在武汉长江大桥打通了京广铁路，第一次把中国南北连接起来，北方人也能廉价获得香料了，所以在京广线上的驻马店出现了廉价的混合食品香料，1959年卖一毛钱一包，这也是工业化社会制造的美食。
但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农业社会的人没有什么资格讲究美食。人总是要先吃饱再谈口味的。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盐和油脂，其他一切美食都没有意义。1998年我上大学，有个贫困山区出来的室友，他在读大学之前一直认为方便面是奢侈品，算得上美食，就是因为方便面能快速满足粮食、盐和油脂的需求。
再举两个例子，我家在河北平泉，特产是蘑菇，全县40多万人，一年生产50万吨蘑菇。但是过去粮食少的时候很少有人说蘑菇好吃，因为蘑菇热量低啊，没吃饱之前谁有心情吃这个。后来我去辽宁营口市，那里把皮皮虾叫虾爬子，当地人说，60年代粮食不够吃，最穷的人家才去海边搞点虾爬子吃。为什么穷人才吃皮皮虾？因为皮皮虾的热量和脂肪含量都很低，在没吃饱之前去捞皮皮虾，耗费的能量得不偿失。在那个时代，最好的美食就是粮食、油脂和盐的组合，典型的例子是猪油拌饭。今天还有人拿这个当美食吗？
此外，那时候中国煤产量很低，绝大多数农民家里是没有炉子的，只有一个煮饭加取暖的大灶，所以就算有油，炒菜也是奢侈品。直到我小时候，80年代，周围的农民说弄几个炒菜，也必然是家里有贵客要来了。
各地真正能追溯到几百年前的民间菜系，主要就是炖菜，比如东北的猪肉炖粉条。
最后再补充一点，古代没有味精，能提供鲜味的东西只有老母鸡和海鲜熬的浓缩汤。普通的人家和饭店用不起这么昂贵的调味料，只有以山东孔府菜为代表的高端鲁菜，才会用足够的母鸡汤和海味来制造美食。但大多数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体会过鲜味，也就是谷氨酸钠的味道。
等到中国人富起来，粮食，油和盐普及、普通人家也能用煤气灶和味精，中国人对美食的概念和农业时代就完全不一样了。最典型的例子是川菜取代鲁菜，成为中国街头的主流菜系。因为川菜用火多，用海鲜少，用鸡汤提味的菜不多，最适应煤气灶和味精时代的操作水平和饮食习惯，比较刺激的味道也适应平民的需求。
实际上，和前面提到的德州扒鸡，武汉热干面一样，大多数川菜也是最近一个世纪才出现的。比如说鱼香肉丝、夫妻肺片、酸辣粉、麻辣火锅、重庆小面都是民国年间才有，比在座很多人的祖父还年轻。麻辣香锅、万州烤鱼，这都是21世纪才出现的菜，出现的时候我都快大学毕业了。川菜也同样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产物。
中国农业文明有几千年的历史，为什么这么多熟悉的食品都是最近100年乃至几十年才出现呢？
我可以用小学算术来解答这个问题——3000年历史，相对最近100年是几十倍的优势；但现代社会的人口总数比古代大多数时间多几十倍，能享受美食的人口比例也要高个几十倍。两个几十倍乘起来，当然压倒一个几十倍。再加上烹饪工具的进步，反而是最近几代人的饮食文化积累比之前几千年更多。所以当代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和农业社会完全割裂，舌尖上的这个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比我们的父母还年轻。
二、历史的重量
上面那个算术计算，我们可以推广一下，用来估算全部的文化遗产。这里我先请大家估算一下，从出现文明开始，到21世纪，中国这片土地上一共生活过多少人？
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但我看过几个全世界的数据，认为自古以来一共出生过800-1000亿人。而无论哪朝哪代，中国文明大致上都是全球人口比例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所以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总数大概是200亿。反过来说，我们按5000年文明算，25岁一代人，一共是200代人，200亿除以200代，是一亿人，每代人一亿，这数字只多不少，所以200亿的总数也只多不少。
这200亿中，有多少人在新中国生活过呢？我这里也有个估算。中国人均寿命是70多岁，建国到现在是69年，所以，建国时已经出生的人，现在大多数去世了；建国时没出生的人，现在大多数还活着。在新中国生活过的中国人总数，大致就是现在的人口加上建国时的人口，约为20亿。和自古以来的200亿中国人相比，大概是1比10的关系。
但是，很显然，创造和传承文化的比例，不能按1:10来算，别的不说，新中国这20亿人，受过教育的比例，肯定要比之前的180亿高一个数量级。而创造文化产品的能力基本和受教育比例成正比的。所以仅仅是教育一项，20亿人就能打平之前的180亿。更不要说现代的教育比古代强的多，现代人在学校之外接受文化产品的数量，吸收知识的数量也比古代多了十倍不止。粗略地估算一下，在我们总的文化遗产里面，新中国起码要占一半。
我猜会有人质疑我，说古代的教育和现在的教育怎么能比呢？李白杜甫怎么能和现代这些小学生相提并论呢？确实，很多东西没法量化比较的。但我还是能找一些证据。
我现在住在苏州工业园区，这个地方过去叫唯亭镇，在苏州乃至全国都是文化发达的地方。发达到什么程度呢？清朝道光年间，一个镇就有自己的地方志，总编是一个翰林，这经济文化水平至少相当于内地的普通县城。我在网上偶然看到这部地方志，摘抄了一些被记到地方志上的诗词，应该算是本地文人的高水平作品：
