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蒙：育林——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儿童教育小记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阿蒙】
1944年2月3日《晋察冀日报》发表了一篇《儿童李顺香机智斗顽敌》的新闻，大意：日寇扫荡晋察冀边区把14岁儿童李顺香抓住，鬼子逼其带路找乡亲们，她找机会从日军部队逃出的事迹。其中有一个细节颇有意思，李顺香想：“我在学校不学过‘军民誓约’吗？如果给鬼子带路不就成汉奸啦？”
八路军所在的地方都是农村，半个多世纪前的农村竟然有学校？旧中国女童入学是极为困难的，如何打破封建思想的束缚让女童入学呢？“军民誓约”又是什么呢？请听我慢慢为您道来。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委员会成立合影
晋察冀边区成立前的教育概况
边区教育极为落后：“冀东和冀中是边区的平原地带，物产丰富，工商业发达，人口稠密，农村教育基础较好。”但就是教育发达地区，据民国26年的调查结果表明“冀中26个县中有10所中学，164所高级小学，4482所初级小学，平均入学儿童仅占学龄儿童的30%上下”。（1）这在整个晋察冀边区来说也是最好的，但边区更多的是山区，山区的教育更差。“北岳区当时仅有高小4处，学生250余人，初小80余处共计学生2400余人，入学儿童不及学龄儿童的20%”（2）。
受教育的人群也有极大的不平衡。“从受教育者的家庭经济情况看，富有的家庭和地主富农的子弟上学的多，贫苦农民的子弟上学的少。”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男童入学的较多，女童入学的特别少。“无论冀中区还是北岳区入学女生均不及入学学生总数的20%。”“据冀中区的调查，饶阳入学女生占全县学生的4.19%；安国为17.16%；深县为8.77%；又据北岳区唐县调查当时入学女生仅占全体学生5.61%。”（3）富裕家庭让女童入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嫁个“好婆家”，高小毕业无论成绩如何也要嫁人，失去继续升学的机会。
抗战前国民党教育内容开设有：小学设党义、国语、社会、自然、算术、美术、工作、体育、音乐九科；中学课程是党义、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算术、自然学、生理卫生、国画、音乐、体育等。
偏重于理化教育和外语教育，其中党义课是为了推行国民党党化教育。各级各类学校都把党义教育放在首位，培养忠于国民党的文人墨客。“冀中东北部，冀西山区，晋东北，雁北的广大农村，学校很少，私塾很多，封建教育占据优势。”而“平汉路两侧各县，教育比较发达，但教育方针、学制课程是从外国抄袭来的，不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所学非所用。”旧有的教育内容不适合抗战的需要。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军队迅速南逃，边区以往的秩序被打乱，匪盗并起，原有的教育工作者纷纷南逃；日寇为了推广奴化教育，将各地小学完全摧毁，教育情况更加恶化。
边区刚刚组建党、政、军人才奇缺，一些不愿意当亡国奴的知识分子纷纷参加抗日民主政府，仅38年就吸收了原有教师的80％参加抗日武装、抗日政权和其它群众团体。（4）在冀西的曲阳、阜平等县，小学教师离开原岗位竞占到4／5。
晋察冀边区教育发展初期
**1938年毛泽东指出：“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后代”。**这为边区小学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1938年1月边区大会后出台《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决议案—文化教育决议案》，对于小学教育规定：“恢复乡（村）镇的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一律于春季开学，学生男女兼收。并于可能范围，设立幼稚园”；“将小学课本重新编订，主要的使内容适合于抗战”；“重行检定小学教师，其认识不足程度过低者，加强训练”。教育经费：“一，乡（村）镇小学经费，重新进行整理。二，旧有义田及祭田等类似收入，可提做学款。三，旧无款的，由乡村摊起者，由乡村合理负担摊起。四，新创学校经费另筹。小学完全免费。五，教育待遇，由各县政府就各县生活情形，斟酌规定。”
教学内容“一，改变旧有形式主义的编制，采取军事化。二，添授新文字。三，组织儿童团，歌咏队等，做实际工作。四，采取小先生制。”⑸
抗战初期晋察冀边区小学上课
边区小学教育原则
边区所有教育的内容都是根据决议案的方针进行的，针对小学教育指出“儿童是民族的希望，是革命工作的接班人，任何民族不重视对它的新后代培养与教育，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边区行政委员会下设教育处。教育处设秘书科、教育科、编审科、社教科等，县设教育科、村设教育委员会，形成了从教育处到村教育委员会的三级教育管理机构。
边区针对小学教育号召：“在小学教育中，实施完全平等的免费的义务教育，不分贫富贵贱，吸收各阶层人士的子弟入学，不留一个儿童在校门之外。”
