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奎：校外培训热不是剧场效应，而是政策导致的军备竞赛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苏奎】

中国教育学会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中小学校外培训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可以比较的是，全国中小学生人数只有1.8亿，同期全国中小学财政总投入23758亿元。其中一家培训机构的线下学生接近400万人，线上注册用户累计超过3500万人。同样可以比较的是，中国第一人口大省——河南省中小学生总数只有1670万。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校外培训确实过热了，校外培训机构已经深刻改变了教育供给，也制造了不少需求。校外培训过热确实需要解决，但那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但遗憾的是，各地的教育政策还在不断将学生送进校外培训机构，校外培训的军备竞赛也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

不是剧场效应

城市广泛而严重，甚至是疯狂的课外补习和择校竞争，有论者称之为“剧场效应”，那就是如同剧院看戏，不知何时何故有人站起来了，后面的人被迫跟着站了起来，最后所有人都站起来了，第一个站起来的“绑架”了整个剧场观众。戏还是那个戏，但所有的人都看得很累，看戏的成本增加了，所获得的价值也被打了折扣。

这可以说是一个十分抓心的比喻，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相信确实有不少家长和同学并不想参加课外补习，但受不了班上或周围很多同学都去了的压力，也只好被裹挟进去了，这就是所谓的从众效应，也是这个类比的共鸣点。

不过要是仔细思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类比并不恰当，甚至是误导的。很明显，在剧院站起来看戏打破了剧院看戏的规矩，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后面观众看戏的效果，当然是需要谴责并立即予以制止的，但同班同学参加无论任何形式的校外培训（包括参加校外培训班、家庭教师等）都没有影响其他同学的学习，校外的补习属于个人的事情（国际上因此称之为私人教育，private education），两者可以说根本没有可比性。

任何比喻或者类比，都会有失真，有偏颇，只要是有助于理解，都有其论述的价值，不该苛求，讨论类比是否完全准确属于吹毛求疵。然而，“剧场效应”类比的问题并非是否准确，而是这个类比将问题指向了学生参加校外培训监管不严，指责剧场现场管理人员失职是问题的罪魁祸首，从而放过了探求事情的真正原委。

犹如发现每次剧院看戏都是如此混乱不堪，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检讨剧场的设计是否有问题，比如前后排的高差不合理导致后排普遍被前排遮挡，而不只是怪罪剧院现场管理不力。

如果非要用一个类比来说明众多中小学生被裹挟参加校外培训的话，“军备竞赛”这个概念可能更加准确。军备竞赛的目的不是满足一个国家的正常国防需要，事实上，参与军备竞赛国家的军备水平远远超过了国防的需求，如数千枚核弹头与几百个核弹头对国防安全而言并没有多少差别，大部分的武器装备对于国防也都没有意义。这犹如很多学生参加校外培训不是要达到教学标准所规定的学业水平（所谓的补差），普遍性的超前教育也并非学生成长的需要，很多的练习都无助于学生未来的创造力，而只是超越对手的需要。

军工利益集团可能会鼓吹、夸大敌对国军事力量，以获得更多的订单，校外培训机构也会推波助澜，不遗余力宣传“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以刺激更多培训需求。

更重要的是，军备竞赛会拖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金技术大量进入军工行业会严重影响民生。可以类比的是，校外培训的军备竞赛不只是消耗家长的金钱，更会吞噬掉学生们的童年，扼杀同学们对于未知知识的探索兴趣。

然而，军备竞赛是意识形态的极度对立所致，是霸权主义的政策的必然结果，我们可以斥责军工集团为了一己私利推波助澜，但霸权主义的政策才是该责怪的对象，没有了霸权主义，就没有了军备竞赛。

同样，斥责校外培训机构“丧尽天良”确实很解气，但问题道德化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校外培训的需求只要还在那里，校外培训就取消不了。从国际实践看，世界上有过这样的教训。韩国在1980年曾经尝试过禁止校外培训机构的政策，不出所料，结果适得其反，培训转入地下，学生反受其害，最后被迫政策反转，好心办了坏事。

我们甚至不能一味责怪校外培训机构推波助澜，校外培训机构如此兴盛很大程度是拜“平等化”教育政策所赐，好似足球场上的“乌龙球”。

平等化陷阱

校外培训教育的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后的现象。于个人而言，教育也是一种消费，经济的发展，消费自然要升级。学生天赋有差异，学校质量有差别，公办学校提供的普遍服务难以满足需求，更为个性化的校外培训教育受到追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任何监管都不能阻止的，不断增长的个性化品质化的教育需求，与教育平等化规模化供给的矛盾，是校外培训发展的根本动力。

校外培训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动力，如果只是其内部动力，发展速度不会有这么快，所谓的乱象也不会有这么多。义务教育扩大化的“平等化”的教育政策则是其最大的外部动因。

2014年1月28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2014年各重点大城市应制订完善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的方案。不得违反《义务教育法》免试规定。入学工作禁止组织笔试、面试或任何变相形式的考试、考核。

教育行业是对人的加工，涉及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植入，是影响一个国家长期发展的基础行业，义务教育则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公共服务之一，这是现代国家的责任，公办学校则是落实这种责任的重要载体。教育的功能包括为社会不同群体提供缩小社会存在的不平等的机会，公办教育的责任自然要大一些，这是我们平等化教育政策的出发点。对于教育部门“平等化”教育政策，公办学校确实没有多少理由不予执行，当然也不容得不执行。