王鏊《唯亭》：
早朝时去晚朝回，陆市巴城迤逦来。咫尺唯亭看又过，人生行止信悠哉。
陈元素《送何仲先移家唯亭》：
周亲与我更芳邻，徙宅超然远市尘。路出东门船似马，湖当前岸浪如银。
谁能父子相师友，岂少贤豪互主宾。潮到此亭曾有谶，知君才不让前人。
李汾《唯亭》：
晓市争先集，唯亭水陆通。一江分上下，两庙划西东。
烟火千家爨，斜阳孤客篷。昔贤图八景，风雅有谁同。
查诜《武顺王祠》：
英姿飒爽镇三吴，日照唯亭庙貌孤。欲把美人配名将，中山祠在莫愁湖。
我不知道各位怎么看这些诗。抛开文体不说，我觉得文采、用词和立意，也就是中学生水平，还不能是写作文特别好的那种。我觉得这才是古代一般知识分子的真实面貌。之所以我们觉得古人文化水平高，是因为只有优秀的作品才能流传下来，日常的作品流传不下来而已。
一定要做个比较的话，我之前算过一个比例，清朝后期三四亿人口，每年生产2万秀才；我们现在十三四亿人口，是清朝的四倍，本土博士和海归博士加起来每年七八万的样子，也是清朝的四倍。换句话说，按照人口比例算，今天的博士大概相当于古代的秀才。
**但是呢，我们知道，秀才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最底层，99%的秀才最多只能算是文化的传承者，而不能创造新的文化成就。我们今天正好相反，作为博士，你必须通过论文和实验，给人类增加一些之前没有的知识，换句话说每个博士都是文化的创造者。**之前有一组图片，分析博士的定义，我觉得很贴切：
这说明，古代社会只有在所有知识分子都创造文化的情况下，才可能接近现代社会的文化生产效率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呢？不说百分之一，就算千里选一的古代知识分子也未必能做出一点前人没做过的成就。我说最近这20亿人的文化积累和之前180亿相当，实际上还是给我们的祖先留面子了。
我再拿几个数据来看看：
咱们国家有个传统，统一的朝代不仅仅要写历史，还要把已知的书籍收集归类，编成“类书”出版，基本上就是当时的文化成果汇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明朝的《永乐大典》不到4亿字；清朝的《四库全书》8亿字；《古今图书集成》1.6亿字。
一亿字是什么概念呢？年底的时候知乎给我发了一个统计数字，我这一年在知乎写了160万字，读了9800万字，差一点不到一亿。当然我大多数阅读就是快速泛读，但这也说明，如果不要求精读的话，我用十几年时间可以读完清代之前的大多数文化遗产，至少一辈子总能读完。这也符合我对《四库全书》的直接感受——我老家承德避暑山庄有个文津阁，装有完整的一套《四库全书》，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建筑的照片，应该可以对古代文化积累数量有一个直观感受：
历朝历代积攒下来的东西就这么一点，这说明一个问题——古代人对之前的文化遗产的了解，比如说明朝人对唐朝的了解，肯定不如我们。现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全国都有上百个专职研究者，比如说宋史研究会，全国仅理事就三四十人，全国500多会员，开一次年会要讨论几百篇论文。这比古代编史书的人还要多得多，除了宋朝人自己，最了解宋朝的时代就是现在，而不是元明清任何一朝。
我举个直观的例子，古代最大的收藏家是皇帝，尤其是那种活得长，喜欢展示自己文化水平的皇帝。清朝乾隆皇帝收集了不计其数的书画，其中最好的一部分被搬到台湾去了。结果最近几十年慢慢翻出来研究，发现他收藏的宋朝书画，一多半是假的，著名的那张富春山居图，皇家当真品收藏的那张，现在研究起来也多半不是真的。所以说，就算比对历史了解，也是古人不如现在。所以我认为，如果以1900年为界，之后积累的文化产品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完全压倒之前几千年。
三、我是谁？
人是社会动物，而社会又是通过道德、法律等文化产品搭建起来的。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体现在我们个人身上，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定义一个“我是谁”的概念。
设想一下，你在陌生的场合被人要求介绍自己。你怎么介绍？显然不会是名字加身份证号码，而是说我是某某的儿子，某个学校的校友，某个游戏的玩家，这才是你定义自己的方式。而我和在座各位，面对整个世界都有一个共同的自我定义——中国人。
但这个最普遍的定义，却是个很新的概念。我妈妈年轻时在山区当乡村教师，经常科普的一个知识点就是“我是中国人”。在那之前的几千年，大多数人不仅不知道这个概念，甚至不认为“我是哪国人”是个有意义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包含了现代社会才有的两重文化背景。第一个是全球视角，要知道世界上还有和中国并列的国家；第二个是国民意识，要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一部分，国家的政策和自己的日常生活有明确的互动。古代的老百姓第一不知道世界格局，第二不觉得国家和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换个皇帝自己还是一样生活，除非有时候活不下去主动换个皇帝，几十年过后日子还是一样，所以几乎不会问自己是哪国人。