制定免费教育政策，实行免费入学制度，**规定当时在校的小学生只需要“自己准备伙食费、课本费等，一律免收学杂费”。**1939年9月《边委会令发抗属及贫苦子弟等入学优待暂行办法》，“经本村村长、教育委员会及群众团体证明的初小学生，家境确系赤贫者、抗属子弟无力购买书籍者由村中供给书籍费。”
1939年11月《边委会关于小学增设儿童义务随习班的办法》规定：“各小学均应设置随习班，设法鼓励在校儿童，各率邻近已届学龄而失学的儿童至少一人，在每星期指定的时间，到校入班受课。”让学生根据实际情况来校学习，同时又能参加家庭劳动，提高了儿童的入学率。降低入学儿童年龄的限制“小学修业年限定为6年，初级4年，高级2年。学龄由7岁至12周岁”。
高级小学，各地区设有一定公费生名额，由政府供给伙食，甚至被褥服装，以解决优秀贫苦儿童入学问题。对沦陷区来边区就学的学生，政府也有优待办法，一切由政府帮助解决。在冀中区“课本也由公家发给”。
一面与日寇死磕，一面修复被日军破坏的小学，建立新的小学，改造教会学校和私立小学。架子搭起来之后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缺乏老师，如前文所述，同时由于减租、减息的进行，合作社的开展，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农民迫切的希望改变孩子睁眼瞎的宿命。冀中区一位女童的父亲就说：“口袋里有钱谁还不让孩子识几个字呢？”
师资力量的解决办法
边区提出：“大批吸收与(鼓)励青年知识分子，录用优秀高小毕业生，从农村党员、干部及抗日积极分子中抽调一些略有文化的人去从事教学工作，充实教师队伍。”，“边区中学是统一战线的学校，一切积极抗日的进步的青年无论什么阶层，什么党派都有权进入边区中学学习。”自己的子弟也有机会读书，这比任何空洞的口号都有用，打消了一些心存疑虑的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心结；还招收国民党教育工作者参加边区的学校教育；吸收开明士绅参加边区的教育工作，灵寿县著名士绅赵鸿钧曾经任中学教员和教育局长，对教育是内行，在县议会上，他对教育提出了批评与建议，在他的帮助下，教育有很多改进。
开明士绅还利用士绅座谈会，对根据地政府的教育工作提出许多建议，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为解决教员不足的问题八爷想到一切可能的办法，如迁西县韩庄抗日小学有一个教师叫隋文清，他是俘虏来的日本翻译，有文化，政府派他到韩庄抗日小学当教师。隋文清当小学老师不仅仅是为了活命，那是准备去牺牲的。如：滦县冯庄乡王官营村教师孙风翥，刚直不阿，凛然大义的民族气节深得当地群众的爱戴和尊重，1940年旧历9月被日伪逮捕，不被敌人威逼利诱所动，最后被敌人杀害。
提高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破除“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的封建思想，指出：“轻视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是反动资产阶级与今日顽固派的罪恶思想。”41年边区借助国民党设立的“六六”教师节对教师进行鼓励，发动村长、农会、妇女组织等慰问老师，并使之经常性，召开教育座谈会等形式，提高老师政治、社会地位，提高小学老师的生活待遇。边区政府对教师的生活费用曾做过多次规定：“教师的生活费标准一般都相当于或稍高于政府工作人员待遇，不低于当地群众生活水平”；“校长8元，教员6元，所吃粮食、柴菜金、服装，实行供给制，与政府工作人员同。”
**小学老师的待遇相当于八路营长，校长与聂司令差不多。**这是抗战初期边区条件还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教师待遇降低，没棉衣穿、没盐吃是常事，但也比农民吃了上顿没下顿强很多。评选优秀老师并给予物质奖励。
边区抗联妇女部长李宝光（右）与阜平县朱家营小学模范女教师李翠珍（左）交谈
1940年-1942年冀中区统计12个县的244名小学教员，初小的11人、高小的48人、中学毕业的43人、简师毕业41（八路办的短期类师范学校）、中学以上的11人；其中共产党员83人、国民党员41人，这还是边区成立两年后的统计，边区刚成立那会更低。（6）晋北应县的小学教师起初由村干部和群众推选能识字者担任；有的教师给学生讲历史课的时候，居然说“辛亥革命就是大革命，大革命就是辛亥革命”。别人说他讲错了，他还不服气。尤其是国民党政府规定无论中小学，教师必须是国民党党员，接受的教育都是“共产共妻”等反动内容。综上所述非常有必要对教师加以培训。
1938年6月边委会制定了《小学教师短期训练办法》，该办法规定：“凡各区小学教师程度不齐或不敷分配时，得依照本办法举办小学教师短期训练班，招收热心救亡并对教育有兴趣者训练补充之，并对现任教师加以培训。”并且说明不是非得全体教师参加，而是主要的是程度差的教师参加，以及即将补充的新教师参加训练班。受训时间定为两星期至四星期，但是具体什么时间开始各县自定。还规定各县利用麦假、秋假或寒暑假来举办。