民办学校不仅是增加了教育供给，更重要的是，民办学校能提升教育供给的多样性，有助于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然而，民办学校的性质决定了其对优秀生源的追求是“疯狂”的，没有优秀生源对民办学校而言，可能就意味着死亡，就会被市场淘汰。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不只是民办学校的需求，这也是家长的需求。教育服务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学生不仅是教育服务的对象，是教育服务的需求方，同时也是教育供给的组成部分，学生在教育服务中具有二重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好学生不仅希望有好的学校（好老师、好的环境），同时希望有好的同学。

当民办初中学校（事实上，一些公办外国语学校等希望保持优质的学校也有同样的需求）不能公开选拔时，特别是在官方评估标准缺位的情况下，学而思们填补了这个空缺，满足了需求，通过举办所谓的“奥数竞赛”、“小升初密考”等事实上掌握了小学教育标准，这就是学而思们小学生“超前教育”得以存在的关键。

几乎没有民办学校没有考试选拔，这是公开的秘密。从这个意义上讲，小学阶段的校外培训机构并不是所谓的“影子教育”，而是与官方教育标准相竞争的另一套体系。

国际上也有过类似的教训，东亚邻国韩国就经历过取消中学入学考试和再恢复民办学校选拔招生自主权的轮回。如果教育部门能够建立合理的学生水平评估体系，学生可自愿参加不同难度、不同特色的评估考试，不同学校可以根据办学特色参考不同类别的考试成绩或等级，当然，大部分公办学校仍可以继续直接入学。掌握了标准，就有了事实上的指挥棒。当官方的教学评估标准真正主导了教育的时候，学而思们最被诟病的小升初“超前教育”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市场了。

有效的官方评估标准是教学标准真正落实的保障，这并不是要鼓励应试教育，更不是要激化竞争，而是将竞争控制在一定设定的范围内，防范竞争提前太多，走向极端，走向疯狂，毕竟对优质教育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学习并不轻松。

可以比较的是，在具有官方评估标准的初高中阶段，“超前教育”问题并不突出，校外培训是真正的“影子教育”，是官方教育标准下的影子。根据中国教育在线制作发布的《2016年基础教育发展调查报告》统计，根据学而思培优网站公布的开班列表，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上半年，学而思开设小学阶段辅导班次7万多个，比初中（4万个）与高中（1万个）之和还要多。显然，初高中阶段参加培训的比例大大低于小学。

这就是所谓的义务教育“平等化陷阱”。为了追求义务教育阶段的平等，但实际上可能制造了更大的不平等，也付出了更大的成本。只有那些经历了不停奔走在“密考”、“奥数竞赛”路上的家长和学生才知道其中的心酸和荒唐。

重演日本宽松教育？

1976年12月18日，日本发布《关于改善小学、中学及高中的教育课程基准》，以其为标志，开启了日本中小学为减负而实施宽松教育政策的起点，日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门随后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公立学校去重点化及学生报考公立中学按片区随机入学的政策也在其中。

在“宽松教育”政策下，优质教育供给，特别是优质中学由公立向私立转移，民办中学的比例是民办小学的7倍。只要经济能力允许，重视教育的父母们都会积极地送孩子去校外培训班，让孩子考入私立学校就读。要读上好大学，就要上私立学校，报读校外培训机构（日语称学习塾或进学塾），这几乎成为日本家庭的一种普遍常识。根据文部省官方调查显示，日本中学生上校外培训学校的比例从1976年的38％上升到2007年的65％。宽松教育直接导致了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两极化发展和校外培训市场的蓬勃。

40年后，经历了多年的争论后，2016年5月10日，日本文部科学大臣驰浩宣布，日本将实行“去宽松教育”，将朝着“教育强劲化”的方向发展。显然，这意味着日本正式宣告“宽松教育”失败了。

一衣带水的中国或许正在重复日本的道路。为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平取消小升初考试，造就了大城市民办初中的繁荣，民办教育成为优质教育的代名词，无可否认，公办学校已经开始“衰落”了。上海2015年中考成绩排名，前十名均为民办初中。杭州2015年中考500分以上的考生中来自民办学校的超过90%。公办学校正在逐渐被“边缘化”，有专家称之为“教育的拉美化”。公办初中的衰落对于富裕家庭影响不大，中低收入人群则是“平等化”政策最大的受害者。

一直还没有纳入改革视线的高中教育也开始行动起来了。2017年12月20日，广东中考改革实施意见出台，“意见”明确优质高中名额的不低于50%分配到各初中，且试点市从2017或2018年、其他市从2020年入学的初中一年级新生起，高中阶段学校名额分配招生的，一律不得设“限制性”分数线，初中的均衡化或平等化加快向高中延伸。

事实上，这并不是广东的创新，广东也不算“先进”。 为促进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公平，2014年1月26日，教育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将不低于50%的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并完善操作办法。北京2016年已经达到了50%，上海则提出到2020年前，优质普通高中每年招生计划要拿出不少于60％的名额，平均分配到每一所初中。不过，广东“意见”提出的一律不得设“限制性”分数线是“动真格”，属于自选动作，相比教育部规定的比例，影响要大，走得也更远。

吊诡的是，恰恰就是还保留的入学考试制度——中考，保证了优质高中基本还是公办学校，但不断增加的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到校比例将无可避免使得优质高中趋于平庸化，量变终将引起质变，公办高中的平均化可能又是民办高中的新机会，整个基础教育供给结构可能都要改变，高中教育会不会再现所谓的“教育拉美化”呢？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对教育供给结构可能的变化是否有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心理准备呢？至少，没有人希望看到更加激烈的初中校外培训军备竞赛上演，那将彻底毁掉我们的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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