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侵略，传统的儒家社会和封建军阀抵抗不了帝国主义，我们有了建立现代国家的需要。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思想，我们从此也有了建立现代国家的可行性。最激烈的一次入侵是20世纪日本的入侵，现代中国的文化概念就是从这次战争中开始形成的。到现在我们的国歌歌词还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说的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
但是，有外部威胁只是一个需求，我们不得不团结起来，建立强大的军队，建立发达的工业，成为帝国主义不敢再侵略的现代国家。但这个需求只是描述了现代化社会的硬件，并没有具体解释“中国人”这三个字的文化内涵。我们还是要回答，我们在文化上是谁？我们为什么要彼此认为是同胞？是不是因为一些更古老的因素？
中国人的定义中，肯定包含一些古老的因素，比如说中文方块字。但是更多的文化符号其实出现很近，和川菜的历史差不多。
比如说“炎黄子孙”这个概念，在20世纪之前，并不是中国人的代名词。炎帝黄帝虽然在三皇五帝的序列里面是比较重要的角色，但最多也就是一部分帝王和世家大族宣称自己有炎黄血脉，普通中国人并没有认这个祖宗的意思。但是，1900年前后，大家都知道清朝要亡了，一部分革命党要用黄帝子孙的身份激发汉族的民族主义，推翻清朝；还有一部分革命党和改良派想用炎黄子孙的旗号来打造一个中华民族，把少数民族定义成黄帝子孙的分支，不止要统一汉族地区，还要继承清朝和历代王朝的遗产。这才有了炎黄子孙的概念。1912年，民国建立第一年，孙中山就派人祭祀黄帝陵，开启了现代国家祭黄帝的先例。
孙中山和之后的国共两党祭皇陵，和历代祭黄帝陵是有区别的。之前祭黄帝陵，是把他当成比较古老的帝王和神灵，和其他神仙或者古代帝王的祭祀相比，并不特别突出。民国祭黄帝陵的时候，放弃了历朝历代大多数祭祀，专门祭黄帝陵，而且要声称这是中国人的始祖。这才在20世纪打造了炎黄子孙的概念。后来抗战前期，国共两党轮番去祭祀，并不是因为他们真信，而是两党都想借这个来证明自己是孙中山的后继者，拥有领导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合法性。1944年，日本发动最后一波大进攻，打得国民党差点放弃重庆，在这一片混乱中，国民党政府没忘了改地名，把过去的中部县，改成现在的黄陵县，也是在文化上标志自己是现代国家的中央政府。
除了炎黄子孙的概念，我们还有一个说法，说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但实际上，古代的龙是水神，是皇家的代表，但从来没有做中国人祖先的说法。一直到了1978年，因为中美建交，台北的国民党政权感觉自己被美国抛弃了，一片混乱，台湾歌星侯德健想重新表述一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写了《龙的传人》这首歌，这才有了龙的传人的概念。1988年是龙年，侯德健被邀请到春晚唱这首歌，这个概念才在大陆扎根。
这说明，认谁当祖先，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如果清末的革命党选了大禹，选了伏羲当始祖；我们今天也会有另一番说法。但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文化概念也不会因此改变。说明我们今天界定中国人并不是依赖这些20世纪才发明的文化符号。
那么到底中国人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呢？我可以从反面论述这个问题：
我们平时骂人，有一个常用句式是：“XXX你不是人！”。但我们都知道，骂人改变不了别人的DNA，从生物学角度说这句话毫无意义。那么这句话其实是从社会学角度说的，说的是对方不遵守伦理道德底线，比如说偷了别人的养老钱，已经没有做人的资格了。
从这句话反推出来，就是说，人的定义来自于统一的伦理道德，中国人的定义就是指你遵守这个国家的主流伦理道德。我们这一群人赞赏什么，反对什么，讲段子嘲笑什么，大致上有一个统一的共识，然后彼此才会认为对方是中国人。
但是呢，道德本身是依附于生活方式的。抗日战争打完的时候，我们这个国家有工商业城市，有传统农业地区，有大批的牧民，还有很多停留在原始社会边缘的渔猎民族。地域差异、阶级差异和民族差异比很多国家之间的差异还大得多。所以我说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国人”这个概念在文化上只能说有了一个雏形，还不能说完全形成。
接下来的几十年，我们先是修了全国统一的铁路网公路网，然后尽可能拉平了全国的收入水平，先后派了几千万教师下乡开设学校，终于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中国人”这个概念，打造了一个接近于统一的价值观。到了70年代我母亲下乡当教师的时候，“中国人”这个文化概念已经接近形成了。
“中国人”或者说“中华民族”的概念最后确立是什么时候呢？我认为是80年代到21世纪之间。8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是电视和农村电网的普及。从1983年春节晚会开始，我们第一次做到了跨越地域、城乡、阶层，大多数人民共看一台戏；之后每年的春节晚会和流行电视剧都是对统一道德伦理的塑造。