各区都设有教师联合会，每周六开漫谈会，由教师轮流做主席，研究如何坚持敌后教学，为抗日斗争出谋献力。1938年6月17日，边委会颁布《自由报考师资训练班招生简章及各县报送人员选拔办法由》，决定在民族革命中学先成立师资训练班，通过人民政府及群众团体的动员，招收一切尚未参加工作的在乡的各种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师范生、中学生以及旧教师、塾师，予以训练。训练时间，一般是一个月到两个月，有的延长到三个月或半年。
在教学方法上，根据“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如讲完时事政治课，就组织学员到附近村上对农民进行宣传动员，讲到游击战的常识，晚上就演习紧急集合和夜间行军。经过训练之后，训练期满经严格考核，精神、学习均及格者发给证书，充任小学教师。如冀中区，仅1938年内，就训练出6354个小学教师。（7）
对边区各种知识分子改造，使其成为边区教育的受教育者也是施教者。但是还不足以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如在抗日战争进入高潮，八路急需军政人员之际，丰润县杨官林小学有数名教师和55名学生投笔从戎。
面对困难边区发明“学习教师”的方法来解决小学师资不足。大量吸收高小学生和初小程度精通文字的青年，有计划的分配他们和程度较高的正式教师一起工作，使他们一面给低年级学生授课，一面向正式教师学学习。因为学过之后马上要用，他们学习异常认真，进步也很快，一般经过一两年，使可提升为小学教师**。如晋察冀边区平定县神灵台村的王执玉，原是一个一字不识的青年长工，就是因为在县里受训时识了一些字，后来又被分配为学习教师，逐渐成了正式教师，后来被选为全专区的模范教师。**你八路说“免费小学教育”，甚至连课本费都不要，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像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钱从哪来？
办学经费
抗战初期，边区初级小学教育经费由各村按地亩数统筹，县内集中掌握使用，县政府拨给有学校村庄的教育费，都超出本村缴纳的教育费，这就促进了各村办学积极性。初级小学经费原则上由村自筹，其已由县统筹统支，由县供给，由村自筹的，“旧有义田及祭田等收入的可提作学款”，高、初小学合办者，高小班由县拨给，初小班由村自筹。至于贫苦村庄，可以由县给与补贴。新建学校无旧款的，由县统筹统支。1940年开始，有些乡村小学教育经费由地方征收公粮中解决。
不因设立小学、送子弟上学而增加本村人民的负担。1940年边区政府颁布《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村概算的规定》（晋察冀边区的概预算再中国财政史是一个划时代的决定，有机会慢慢道来），村教育经费除教师每日吃小米一斤二两，每月零用费由四元到十元，不另发柴菜金及服装费外，学校里必要的开支由各村自行规定。
边区成立之初贪污现象严重，为节约教育经费规定“凡一切浪费和不正当的开支以贪污论”，“村概算以外，未经村民代表大会或区公所核准的花费，一律不准开支，开支了以浪费论，村民代表大会得以检举之”。
村小学教育经费须按边委会规定村代表会批准开支。为了厉行节约，边区政府对小学教育经费开支情况做了详细规定，1941年晋察冀边区规定县高小经费开支的标准是：(一)开办费，每校为边币120元—150元。(二)教员每人每月零用费，校长8元，教员6元，厨夫3元，所吃粮食、柴菜金、服装，实行供给制，与政府工作人员同。(三)公杂费为每成立一班每月18元；两班者第二班为15元；三班者，第三班为10元，以后每增一班增加公杂费10元。(四)每区可设公费生3名，以优待优秀贫苦子弟入学，所需书籍、粮食，由县统一开支。
教育经费的使用上主要集中在教师工资和教材，教室多利用当地的庙宇、祠堂、或开明地主的捐赠等等。如在冀中小学需要添设必要的设备，边区政府提出这样的几点意见：“在分房子分浮财时，要说服群众尽可能留出办学校的房子来。学校必需的家具最好也能分得一部分。
校舍需要修补的就要修补最低限度，要做到学校有校舍教室里有黑板、有教桌、有门窗、有扫地的笤帚，院子里要有学生玩耍的地方，有男女生厕所。要给自己生火做饭的教师厨房用具，教师用的教科书和笔砚要由村里解决。领导上提倡各村在不铺张，不浪费的现有条件下逐渐添设学校设备，过去借用学校的桌凳很快归还。以后任何机关不得借用学校的东西。”
组织学生开展勤工俭学，“不少地方，领导学生从事生产、挖圈、修活厕所，以粪便养猪，开辟菜园、种菜卖菜、喂鹅、养羊生产所得，得以添购游戏器具与图书。”课本由边区印刷厂印制，边区委员会发出了保存图书的指示：“学生领到课本，只有使用权，无所有权，每一课本讲完，再发新课本时或中途退学者，应将旧课本交回，由教育委员会保管，以便另发新生使用。”
并规定学生爱护课本、不得涂抹，妥善保管，遗失赔偿等。即便这样教材问题也还是要靠老师和高年级学生抄写。
1940年11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制定《统一累进税暂行税则》，最早开征，以后推广到整个华北根据地（“统一累进税”是中国税收史上的创举，“以有余奉不足”完全可以再写一篇论文）。税率按等累进，共分12等。征收办法是采用民主评议，每年逐户核定分数，确定负担数额，“县内集中掌管使用”。初小教育经费一直在向统筹统支的方向努力，高级小学教育经费由边区政府拨款，列入县经费预算，由县政府统领统发；不足部分由学校勤工俭学补充解决。
除了税收外，也用少量学田和公产的收入来支撑小学教育，还有生活富裕的开明士绅响应边区号召办学。应县小石口村(晋北)有八位青年志士于1937年10月联合创办了“八德义务学校”，这八位青年是曹百让、曹公士、姚旭、姚责、田华、韩培烈、于壁、王才。他们把村里的奶奶庙作为校舍。
