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鑫诚：《火与怒》不仅揭露了白宫秘事，更暴露了美国的大麻烦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洪鑫诚】
近期美国媒体的头号爆款内容当属《火与怒》（Fire and Fury: Inside the Trump White House），一本以特朗普怼朝鲜的台词作标题来怼特朗普的书，作者声称在18个月内对白宫官员、特朗普幕僚和特朗普本人进行了200多次采访，质疑特朗普的心理稳定性和智力水平是否适合担任总统。
这本书不止让特朗普大动肝火，怒斥作者沃尔夫（Michael Wolff）“谎话连篇”，还撕裂了其与“前军师”班农（Steve Bannon）的关系。
不过，暴走的特朗普不能阻止《火与怒》在书市上烧起一把大火，虽然其律师要求出版商和作者立即停止出版，扑面而来的新闻却反而让此书“因为前所未有的需求”而提前销售并霸榜亚马逊。
日常黑特朗普的美国媒体不忘为这把大火推波助澜，CNN不止推出了数篇相关报导和评论，还乘势整理了一波特朗普治下的2018“混乱政治时间轴”，其中最新的一件，当然关于《火与怒》。这条时间轴的作者，CNN政治线记者Chris Cillizza玩了一把“前后呼应”，语带讽刺地两次强调：“现在是2018年1月5日”，并提醒读者“系好安全带”，大有“一切才刚刚开始”的潜台词。
传统媒体用这种几乎有点幸灾乐祸的口气来数落本国总统，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已经很难算得上新闻。毕竟，连相对严肃的智库也没少添油加醋。用复旦大学研究员沈逸的话说：“提前拿到了这本书的美国媒体，尤其是持坚定反特朗普阵营的美国媒体立刻陷入了某种狂欢的状态，并顺带牵引着反特朗普的阵营也陷入了某种狂欢”。
这种媒体的狂欢不禁令人好奇，美国主流媒体和智库为何总是看特朗普不顺眼，一副除之而后快的架势？要回答这个问题，绕不过美国建制派与特朗普根本上的“三观不合”。
千言万语比不过一句“fake news”？
主流媒体精英作为建制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代表了“反建制”力量的特朗普及其背后的支持者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前者更“精英”、更倾向“全球主义”，后者则更“大众”、更重视“国家利益”。
北大新闻院副教授王维佳在《美国媒体建制派的失败》一文中指出的就是这个问题，他写到：“媒体人与商业精英、政党精英和大量中产阶级知识劳工，同构为社会的建制派群体并与基层民众生活脱节，他们像职业技术官僚一般只能在给定的框架中认识世界，无力回应基层的遭遇和抱怨，也无法弥合社会群体对抗的裂痕，终于迎来了一场失败的悲剧。”
2016年，特朗普在媒体的一片唱衰中打败希拉里，正是建制派失败悲剧的高潮。CNN和《纽约时报》们对政治及舆论生态的悄然生变有些措手不及，在特朗普的一句“fake news”面前，他们所坚持的“专业”和“事实”似乎不堪一击。媒体精英们发现，他们眼中那些支持特朗普的基层民众的逻辑要简单得多，可以说是：“我信你，所以你说的就是对的”。于是，如果特朗普说CNN是“假新闻”，不论记者认为这有多么荒诞，他都无力说服站在自己对面的民众。
主流媒体为何成为建制派的同路人？王维佳教授从商业媒体高度垄断化之后的利益追求切入，认为在西方国家已趋饱和的文化消费市场之下，媒体只有两条出路：“其一是打破新政自由主义时期对传媒行业的各种政策性约束，让媒体盈利的潜力发挥到极致；其二是打破国际壁垒，让文化产品与其他工业产品一样冲进全球市场，并通过国际分工，降低内容生产和分销的成本。”
事实上，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在全球化时代，已经高度商业化的西方媒体，和其他商业领域一样，都是全球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而目前的这套全球经济体系当然不是随机产生的，美国商业、政治精英和专业知识分子的结盟，也就是常常被称为“建制派”的这个群体，在这套体系的建立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不只是智库的“外交关系协会”
以“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为例，这个通常被视为智库的组织，事实上远不止是单纯意义上的智库那么简单。
2015年，美国学者劳伦斯·肖普（Laurence H. Shoup）出版了《华尔街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和新自由主义地缘政治帝国，1976-2014》（Wall Street’s Think Tank: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nd the Empire of Neoliberal Geopolitics,1976-2014）一书，从一个智库研究者的角度，展开了“外交关系协会”作为美国长期外交政策“大脑”和“推手”的历史资料和现实案例。
而早在40年前，肖普就和搭档明特（William M. Minter）合著《帝国智囊团：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美国外交政策》（Imperial Brain Trus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我国智库研究者对这本书应该不会感到陌生。该书在1981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在国内出版译著，属于中国学界最早翻译的单一美国智库相关外文专著，为学界打开了一扇美国智库研究之门。