我现在回忆一下，80年代和90年代春晚印象最深刻的节目，除了特别的几首歌曲外，印象最深刻，最能在同龄人中制造共同语言的节目，就是那些生活化的小品相声。这些小品相声是要引导价值观的，要树立那些国家希望我们喜欢的形象，讽刺那些国家希望我们讨厌的东西。另一方面，这些小品相声也要迎合大多数观众的想法，避免出现太大的社会争议。像《渴望》这些生活电视剧也和春节晚会有类似的效果。甚至大多数人接触四大名著，也是从按照现代人口味改变之后的电视剧开始的。
经过十几年的引导和试探，我们中国人第一次形成了统一的文化伦理，而且也相信外地人会有类似的想法，去全国哪个角落打工都不会有特别的陌生感。到这个时候，中华民族才真正在文化意义上站住了。
90年代过去，就是21世纪的网络时代。网络时代实际上是对80-90年代形成的中国文化概念进行了一次“复习”。过去电视只能单向传播信息，现在网络是双向的，能即时传播网民的想法。我们看看近年的互联网热点，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社会伦理和八卦新闻，比如说这几天最热的新闻就是全国人民一致谴责两个在高铁上堵门，拦着或者不让走的家庭。类似的互联网新闻，每一次传播都在塑造中国文化，都在加强已经形成的中华民族概念。
更重要的是，信息时代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阶级之间的文化差异。
信息化时代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文化产品的生产单价非常高，过去几十个人的小剧团就能从编剧到演出一条龙服务，现在文化工业需要几千几百人合作，还要投入上亿的资本，才能做出全国人觉得好看的电影或者综艺节目。至于文化工业的硬件，比如说手机，比如说笔记本电脑和电视，开发一种有竞争力的品牌就更贵了，十亿的投资扔下去，可能还不够华为和京东方这种企业烧一个月期的。
第二个特点是文化产品的传播成本非常低。不管你几亿还是几十亿制作的电影，我如果看盗版，只要有根网线就能下载。就算是去电影院，去视频网站看，也花不了多少钱。手机和电脑虽然贵点，但是工薪阶层也买得起。
这制造了一个效果，就是有钱人再富，也没法为自己定做特别的文化产品和传播平台。比如说比尔盖茨或者马云再有钱，也不太可能根据自己的口味拍电影，或者是从头开发一款专用手机。而工薪阶层尽管穷，却也能买部智能手机或者电影票。我去年夏天采访滴滴公司的董事长程维，身家上百亿，周末也和我们一样玩王者荣耀。这是此前任何时代都没有的事情。我们国家的阶层差异尽管很大，文化上却没有因此出现古代那种程度的割裂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前网络时代形成的统一伦理观、道德观和风俗，在网络时代反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再加上最近几十年全国普及的螺蛳粉、热干面、川菜这些硬件，我们终于可以大概描述一个典型的中国人怎么生活，怎么思考了。这就是我认为的中国人和中民族的真实含义。
我说中华民族或者说中国人这个概念到了20世纪末才最终形成，听起来是耸人听闻。但我们细想一下，现在网民说起中国人的特征，比如说擅长搞工业，擅长经商，勤劳，这些自我认同是什么时候形成的？80年代中期还不是这样呢。那时候从知识分子到平民，一致批判国民的小农思想的国家，认为要在工业和商业思维方面补课。再往前几十年，在人民公社搞农田水利建设之前，中文报纸和外国报纸还一致批判中国农民不会种地，不如日本人擅长农业。
所以说，现在这个中华民族的内涵，就是最近几十年形成的东西。分析它的形成过程很有意义。2010年的时候，亨廷顿写了一本《谁是美国人？》，我们这个国家比美国年轻的多，也弱的多，更应该经常问问自己：“谁是中国人？”水浒传里面，鲁智深临终前有一句话：“钱塘江上潮信来 今日方知我是我”。今天我改编一下，就是我这一部分的答案：“现代大潮滚滚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四、人类的感受
下一个问题是，既然我们中国人这个概念很大程度上是现代社会塑造的。为什么大多数人会相信这是几千年的传统呢？
首先是我们人类的本能思考方式。
从生物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在草原森林里打猎的猿猴，打猎采果子的生活持续了上百万年。在这么长时间里，人类改造环境的能力是很弱的，只能让自己适应自然界的节奏。所以我们潜意识里认定，周围的环境不会变，父辈、祖父辈传下来的规矩是最合理的。那些不尊重现有规则的人很快就会被淘汰。
直到最近一万年，我们才进入农业时代，第一个农民到21世纪，之间仅仅隔着300到400代人。这么短的时间，不足以让人类的基因发生根本性变化，我们的大脑还没有适应一个变化的世界。所以我们很容易被人说服，相信现有的规则有几千年几万年的传承。
其次是我们人类的视角问题。
我们往往觉得自己童年看到的东西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是天经地义的传统。比如说我老家在山区，大米白面这样的细粮少，往往是出来工作才能用粮票买米面吃。农民在90年代之前的主食是玉米。小时候我周围的农民训斥孩子不好好读书，说的就是：“考不上中专，一辈子在家吃棒子面！”。那时候我就认为，玉米是我家乡自古以来的食品，代表着贫穷和落后。直到我20多岁了，无意中听我父亲说，六十年代县里边派技术员下来，教农民种玉米，我们那边的主食才从高粱变成玉米。我大吃一惊，才意识到，玉米面对我父亲这一代人来说也是新事物，是比高粱更好吃，更有影响的新事物。