开头一年，只向学生摊点烧的柴，后来一年向每个学生收费一元，作为办公费，他们都是义务教学，每年年终余下一、二十块都周济给家庭困难的教师王才，做生活补助费，其他人毫无代价。
1940年“4、4儿童节”冀中区政委程子华同志与儿童劳动英雄牛国才（左一）、张玉芬、温三郁合影
教育内容
晋察冀边委会还明确规定了小学各个课程在总课程中所占的比例：“初级小学：国语30％，常识(政治社会自然)25％，算术20％，工艺10％唱歌5％，游戏10％。(春耕麦收秋收等活动，学校另行处理，不在工艺之内)”；“高级小学：国语25％，政治常识15％，社会(史地)10％，自然7％，算术15％，劳作5％，美术5％，军事10％，音乐5％。”小学教师必须是“全面多能”。
他除了教好学生的语文、算术等课外，还必须会教学生(有的还包括群众)唱抗日歌曲；还必须向学生和群众宣传抗日道理和科学知识；还必须会教学生和群众的日常家庭应用，如写对联、写信、记账、打算盘等等。只有这样的小学教师，才能胜任，才能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欢迎和尊敬。(当时师范学校开设的课程不是十分一致，有的学校开设的课程是：社会发展简史、唯物辩证法、乡村句韵、新文学、教学法、语文、算术等。)
反扫荡中边区儿童与父辈门一起为鬼子预备了滚木礌石
教学也贴近边区实际情况，如做一个算术题，扫荡来了五十个鬼子，被老百姓打死四十个还剩几个？小柱一天割十斤草喂牛，他和五个同学一块割够他家的牛吃几天？
教师教学生唱抗日歌曲，当时教唱的有《延安颂》、《我们在太行山上》、《歌唱二小放牛郎》、《抗日把国保》等一大批抗日歌曲。滦县小学教师孙凤翥教唱《苏武牧羊》、《民族英雄》等歌曲，激发学生的抗敌热情。
学生们把学到的歌曲、戏剧等排练好，到各村去演出。利用秧歌舞、霸王鞭、写街头诗等文艺形式，丰富学生学习，增强抗战的认识。教师教学生唱儿童团歌：“冲、冲、冲，大家来向前冲，那怕他飞机大炮迎头袭，我们是抗日的儿童团，打先锋，我们是抗日的儿童团，打先锋，杀、杀、杀，大家来向前杀，杀掉了日本鬼子的脑袋瓜，我们是抗日的儿童团。”
春季儿童给抗属拜年
束鹿县小学教师田宁远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他给学生讲完“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祖国"的课文后，又历数了他们小学所在的南庞营村为抗日牺牲的王登科、齐大整、齐梦林、齐顺发，以及还在县游击队和八路军里进行战斗的齐志秀、王聚新、王周表、王占文等人的情况。
还有的老师针对本村实际情况对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比如：“小栓的爹被鬼子杀了，鬼子说的五族共和就是骗人的。”鬼子给儿童糖有的低年级小学生吃了，教师问：“咱村被鬼子杀了十个人，鬼子是什么人。”“敌人！我们不吃他的糖！”将糖扔到地上用脚踩碎。
组织儿童团慰劳八路军，帮助抗属干农活等等。解放战争期间边区的小学生照顾负伤的解放军战士，给战士端屎端尿，战士感动的说：“你们比我的亲弟弟、妹妹还亲啊。伤好之后，回到部队我一定狠狠打击蒋介石。”
边区儿童参加修理河道
旧式教育使教育与劳动脱节，读书人鄙视生产劳动。回到农村，鄙视家庭如牛棚猪窝，诅咒父母是蠢婆笨汉，视田间工作如牛马生活，这是农民最害怕的结局，也是农民最不愿意送自己子女上学的主要原因之一。
冀中某村的小学生嫌弃妈妈熬的粥稀，跟妈妈吵架。有的家庭条件好的学生，给贫困学生起外号，男的叫“邋遢鬼”、女的叫“碱蓬草”。老师针对小学生心理—爱听别人说他像小八路，胸口就挺得高高的，教育儿童—小八路爱劳动。灵寿县泊口小学教师，亲自参加劳动，以身作则。
给学生讲“不劳动就是寄生虫，像人身上的虱子，厕所里的蛆”，等等鼓励儿童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龙华上岳各庄小学教师马顺，因贫苦学生没有钱买纸买书，他和家长商量好了，儿童打一天柴卖钱入股办合作社，赚利归儿童买书买纸用，打了两次共打1080斤，卖价2000多元。又出了教育粮195斤，卖价1950元作为公股。民主的选举合作社干部，规定按股分红，随时入股，随时支款的办法。
从十月到年底，每股金一元分红利五角。后来与村社干部商量好，将儿童合作社与村社合并，以节省人力。在合作社中，学生学会了记账算账，学生学习用具的困难，也全部解决了。（8）1940年冀中区在保卫麦收实行快收快打快藏的运动中，据13个县的统计，参加集体收割的小学生就有162000多人，拔了91880亩麦子，还做了许多零活，可以代替3400多个壮年人10天的工作。此外12500多个儿童替代成人站岗放哨还不计算在内。拾麦队共拾得小麦349石。（9）
教育过程中发生的问题
这一阶段的边区教育也有许多错误。初期照抄37年国民党课本，与农村的生活实际隔阂太大。**比如国语（语文）第八册课本关于讲到英国、美国的有九课，讲国统区的有四课，历史人物的有五课，仅有两课讲到农村生活；关于抗战的没有儿童熟悉的敌后抗战，**尽是《八百壮士》、《飞将军阎海文》，脱离敌后抗战的实际情况；后来改正之后又出现偏于政治化，口号化—尽是法西斯、资本主义这类术语，儿童不易理解。
1940年下编辑的小学国语和常识课本的397课中，就关政治常识的就占了314课，占全部课文的78％。