译著出版之前，时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辜燮高先生就在国内期刊发表原著书评，指出：“外交关系协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巨大影响是尽人皆知的，有的美国书刊说它是‘一个极有影响的私人团体, 有时被称为真正的国务院。’有的称它的领导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权势集团。’”
这说法还算客气，由于对美国政府乃至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非凡影响力，CFR被称为“影子政府”和“政府中的政府”。甚至有人曾评论到：“对政府来说，外交关系协会不仅拥有很大的权力，而且其力量已经达到事实上控制国家的地步。”更广为人知的“传说”则是：“要想担任对外政策官员，取得CFR的会籍是必须履行的一种过渡仪式。”
作为CFR研究的权威，肖普的《华尔街智库》一书基于近40年来陆续梳理的各种档案及文献资料，发现CFR通过其引以为豪的血统（始于巴黎和会时期劳合·乔治和伍德罗·威尔逊策划主导战后国际体系的“国际事务学会”和华尔街权贵资本家俱乐部“外交关系协会”的合并）和立身之本——“会员制”，实现了“以资本积累为目的的人们和专注于思想的人们的结合”，也就是跨国商业集团的全球商业利益和专业知识分子阶层的结合。不过，在这种联盟关系中，“权贵资本家”才是幕后“操盘手”，而包括大学教授、媒体精英在内的知识分子，则更多扮演为前者出主意的角色。后来勃兴的所谓“智库”，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这些“出主意的人”的一种组织形式。
CFR官网对源自巴黎和会之历史的简介
CFR领导层中，Chairman类似董事长，是头号人物，通常是权贵资本家，如大卫·洛克菲勒曾掌管CFR超过15年，现任则是有“总统俱乐部”之称的凯雷集团创始人大卫·鲁宾斯基。President则类似总经理，负责组织日常运作，尤其是智库的运作，通常由知识精英代表担任
凭借成立初期的极高起点，再通过“会员制”精心筛选、吸纳同道，CFR逐步建立了覆盖全美，辐射全球的政、商、学、媒体各界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领导核心圈，也就是被肖普称为富豪统治集团（Plutocracy）的政商领袖可以讨论和发展共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通过强大的会员网络和“内圈”、“外圈”组织来输出、传播代表本阶层利益的意识形态，进而发展成为被社会接受的共识。
因此，CFR的各种活动就藉由发展和执行能够帮助资本家阶级成为统治阶级（ruling class）的各种政策，成为“意识形态霸权”（ideological hegemony）得以建立和维持的关键手段。在此过程当中，学者通常扮演创造概念、理论和话语体系的角色，为这套意识形态的维护和更新提供智力支撑。而媒体精英们的工作，则更多在于将这些理念传播到社会大众层面。
作为集会员组织（Membership Organization）、智库（CFR’s think tank: David Rockefeller Studies Program）、媒体（《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出版商于一体的庞大跨界精英复合体，CFR整合了建立“意识形态霸权”所需的完整链条。
“新自由主义地缘政治”
美国富豪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究竟为何？又如何向全球推广呢？正如前述王维佳教授文中提到的，里根和克林顿时期的政策一步步放弃了由公共机构实施媒体内容监管的机制，解除了资本在媒体行业投资兼并的各种壁垒，帮助传媒资本实现了大规模的整合与垄断。这些美国传播领域的政策调整很快在世界各国吸引了效仿者，从而转变了全球传播产业生态的基本格局。因此，很难想象有着如此明确利益指向，享受着现行体制带来的各种名誉、地位和特权的媒体集团及其新闻报道，能够对主导性的全球化方案进行任何整体性反思。
事实上，几乎同一时期，美国政府在经济、金融等领域做了同样的事情。而CFR作为统治精英俱乐部，长期发展并实践的世界观和大战略，则是这一波全球化浪潮的缩影。
正如《华尔街智库》一书的副标题，以CFR为代表的统治精英的世界观和大战略的结合，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地缘政治”（neoliberal geopolitics），指的是用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如自由市场（free market）等概念，与在全球权力政治上基于地理导向的政治和经济思维与行动相结合。其中，新自由主义主要是作为意识形态，而地缘政治（geopolitics）乃至相关的地缘经济（geoeconomic）概念，则更多作为具体的战略来指导政策。
作者通过贯穿几乎整个学术生涯的持续追踪研究发现，从1976-2014年，CFR所代表的建制派精英团体，通过广泛的研究和活动，逐渐并成功地发展及实践了后来我们所看到的全球体系，即一个新自由主义地缘政治的世界。在这近四十年间，美国乃至一些其他重要国家的重大经济和政治政策，都被CFR及其所代表的美国精英资本家阶层的世界观所影响，此即“意识形态霸权”的具体体现。
新自由主义之下，WTO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民族国家和私营公司一并运作。这些相互联系的机构共同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体系，其中，较弱小的国家的公权力通常让渡给了投资者、企业、市场、国际组织以及其他更强的国家，尤其是美国。