中华民族的历史虽然短暂，但是和我们的生命相比还是长的。对现在的90后网民来说，更是出生就看到的东西。所以我们会真心相信眼前这些中国文化标志，这些典型的中国生活方式有古老的传承。
所以，遇到变化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承认这是事物发展，而是喜欢往过去看，在历史上找一个样板。把变革说成复古。比如说西方近代的文化发展，被他们自己称作文艺复兴；王安石变法，说自己复兴的是《周礼》；到了近代，康有为要变法，写的是《孔子改制考》。这个习惯反应到我们个人身上，就是买食品，买日用品，喜欢买所谓那些所谓的皇家产品，古代的贡品。商家也会迎合我们这个需求，编造出很多半真半假的传说，把自己的产品和古代某个皇帝或者名人挂上关系。
从古代到现代社会，我们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普通人和国家，和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古代皇权很难深入到乡村，农民主要是和地方的绅士地主打交道，和宗族打交道，很多农民一辈子都没去过县城，也没有和有编制的国家工作人员有来往，至于国家政策什么的，闻所未闻。反过来说，他也不会对皇帝，对政府有什么特别的忠诚感。
但是现代社会，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国际上的军事和商业竞争越来越激烈，迫使每个国家都去建立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复杂的政府，直接动员每一个人的力量参与竞争。反过来，随着现代工商业社会的发展，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个人也逐渐意识到政府政策对自己的影响，开始对政府提要求，要政府对公民负责。
这种个人和政府的紧密联系，对几乎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新事物。但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却不得不把他说成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说这是从屈原、文天祥一路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
在那个特定的反帝国主义时期，这种文化塑造是有作用的。但把历史作为案例分析的时候，我们不能完全接受这些20世纪才制造出来的文化工具，必须知道哪些东西实际上是现代化的产物，才能从历史里面学到有用的东西。
五、进一步的改革
总设计师教导我们，不管黑猫白猫，抓老鼠就是好猫。现在这些20世纪的神话发挥了历史作用，为什么我一定要去戳破它呢？我们坚持说20世纪的这些变革来自传统文化不好吗？
不行。
因为现代化不是一个单一的冲击波，而是连续不断的变革过程。你把迎接现代化冲击波时期形成的一些文化结构说成传统文化，说成祖宗留下的改不了的东西，眼下的问题可能应付过去了。下一波变革你怎么办？
康有为写《孔子改制考》，要给大清朝变法，本来站在历史的最前列。但显然孔子不可能改两次制度。你最多只能用这套理论搞一次变法，到下一个历史转折点，原来有进步作用的思想就成了社会绊脚石了。从历史来看，康有为也的确被自己这套意识形态绕进去了，成了坚定的保皇党。民国六年，张勋复辟，康有为就是策划者之一。后来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康有为还经常找溥仪磕头。我们不能像康有为那样，发明一套传统，然后被这套传统束缚住，被现代化的浪潮给甩下。
而且，把现代化早期这些文化变迁讲清楚，还不仅仅是思想领域的讨论，还涉及到打破利益集团的问题。任何社会结构，尤其是发明出来的临时社会结构都会逐渐形成利益集团。他们是最乐于看到现有结构永久保持下去的。如果我们不把历史说清楚，很容易就会被利益集团以保卫传统的名义拿走舆论主导权，最后让整个社会的发展停滞。
比如说中医，本身是个经验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混合体，里面的确有一些药方和治疗手段是有用的，在现代医学资源不够的时候，保留一部分中医，都是很有效的。但是，这种推广不是什么传统文化，而是现代福利制度的一部分，是用现代科学原理改造中医的尝试。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而是以发扬传统文化，保持民族自豪感的名义去推广中医，实际上就是造了一个临时性的神话。
到了21世纪，现代医学资源已经很充足了。这时候应该做的是彻底重新评判中医，每个药方，每个理论都要和现代药物一样，经过严格的监测才能使用，每个中医都应该先学习现代的医学理论，然后再回头去发掘中医的有效部分。但是呢，一方面当年推广中医时造了一个传统文化的神话；另一方面中医药行业形成了很大的利益集团，在学术圈和药品行业都有很大的利益。两者结合，结果是大多数中医药反而离现代医学体系越来越远。中药不经过严格的药物审查就能上市，中医不上医学院，跟着老师傅背古书也能开业，除了害人，实际上也毁了中医那些真正有效的部分。这种对传统医学的盲目崇拜，就是应该抛弃的现代神话。
除了中医之外，还有很多以传统的名义抵抗变革的运动，背后都不是真正的传统，而是现代化早期出现的临时现象。
又比如现在各家酒厂都要挖掘一点酒文化出来，既给自己的酒增加一点历史感，也为自己销售高度酒辩护。实际上中国古代绝大多数人很少喝的起酒，就算喝酒，也不是喝现在这种高度白酒。你用传统为理由，给所谓的酒文化辩护，本质上也是在保护特定集团的利益。