学制上1941年1月18日，边区政府发布《关于普及国民教育的指示》，提出了“强迫入学"的口号。1941年4月10日，边区政府又发布《晋察冀边区小学暂行办法》，提出了小学正规化的要求。晋察冀边区就采用过“评议”法，凡经“公众评议”应该入学的，必须入学，也引起了有的群众不满。
初小学生入学人数虽然总趋势是有所增加的，但是总的入学率还是不高，读五、六年级距校稍远即需住宿，非富裕中农以上的户是无力承担学生的生活费用的，各校女生读五、六年级的就更是百无一二了。
中央发出教育与实际向结合，有的地区让女生和男生一样开荒种地，有的教师偷懒，滥用半日制，随便减少教学时间，学生的生产劳动存在放任自流现象。让小学生劳动时间过长，损害了学生身体。针对此类现象又提出正规化的口号，从左又跑到右。儒家推崇“中庸”，因为中庸最难，这些现象在整风之后得到了检讨和纠正。
整风在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极为重要，没有整风就没有1949年全国解放。虽然边区小学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错误但仍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到1941年秋，冀中平原二十八县(相当于旧县制十一县)，连游击区在内，平均入学儿童占学童总数目百分之六十二，定南、安平等九县入学儿童达到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以上。在山地，一向是地脊民贫，以遭受敌灾天灾很严重的阜平为例，小学和学生人数也较战前增加了一倍以上。不论平原和山地，不少村庄学童己百分之百入学，贫苦儿童也有了学习的机会”。（10）
到1941年底，全边区小学有很大发展，仅仅冀中区28个县初、高级小学即达4187所。据1941年冀中十八县统计，小学女生占全体学生43．5％，其中有七县女生占45％到5l％。北岳区据阜平、徐水、满城、唐县的调查，女生占43％—50％，亦可见一斑。”
通过教育边区广大儿童成为抗日的铜墙铁壁。冀中武强的温三郁，为了掩护区小队长，手指被敌人砍掉了五个，也坚决不说。雁北繁峙六区谢子坪的三保子，因为坚决不暴露八路军的行踪，最后被敌人仍在一丈多深的崖下。安国某村的三个小学生被敌人抓住，即使被挑死，也没有说出村长的名字和住址，保护了村长的安全。这是教育的根本目的——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整风之后的小学教育
1941年日军先对北岳区进行“铁壁合围”；1942年对冀中区进行“梳篦”、“拉网”式大扫荡。日寇扫荡除了找八路，为了灭绝人民的抵抗意志第一要务就是摧毁学校、杀害老师。
在抗战初期，小学刚刚恢复成立的时候，教室桌凳等设备，差不多都是很完善的，教室里张贴者各种图表、标语，漫画，挂着纸绣球，布置得相当整洁。1941年以后日寇经常对边区的扫荡和清剿，使得绝大多数的校舍、校具被破坏焚烧。
北岳区1941年反扫荡以前高小88所，初小2507所，学生总数167378人。1942年反扫荡以后高小74所，初小2140所高小减少了15.45%，初小减少了14.64%；学生总数为102814减少了38.57%。（10）阜平县本来有小学150处，日军扫荡以后校舍校具尚存者仅有六区辛庄等两三村庄。而游击区过去较完备的校舍多半被拆掉修了炮楼，桌凳黑板门窗和其它教具都做了匪徒们做饭或取暖的烧柴。在1941年春季扫荡中仅冀中区武强深泽等16县统计：敌逮捕我教师135人被群众保释或赎回98人，生死不明的13人，壮烈牺牲或被残杀者24人。（11）这期间有的教师因为环境险恶、生活艰苦脱离教育队伍，革命本来就是大浪淘沙的过程，但大多数教师坚持下来。
这时边区教师的生活条件降低很多，很多都是尽义务、奉献，但是阜平县的农民平时常给教师送菜，五月端午节送粽子，杀了年猪请教师到家中吃饭，坐上席称“先生”。
总体来说，当时小学教师的生活艰苦，但是教师的工作热情却是比较高涨的。每天有一斤小米的供给，比起没有粮食吃的农民来不知要好了多少倍了！然而小学教师工作极为繁重。每人每周的功课在二十小时以上。或者说一个小学教师，教授三十多个儿童，在边区是普遍的现象。一天到晚，除上课，还须做家庭访问、办识字班、民众学校、壁报等。
除此之外，有的还要帮学生做饭洗衣，还要配合县区做中心工作，帮助村子里老百姓解决困难问题和一切繁杂的事情；同时，在没有课本的情况下，还要在课余时间抄写课本，再转交学生。
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而工作却如此繁忙，在社会上可算首屈一指了。小学教师“散处在边区的各个角落，看护着、教育者全边区人民的儿女，是很辛苦的”，特别是游击区的教师们，“从敌伪的刺刀下面，从敌伪奴化的氛围里，抢救者成百成千的儿童”。
晋察冀劳动英雄韩凤苓同志任本村小学校长教儿童“拥军公约”
1942年开始边区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边缘地带和游击区，开展“军民誓约运动”，提出全体军民“不做汉奸顺民”、“不给敌伪粮食”、“不给敌人带路”、“不泄露军事秘密”等十项有关发扬民族气节，坚持团结抗战的要求。
同时对儿童进行“五不”教育，“五不”就是：1．不告诉敌人一句实话：2．不报告干部和八路军的情况；3．不报告地洞和粮食的情况；4．不要敌人的东西不上敌人的当；5．不上敌人的学校，不参加敌人的少年团。在小学课程中，特别强调“不告诉敌人实话与掩护八路军干部”，并把这些内容，用各种形式渗透。并且在儿童团的领导下，要求每个儿童团员，一定会背“五不誓约”，并切实遵守。