体系之下，世界上的资本家阶层可以利用其对资本的垄断，尤其是对金融的控制，去获取这个世界上的许多土地、自然资源和劳工，并将财富不断积累到居于这个非正式帝国都市权力核心的少数的富人和家族手中。
在肖普看来，新自由主义同时代表着全美资本家阶层的利益，以及全球跨国金融寡头的利益，因而这种体系的扩张一直都是CFR及其庞大同盟网络在过去近四十年期间最重要的目标。他们已经创造了一个横跨全球的投资、生产、贸易和投机体系，一个由美国主宰的非正式全球政治经济帝国。
在这个庞大帝国的形塑中，被称为“帝国智囊团”的CFR，其领导层中有五位重要人物“功不可没”。他们分别是前花旗集团董事长利斯顿（Walter B. Wriston）、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及沃克（Paul A. Volcker）、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费尔德斯坦（Martin S. Feldstein）和柯林顿政府财政部长鲁宾（Robert Rubin）。
从福特、卡特、里根，一直到老布什和克林顿这连续五位总统任期内，这五位时任或曾任CFR理事的人物纷纷占据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美联储、财政部等经济政策核心首长职务，通过对总统本人的影响及与其他掌握要职的CFR成员通力合作，逐步掀起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浪潮。其中沃克和格林斯潘二人，从1979年-2006年相继把持美联储，共达近27年之久。美联储历史任期最长（1987-2006）的格林斯潘，更是因为在任内对美国经济政策具有权威甚至决定性影响，被称为“可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制定者”。
在这段期间内，美国陆续推出了一系列以放松金融监管、减税为特点的去管制改革，踏上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之路，并藉由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对外辐射及输出。曾经不可一世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美国国内的财政部和美联储以及美国一手建立的IMF、世界银行这套国际机制相互配合之下的世界经济秩序。
“体系”VS“国家”，“精英”VS“大众”
然而，连同西方民主体制的困境，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近年来逐渐遭遇危机与挑战。
首先，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是一种超越主权的跨国体系，建制派对这种体系的维护是一贯的、具有某种普世性而非局限于国界的。这种世界观的持有者们相信，其他国家（中国尤其重要）中因体系而获益的阶层同样会自觉维护这套体系，因此，作为体系主宰者的美国的利益自然会得以保障。这也是美国希望“整合中国”的一派的重要论点。
然而，即便是对作为“体系建立、主导者”的美国来说，“体系利益”和美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并不总是完美一致的。例如“中国威胁论”者可能就会强调中国融入体系之后，比美国获得了更大的“相对利益”，以此推断维护体系未必总是有利于美国。（不过，全球体系中的既得利益阶级可能更在乎自己在体系中的利益而非国家利益）
另一方面，在这套将财富集中到各国上层精英手中的体系之下，不止美国自身的社会不平等不断加剧，阶层固化和收入不平等亦在全球蔓延。“占领华尔街”和世界性的反全球化浪潮终于应运而生。
于是，像肖普这样更重视公平，忧心美国社会撕裂的学者，通过研究揭露他们眼中美国的病症，希望民主体制能够真正回到“大众”的民主而非只对“精英”有利。但很显然，他们的声音不可能大过建制、精英的主流学界和媒体。正如肖普在《华尔街智库》一书中常常语带无奈地表示，自己的研究成果很难得到足够的重视和传播。
而相对一个大学教授来说，以商人身份投身政治，赶上这波全球化逆流，并表现得更为激进、大呼改变的特朗普，能掀起的风浪就大得多了。他毫不掩饰地展示自己与美国传统“精英”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并结合不满现状的基层力量，冲击着建制派辛苦经营的意识形态，这无异于抢夺前者通行世界的思想武器。
所以，作为建制派的媒体精英们，为了维护自己参与建立，并与自身地位紧密相关的体系，几乎必然要和特朗普站在对立面。
可惜的是，受到精英意识形态影响颇深的媒体人们，和同为知识精英的专业学者阶层，很难挣脱他们与权贵阶层的利益共同体关系及其带来的思维框架，也就使跳脱体系的整体性反思尤为困难，当然很难推动体系朝公平的方向推进。
他们似乎还是不能真正认识到，正是因为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体系之下，加剧的不平等待遇和经济困境看起来毫无改变的可能，才激起了基层的愤怒，和对“精英”的不信任。那些渐行渐远的大众需要的不是难懂的道理，而是实实在在地改善生活。
由此看来，在特朗普高调宣称要夺回属于美国人的工作，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而赢得草根欢呼的时候，CNN们却仍在指责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无知，当然只能带来一场各说各话的闹剧，就算建制派最终撵走他们讨厌的特朗普，又何以赢回失去的民意？
而全球化如何朝向更公平的方向进行反思和改革，则是这个已然高度互赖的世界必须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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