上面说的是社会层面的问题，具体到微观视角，其实每个家庭都有所谓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不意外的话，这些“传统”也大多数是最近几代人刚刚形成的东西。比如说很多家庭要求孩子背弟子规，说这是传统文化。可实际上弟子规恰恰是儒家社会末期时候的作品，到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流传，是传统社会解体前夕极端保守化的文章，完全不是传统文化经典。
我家也有类似的情况。我现在多吃蛋白质，少吃碳水化合物减肥。我妈妈就反对我这个方案，坚持说五谷杂粮最养人，最适应中国人的肠胃。但实际上，天天吃饱粮食并不是中国人的传统，农业社会大多数人是吃不饱的。我妈妈家里能有足够的粮食吃，也得是70年代了，她拿来反对我的传统，只是最几十年的生活方式。我们如果不主动去破除那些近代神话，一味地尊重所谓的传统，现代生活是过不下去的。所以今天的标题就是保卫我们的现代生活。
六、怎么办？
前面批了这么久的伪传统，现在该说保卫方案了。概括地说，就是无论真传统也好，假传统也罢，都没必要带上什么神秘主义光环。我们现在的生活，绝大多数文化遗产都是最近一二百年形成的，我们能发明这些文化，当然也能抛弃它们，也能再创造新的。就算是真的几千年传统文化，我们也得放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好好考察，看看是不是合适。
具体来说，我首先建议大家学点人类学。在我们研究历史，分析传统的时候，人类学可以给我们壮胆。
很多人都说要对历史有敬畏感，但再敬畏，人类的农业文明史也就一万年，历史的研究长度就这么多。再往前，就是史前时代，是我们人类作为生物生活的年代。人类学的定义就是从生物和文化两个角度观察人类。所以人类学的历史不仅包括最近一万年，还包括之前的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年。前面说我妈妈坚持认为五谷杂粮最养人，我从人类学的角度就可以反驳她，说就算这是真传统，也是最近一万年的传统，之前上百万年我们都是杂食动物，专门吃某几类植物种子才是反传统。
这样看来，人类学最主要的作用，就是破除“自古以来”这四个字的神圣感，因为绝大多数社会学意义上的“自古以来”，说的都是农业社会的规矩。而人类学不仅研究的时间范围更长，而且还要探讨人类生物基因和文化之间的互动，探讨出来的规律可能比历史规律更有价值。
我之前读书看到一个故事，荷兰统治印度尼西亚的时候，殖民官员召见当地的土著，发现越是文明程度高的农业地区的居民，越是习惯于弯腰屈膝，对官员毕恭毕敬；而那些原始丛林里的居民就站的笔直，不认为殖民官员可以高人一等。这个案例说明，社会等级的概念不是人类天生就有的传统，而是几千年阶级社会制造出来的概念，将来的社会也不一定要有社会等级。马克思主义讲共产主义社会，要从原始共产主义讲起，不是因为马克思认为原始共产主义值得向往，而是因为他想告诉我们，阶级社会只不过是人类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本身没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有马克思这种思维，我们才能真正客观地看待历史，看待传统。
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我们上学时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前面用来分析中华民族，分析中国人这个概念用的工具。通过分析，我们可以透过历史的风浪看到本质，看到构成我们生活的大多数文化符号其实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承认这一点其实并不丢脸，美国人历史只有200多年，照样在过去100年引领世界。承认自己这个文明其实很新，并不影响我们继续往前发展。实际上，100年前的人已经把这一点看的很透彻。梁启超那篇《少年中国说》现在应该还在中学课本里。梁启超已经把自己的历史包袱扔下了，我们21世纪的人不能再重新捡起来。
一旦破除了对传统的敬畏感，扔下历史包袱，我们就可以大胆地去发明新的生活方式，解决我们这个社会新出现的问题。比如说，现在大城市的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生了一胎就觉得压力大，生二胎就觉得影响生活质量，所以生育率快速下降。另一方面，很多人生了孩子也没有能力好好教育，甚至连不虐待都做不到。这几年连续有新闻出来，说大凉山那边的孩子出来做童工，做格斗表演，被政府送回去之后又出来，就是因为那边的父母根本没法送他们正常上学读书。2017年还有好几个新闻，都是父母在公开场合虐待自己的孩子，被别人拍下来报给警察，警察批评教育之后只能继续让这些不负责的父母把孩子带回去。
这一系列的事件说明，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越来越没有能力承担抚养孩子的全部责任。中国需要尽快建立社会化的抚养制度，需要剥夺一些父母的抚养权。这样才能保证新一代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我们这个社会才有未来。