天灾人祸下边区政府曾一度停拨教育经费，号召“民办公助”，采取以工、以农养学的办法。改“学田”租种为自种（自耕、自种、自管、自收），还组织学生纳鞋底，既支援了军需，支持了生产，又解决了学校经费的不足。
还有许多的小学，教师和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自制黑板、粉笔等教学用品，1943年北岳区小学校的课余产品主要有：地球仪、挂图、认字牌、黑板、粉笔、石板、石笔以及草帽、毛衣、毛袜、手套、手巾、袋子、筐蓝等。既解决了办学费用，也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当校舍被焚毁之后全体师生便自己动手修建校舍。行唐的民校小学以大量棚地窖子做教室，既不易烧毁，又节省工料。昌宛房模范教师高明远小学的校舍被敌人烧了四次，他和学生一齐动手盖了三次；另外许多学校桌凳被烧毁就用土坯垒成土桌、土凳或用土坯架上木板来念书，墙上的黑板坏了做小黑板在哪儿上课就挂在哪里。
没有墨和粉笔他们用煤烟子和黑豆汤做墨用白干子土做粉笔。在群众支持下师生自力更生解决教具。
教育与劳动相结合
1942年中共中央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指出当时学校教育的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从做中学，学中做，那就是懂得实际生活、参加实际生活、并改造实际生活。”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边区小学把生产知识作为主要科目之一，通过自然常识和劳作课广泛而深入的传授生产知识，并且主张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劳动实践中加深认识自然界和生产的原理，懂得如何进行生产，如何制定生产计划，拨工互助，选种、浸种的方法，如何防除病虫害等知识。
算术课中计算儿童生产的成绩，练记工记账等，送粪时讲肥料的种类效用，耕地时为什么要把土翻松晒热。有些小学教师先向有经验的农民学习，再给儿童讲。有的小学请劳动英雄给儿童上生产课，还担任学校校长。
大生产时儿童团在休息时间唱歌
尤其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号召大生产，边区的儿童也组织起来积极开展工农业生产。参加工农业生产还解决了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双石头、双塘涧、秋林铺、黄塔等小学，组织了背煤担水拾柴推碾等互助小组，利用早晚时间解决了家中柴火等问题。双石头小学为了教育与生产相结合，集了一万一千五百六的股本成立了生产合作社，把合作社的棉花供给学生纺捻线，现在纺线的共赚钱一万九千九百元。平均每人分得一千三百五十元；捻线的共赚钱七千一百一十三元，平均每人得二百零三元，解决了文具费的困难。”（12）
这样的例子很多这就“造成了上学念书，须努力生产的局面，解决了不少贫苦学生的困难，仅纺线一项，半年积累2500元，行唐七完小生产收入87000余元。”“唐县车长店小学，在教员带领下，除帮助家庭生产外并能抽时做集体生产获利五千三百七十六元，粮食一百八斗，解决了大部分儿童特别是贫苦儿童的书、纸、文具问题。”（13）通过开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解决了学校和学生的实际问题，确保了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一些家庭的生活状况。过去家长们都不愿送孩子读书认为战争年代读书没用然而经过大生产运动儿童爱从事生产劳动了而且还可帮助家里劳动，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家长们的观念。
他们有的说：“识了字还能学手艺，这可真是文武双全哩。”还有的说：“我家孩子还能从学校里赚回十几块钱来，真是稀罕。”家长们竟相传说着：“蜜蜂小能酿蜜的美言。”一方面生产增加了教育经费，更为重要的是打消了家长的顾虑，以往教育环境下学生嫌弃农村，急着逃向大城市，这样的教育更符合农村的实际需要。农民说：“这才是我们庄稼人的学校呢。”合作社的开展也促进了教育的普及。
边区合作英雄张瑞同志因为本村的合作社搞得好，他腾出几间房子当小学，自己教学生识字、打算盘，又聘请了一个老师教育学生。纺织合作社也促进了女童入学率，落后的婆婆们说：“丫头上学不比以前，那时光唱歌跳舞，现在识了许多字，还使劲做活，挣了许多钱。
因地制宜的教学
晋察冀边区在1944年10月2日发出《关于研究与试行民办公助小学的指示》，要求各区普遍试办“民办公助”的“民办小学(俗称民学)”。这里的“民办公助”，采取以工、以农养学的办法，指的是“群众自己出工、出力、出入办学，政府在政治上、业务上领导，为学校推荐与培训师资，在经费上适当补助”。
采取“民办公助”政策的原因：边区小学教育在1941年到1943年近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受到很大损失，小学数目大大压缩了，边区得到巩固之后，重新恢复发展了小学教育，学生增多，政府包办不起；边区的小学教育还存在着很多弊病，1942年整风使得各级干部深感教育与劳动、社会、生活、家庭进一步相结合的必要；大生产运动后，边区人民的生活改善了，农民迫切的需要改变子孙后代睁眼瞎的宿命。
儿童团查路条