但是呢，这样做势必要挑战家庭的神圣性，要打破几千年来的传统，要把监护权从直系亲属手里分出一部分来，肯定会有人质疑。但我认为，对下一代负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现在有的孩子没机会被生出来，很多孩子的成长出了问题，哪怕仅仅是为我们的养老金着想，我们也得设计一套新的制度。家庭抚养孩子固然是几千年的传统，但是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本来也是个新事物，在中国普及不过是三四十年；儿童需要读书十几年才能融入社会，这也是社会对人类。面对这些新的挑战，旧的制度出问题，就没必要非要以传统的名义维持下去。
说起养老金，整个中国现在都在担心老龄化问题。担心老人比例高了没人养老。可是，从我的角度看，根本没有老龄化问题啊？过去的人，四五十岁牙齿就坏了，皮肤上全是斑点，走路也不灵便，现在七十岁的老人满街跑，能跳广场舞能买菜，皮肤还很有光泽，这明明是年轻化啊，怎么反而成了社会问题呢？
所以说，问题就出在退休年龄上。过去的六十岁退休，是基于当时的营养水平和医疗条件的，六十岁的工人的确已经丧失大多数劳动能力了。现在六十岁的人这么健康，上班也不是做体力工作，完全应该多工作几年。我们把六十岁退休看的太神圣化了，不太敢触动这个传统，这才会出现那么多社会问题。
总之，我们中国现在大多数问题，都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分析，用新制度解决。我们必须敢于大大方方地承认社会条件变了，传统经验解决不了我们的大多数问题，才可能保持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2014年的时候，南方周末有一篇文章写的很好，是我这些年看到最到位的文化评论，我推荐大家读一下：
按过去的讲法，“制礼作乐”是圣人所为；而今日的“圣人”即是“人民”，“新礼乐”需要大家在日常生活互动中缓步形成，绝非一两个人的聪明才智所能强迫成就。但无论如何，一个文化若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复古”，则其已经死去。
七、主动出击 主动妥协
南方周末那篇文章用“制礼作乐”四个字形容我们新制度的创建。我很喜欢这个描述方式，因为这四个字里面有主动出击的意思。不是社会出了问题，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主动给出一个全面解决方案。这才是我们现代人思考问题应有的方式。简单地说，就是我希望每个人都去说考虑社会应该怎么运转，而不是简单地对现有社会进行批判。要是每个人都只会说“不”，有可能越是反传统，社会就越容易进入停滞状态。
比如说一群人去吃饭，最可怕的场景就是都不愿意点菜，都说随便，这个饭可能就吃不成。因为“随便”的意思不是真随便，而是说你们点，我不满意就保留最终否决权。每个人只争夺否决权的时候，就算有人有想法，也不愿意出来承受大家的批判。最后往往要等到所有人都饿坏了才吃上饭。
美国现在就处于大家都说“随便”的状态。1997年出来的动画片《南方公园》，现在已经连续火了20年了。
为什么火呢？因为大多数美国人都能在片子里找到自己需要的段子。这个片子看似非常反传统，调侃社会上的一切。调侃言论自由，也反对言论控制；反对政治正确，也反对政治不正确；嘲笑别人的信仰，也嘲笑那些反对信仰自由的人；反对非法移民，也反对驱赶移民。
《南方公园》动画片就代表了美国现在的政治局势，每一派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都通过给别人挑错来提高自己的支持率。结果呢？结果美国选特朗普上台了，选了一个意识形态上最保守的总统，在全球化问题上大幅度后退。我看这就是美国衰落的转折点
美国再衰落，现在也是世界霸主，也比我们富裕好多倍。中国社会需要的发展速度比美国高，需要进行的社会转型要比美国多很多倍。所以美国可以接受一个保守化的总统，中国就必须不断搞制度创新。所以，我希望我们不要只会说“不”，希望我们都了解一下各种社会政策的运行成本，对社会提出建设性意见。不能说今天看到城管赶小贩，骂政府粗暴执法；明天堵在街上，骂政府连一条街都管不好。
刚才我说了，大家都只会说不的时候，结果可能是最保守的势力来管理社会，受益最多的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世界上很多国家统治集团就是利用这一点才能长期管理社会的，抓住一两个敏感的点去挑逗民众的愤怒情绪，让大家在反对某件事的过程中团结起来。民众反对来反对去，貌似输出了很多政治诉求，最后一看，政治诉求都相互抵消了，台上还是那些人，还是几十年前那些利益集团。台湾省已经在这个陷阱里了，大陆千万不能掉进这种政治陷阱。一定要主动创造一套新制度，保卫好我们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对于中国的前景，我是比较乐观的，至少和其他国家相比，我更看好中国。我的英文水平虽然不好，但在媒体工作，也经常有机会看到外国网民的政治讨论。我感觉，在人文社科方面，在政治讨论方面，中国网民的平均深度是超过任何一个大国的。我猜，这和我们几十年来唯物主义教育有关，和我们大家都要上“无聊”的政治课有关，也和中国发展快，工业社会能提供的社会学案例多有关。接下来我希望中国能充分发挥这个优势，主动去建造一套适合21世纪生产力水平的制度。
八、工业化的迷茫
前面理性的分析说的很多了，最后我从感性角度说说我对传统和现代化关系的认识。我知道很多人坚持传统，反对社会变革，不仅仅是因为利益，也不是因为他坚信过去几千年的传统很重要，更是因为他在这些现有的生活方式上投入了感情。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生活方式变化很慢的人。