边区实行民办公助后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民办教师。龙华县古县村桑文义同志读过五年私塾，是村里的村干部，边区号召民办公助后成为小学校校长兼老师。村里赵老凤的儿子十三岁，因为他家穷，孩子没去上学。
桑文义同志每天趁赵老凤的儿子下地干活的时间教他几个常用的字，不久就学会开路条。一次赵老凤让桑文义开路条，桑文义说：“别找我，你家小人就会。”赵老凤说：“如果他能开路条，我就让他去你那里上四年学。”结果真开出来了，赵老凤将其儿子送到桑文义学校读书。
学校里有一个学生家里开豆腐铺的，桑文义就教他记账，“x年x月x日卖豆腐xx块。”结果很快就能帮家里记账了，他的父亲说：“你好好念书别耽误功课，我多做一个晌，就把你的活做出来了。”村里三个富裕家庭非要让桑文义教《三字经》,他说：“没用。”他们说：“现在办学不是照老百姓的主意吗？”桑文义和他们解释了一下不听，教了两个多月，这三个人学的一个都用不上，同年级的孩子都学会开路条了，那三个孩子还不会，三个家长才转变：“可不要教那旧书了，写文契、记账、开路条都不顶用。”
桑文义是不脱产的农民，教学内容更贴近农民生产实际。比如教给孩子什么样的地好，“二十四节气歌”。农民说：“我们还没会，小人就会了。”
电影《鸡毛信》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儿童用自己的智慧为八路传递情报的故事。桑文义交给高年级学生轻重机枪、大炮、掷弹筒等日军武器的字。儿童将收集到的情报藏在拾粪的篮子里，日伪嫌脏就不去检查了；还有的将情报藏在烧饼里，遇到敌人就吃掉。
学制上桑文义根据学生家庭的实际情况安排。春耕或秋收的时候，家庭困难的学生忙于农业生产上半天课，或者自己去学生家为学生补课。
1942年北岳区提出：“旧有小学限力发展现在阵地决不放弃。”同年编委会制定开辟近敌区游击区教育工作的方针，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根据地被敌人摧毁的小学很快恢复。在敌伪据点附近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庄，在敌伪小学里，表面上是学习敌伪规定的课本，争取日寇的教育经费用作抗日，实际上是以伪课本为掩护，讲解抗日课本，进行抗日教育。
为了避免敌人的突然袭击，边区政府派那些峰强的取得合法地位的教师来上课。平常学生学习抗日课本，敌伪来了或者风声紧了，把敌人的课本《百家姓》、《千字文》拿出来做样子，敌伪一走，仍然学习抗日的课本。课程表上虚设日语课，用来掩护自己，蒙蔽敌人。读“工人努力做工，农民努力种田，好男儿去当兵，小朋友要宣传，大家努力，一齐抗战”之类的文章。
也有的地方是在这样的小学设立两种教师，一种是“应敌教师”，多是村中略识一些字的老年人，教授《四书五经》敌伪巡逻来时，就由他们出面教学，敌伪巡逻的一走，就由抗日教师接替继续讲抗日课本。据第十专区6县统计1943年2月到1944年11月共建抗日隐蔽小学290处，建抗日两面小学252处；1943年五台等17县有隐蔽小学和抗日两面小学1280处。（14）
晋察冀边区安国某村的小学教师，化装成卖货郎，沿村敲梆集合学生进行教学。学生则化装成买油的，买针线的等等，围着“卖货郎”听课，听抗日救国的道理。
见到可疑的人，女学生就说：“我娘就给我五块钱，你这个梳子要十块不买了。”老太太也纷纷上前打掩护。定南某村庄教师化装成小杂货铺掌柜，对化装为买油打醋的学生，进行个别教学。
校长化妆成看病的大夫，小女儿走在前面，巡回检查教学。在冀中平原地带经常会看到几个儿童在田地里玩耍，其实他们正在上自习课；利用夏季在田地里教学；地道战开始后利用地道教学，当年的教育工作者还颇为风趣的说：地道教学省下了不少柴火，冬暖夏凉。
巡回教学：涞源模范教师辛宝棣六十多岁，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多年。早晨在主村沙果园村上两个小时课，再到副村西沟门，村口铁匠铺有师徒三人，老先生先教师徒三人几个字后，再给西沟门六个男女儿童上课。
结束西沟门学生教学后，老先生先检查铁匠的功课，再回家。夏天就在树荫下、河边，冬天就在学生家里上课。第二天先到主村上课，下课后在到另外四个副村上课，来回近十四里路，共有八个小学生。
晚上再到主村民校给村民上识字课，读报宣传党的政策。主村共303人，除幼童、病老41人外，全部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儿童的对敌斗争也越发的机动灵活。某次日寇扫荡，日寇军官问：“你们村谁是干部”一名儿童说：“我爹是干部。”鬼子官一听大喜：“吆西，他滴什么的干部？”儿童回答：“他是你们的保甲长。”鬼子官听了后摇了摇头，苦笑：“中国人滴，没办法的。”
鬼子强迫一些儿童到鬼子学校学习，村里选几个坚定的高年级学生去鬼子学校。高年级学生借机把八路的宣传单拿到伪学校，一些伪军看到宣传单问学生：“八爷优待俘虏是不是真的？”“当然是真的，我们村有好几个被八爷俘虏过的伪军呢。”
结果安国县两个伪军带着枪当了八路。日军士兵受日本帝国主义思想毒害严重，策反鬼子比较麻烦。边区学生故意将日本反战同盟的宣传单扔到鬼子茅房，一个叫小山的日军捡到宣传单后，通过边区学生来到冀中当了八路。
小学生在残酷的斗争中，学会了如何应付敌伪，保守工作秘密，如何掩护教师和抗日干部。在儿童的掩护下，很多抗日干部化险为夷。只据定南县第二十高小的统计，八年抗战中，在敌伪的血爪下，曾营救了二百四十个县级干部，解救了二十多个被迫去受敌训的同学。