我喜欢骑自行车到处逛，但是因为我开始学自行车的时候没有变速车，到现在我也骑80年代那种直梁车，没有变速器。我开汽车也喜欢手动挡，每次开自动挡都想踩离合器，都觉得自动挡不像一辆汽车。甚至坐火车的时候，我都怀念过去有缝钢轨叮叮当当的声音，觉得车轮吵闹一点才睡得着。现在我回忆自己80年代和90年代的生活，想起来最直接的印象就是温馨，美好，稳定。
但是，你问我要不要回到80年代的世界上去生活，我会坚定地说不要。因为理性记忆告诉我，那时候和2018年比，不仅仅是物质条件有差距，信息沟通水平和个人发展机会也天差地别。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人都被限制在自己狭小的生活空间里，用尽全力解决自己最基本的现代化生活条件，就算有能力，有想法，也找不到地方去展现。对于已经习惯了21世纪信息时代的人来说，前网络时代简直就是一个大监狱。
明明知道过去的时光实际上并不美好，为什么我们还经常怀旧呢？我每次怀旧情绪过去，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有一天我终于想明白了。和几十年前相比，现代社会在物质上有很多进步，但是变化也太快，很多机会我们还没来得及抓住就过去了。失望的时候，我们就期待有一些稳定的东西可以安慰自己，比如那些小时候熟悉的生活。我们从中间挑出美好的一面慢慢回忆，体会传统生活的美好。这种感受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木心的一首诗：
《从前慢》 木心
记得早先少年时
大家诚诚恳恳
说一句 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
长街黑暗无行人
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的锁也好看
钥匙精美有样子
你锁了 人家就懂了
现代人很喜欢用这首诗来赞美传统，赞美过去的好时光。我承认，木心的文字很美，但稍微推敲一下，就能发现矛盾。
这首诗提到了铁路，提到了邮件，提到了给早班火车服务的豆浆店。这应该是20世纪中期的一小镇，对应的是木心的年轻时代。在木心的回忆里，这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小城居民彼此都认识，安定的生活会天长日久地持续下去。
然而，我们都知道，通了火车的小镇，设了邮局的小镇，在20世纪哪有什么安定的生活？解放前这样的小镇免不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乱，被日本人、北洋军阀、国民党军和解放军来来回回的占领。就算不打仗，这样的小镇我也很熟悉，在文化上完全附属于最近的大城市，大城市流行什么，这里用不了几个月也会仿效，而且年轻人都想离开这里出去。每隔十几年，整个小镇的面貌就会彻底变化，让你彻底认不出来。要是让小镇居民的生活停在某一年，最先出来抗议的就是这些居民，尤其是年轻居民，因为他们已经通过铁路和邮局认识了外面的大世界，绝对不甘心被外面的世界甩下。
就是木心自己，20多岁的时候也跑出去闯了大上海，80年代又去了美国，晚年才回到小镇定居。他之所以在这里住的心安理得，是因为他已经见识了外面的大世界，能随时在两种生活之间切换，才会欣赏小镇安定的生活。如果让他重新过一遍人生，我保证他20多岁还会去上海，还会去美国。
所以说，怀旧情绪很美好，但绝对不是我们放弃变化的理由。我们越是怀旧，就越应该到将来去找我们的梦想，不能被工业化早期的生活限制住。就算有一天我们老了，也像木心那样找个安静的地方住下来，也不能拦着年轻人打破貌似稳定的生活，设计一个新的社会。
对于这一点，我想我们都应该学习毛主席的态度。1966年，毛泽东已经73岁了，按说也可以像木心那样，找个自己熟悉的地方安度晚年了。但是，他发现，前半生建立的那个伟大的国家，只是一个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临时工程，是为了赶走帝国主义、平息战乱的临时工程，并不是工业化社会真正的样子。同样是在1966年这一年，中国工业gdp第一次稳定地超过农业gdp，在新中国受教育的第一代学生也从小学读到了大学毕业。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发展的快，文化和制度也得快速跟上去。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思想有点混乱，很多人搞不清楚当前社会文化是怎么形成的，总想以传统的名义往后走，拒绝让社会变革跟上我们的生产力发展，影响现代化进程。所以我今天演讲的主题就是保卫现代生活。
这个保卫现代生活，包含两重意思。在演讲的前半部分，我举了一些例子，让大家看到，社会上的大多数所谓“传统”，实际上是现代化进程中发明的新文化。很多人要坚持的“传统”，实际上也是一种现代生活，我们要认清现代化进程的本来面貌。
第二层含义，就是希望大家能超出历史看历史，客观评价我们的文化遗产。既然传统可以随时制造，也应该可以随时抛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会遇到无数的新问题，我们必须为这些新问题打造一些新的文化产品，让社会制度的变化跟上生产力的发展。这样才有未来的现代生活。这个现代化的未来，是当代中国人最值得保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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