在边区党、政、军、民共同努力下，“据1945年冀晋区29个县统计，学龄儿童378842人，入学儿童240635人，入学率达72.8%。”（15）行唐县6个区学龄儿童30702人，入学儿童18923人，入学率达61.65%。”（16）“据1945年底统计全边区共有小学23300多处，1464700多名学生。
在老解放区绝大多数村庄都设有小学，曲阳、定北、完县、龙华等县已达到村村有学校，各地平均起来，入学学生占学龄儿童的70%以上，有的县份曾达到90%以上。”（17）（以上数字不分男女）“在山地，一向是地脊民贫，以遭受敌灾天灾很严重的阜平为例，小学和学生人数也较战前增加了一倍以上。不论平原和山地，不少村庄学童己百分之百入学，贫苦儿童也有了学习的机会”；“学龄儿童入学率大大超过了抗战前的水平，这是国统区无法比拟的，直到抗战结束时国统区失学儿童仍占学龄儿童的47%以上。在晋察冀边区许多贫苦家庭的儿童 过去没有入学机会的现在一般都入学了贫农子弟增加了，如阜平3779个学生中贫农占53%；曲阳972人中贫农占36%。”以往家中让男童上学不让女童上学也逐渐消除。
对于中共发展教育，****蒋介石在1933年说：“即如讲教育，匪区里面最紧张的，就是教育！最有纪律的，就是教育，最有精神的，也就是教育！而我们现在各地方的情形却不然，比方崇仁地方，所有的高小学校就完全停下来了，土匪他们什么经费可以少，教育经费一定要筹到，我们却反而要常常拿教育经费来做旁的用。”（18）
蒋介石明明知道国统区官员挪用、贪污教育经费却不处理的根本原因——瑞典历史学家达格芬·嘉图在他的著作《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一1945)》一书中说：“小学教育的极大发展，是对农村绅士对教育垄断的有力挑战—贫农和中农出身的儿童日益接受起码的教育的权力，这使他们更好的了解变革农村社会的必要性和变革的方法。”
农村绅士代表的是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而蒋介石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不可能发展农村教育以危害自己的统治，这是国民党集团不发展农村教育的根本原因。
边区小学教育真正做到了孔子说的：“有教无类”。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者没有做到的事情，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做到了，堪为奇迹，这个奇迹是建立在无数边区教育工作者的汗水和鲜血之上的。
去年看我的一位原八路军老战士长辈，老人说：“我文化不高（老人高小毕业），但是我特别爱学习。（老人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当老师）。”纠正老人一下，文化不是指学历的高低，而是指不断学习的能力。
某些人经常说民国大师云集，在我眼里从文盲成长为模范教师的王执玉是大师；“八德义务学校”的八位创始人是大师；孙风翥等为了教育事业以身殉国的小学教师是大师；不顾年老体弱坚持工作在教育第一线的辛宝棣先生是大师；还有像辛宝棣先生一样坚持在边区小学战线战斗的普普通通的教育工作者是大师；他们在民族危亡之际选择了燃烧自己，照亮儿童愚昧无知的天空，照亮为子孙后代前方的路，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师！
【本文资料选自（1）《边区教育》第二卷十八期1940年10月1日（2）（3）（6）（8）（10）（11）（14）（16）《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续》王用斌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73页、373页、74-75页、415页、71页、37页、247页、731页（4）《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经验片段》第一辑人民教育社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54页（5）《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21-22页（7）曹剑英刘茗、石璞、谢淑芳著《晋察冀边区教育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第62页（9）王谦主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回忆录分册第79页（12）《晋察冀日报》1945年4月12日（13）《晋察冀日报》1945年4月18日（15）王谦主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初等教育上）河北教育出版社148页（17）《北方文化》二卷一期 1946年6月16日 （18）蒋介石:《以自强的精神剿必亡的赤匪》(1933年5月15日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1卷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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