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嵩焘 | 食指不是疯子，他只不过比我们更真诚_风闻

笔者拍摄于2018年11月21日，北大静园

食指老师静静地看着为他庆生的爱人、朋友和晚辈们

编者按：

诗人食指已经70岁了。提起食指，我们忘不了诗歌《相信未来》里向未来呼唤生命的力量。但同时，坊间依旧乐此不疲地咀嚼着“海子死了”、“北岛跑了”、“食指疯了”、“舒婷沉默不语”的诗歌“典故”。

“食指疯了”也许是中国新诗史上一次荒谬而粗暴的人造“惨案”——诗人们和媒体在为食指和诗歌寻找桂冠和花环的时候，有意或者无意地将疯人院的锁链一并扔了下来，作为诗人的食指和诗歌一同加冕，接受万众敬仰和朝拜，作为人的食指却被牢牢地锁进了精神病院，镣铐的冰冷和食指的痛苦却让诗歌的桂冠和诗人的荣耀显得更加璀璨夺目，当然，那些打造桂冠、编织花环的人们也因此沐浴在光芒之下，格外耀眼。

此时的食指，已至古稀，他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幸福的老人。

后链李零老师为庆祝食指先生70岁所著的文章。李零|给路生

文章转自公众号：活字文化。感谢授权保马推送！

食指70——幸福的“鼠辈”，不是“疯狗**”**

图文 | 陈嵩焘

一、“疯子”食指

大四那年的冬天，很少出门，把食指的诗翻来覆去地读了一遍又一遍。在《相信未来》里，诗人坚定地向未来呼唤生命的力量，当时的我却坚信，那是对现实的绝望呐喊——现实残酷到了何种地步竟需要一个20岁的年轻人一遍遍向未来寻求生的希望，如果今天就有机会看到“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为什么要把信念寄托于“未来人们的眼睛”？难道除了“相信未来”，就没有其他“热爱生命”的理由了吗？

 这么多年过去，诗里的绝望和力量在生活里交替出现，缠斗不止。诗人曾经呼唤的未来已经结结实实地落在了脚下，如今的一切是否是如他所愿呢？可能连诗人自己都想象不到，他曾经那么焦急地“等待着人们的评定”，“未来的眼睛”终于让时代和历史认可了他的诗歌，发现了他的价值，却在人格和精神上给了他最残酷和不公的评定——“疯子”。

 以至于在给食指老师庆生的时候，听闻此事的朋友还一个劲儿向我探问——“食指的精神状态如何”，毕竟，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食指算得上当代中国最出名的“疯子”了（没有之一）。如今，凡是读了几句诗的人都能乐此不疲地咀嚼着“海子死了”、“北岛跑了”、“食指疯了”的诗歌“典故”，这些添油加醋的故事像新时代的荷马史诗一样在街头巷尾、客厅酒会里流传，哪怕很多人连“春暖花开，面朝大海”、“相信未来，热爱生命”、“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都没法和作者一一对号入座。

 面对朋友完全善意的关心和好奇，我只能简单地告诉他，食指比我们身边任何一个正常人都要健康，甚至要比那些“丧到骨髓”的年轻人还要积极阳光，充满正能量，这对于一个遭受过如此多苦难和不公的人来说，实属不易。

食指老师和李零老师谈笑，非常开心

只是我还没有足够的底气告诉他，“食指疯了”也许是中国新诗史上一次荒谬而粗暴的人造“惨案”——诗人们和媒体在为食指和诗歌寻找桂冠和花环的时候，有意或者无意地将疯人院的锁链一并扔了下来，作为诗人的食指和诗歌一同加冕，接受万众敬仰和朝拜，作为人的食指却被牢牢地锁进了精神病院，镣铐的冰冷和食指的痛苦却让诗歌的桂冠和诗人的荣耀显得更加璀璨夺目，当然，那些打造桂冠、编织花环的人们也因此沐浴在光芒之下，格外耀眼。

 诗人们和文学史为食指雕好了神像——他就是那个“自朱湘自杀以来所有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七十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趴在地上的第一人。”尽管同为诗人的多多已经表述得尽可能含蓄妥当，但是大部分人就此确认“食指疯了”之后，不会再去探究——食指“精神分裂”的诊断是否准确，12年福利院的药物治疗是否合理，食指曾经、现在以及将来是不是真的疯子……

1993年夏天，肖全来到昌平沙河镇北京第三福利院给食指拍下了那张广为流传的照片，画面上的中年人疲惫、痛苦而无奈，这个充满视觉震撼力的照片第一次把“食指疯了”用最具象和刺激的方式扒光在众目睽睽之下。可是，食指不是三毛，不是唐朝，也不是易知难，文艺、摇滚、美丽是鲜亮的羽毛，披上好看，摘掉容易，疯子和苦难却是沉重的脚镣，当众戴上等同于精神判决。随着各式各样故事的流传和媒体的报道，这张照片成了“疯子食指”的定妆照，可能肖全不曾想到，媒体斩钉截铁的宣判，让福利院始终无法相信食指已经健康，他在那里一待就是12年。

 “恶从来是呼啸着，被人啧啧称奇/善总是默默地——可能因承载太多”（食指《命运的平衡木，我的独木桥》）人们似乎已经接受“食指疯了”的“事实”，食指却只能贴着“疯子”的标签沉默。因为，老百姓需要听故事、故事需要升华成文学，文学需要写进历史、历史需要纪念碑、纪念碑需要牺牲者……人们需要“食指疯了”（或者说最好是“食指疯了”），只是对于食指的爱人、朋友来说，善恶都可以不重要，迟到的正义也可以不来，他们更需要那个平凡而健康的郭路生。

二、幸福“路生”

1948年的冬天，食指生在行军路上，因此医生给起了“路生”的名字。直到今天，“食指”更像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连同那些金句、或真或假的骇人故事和烈士悼词一样的历史定论被拉来抢去，用于满足各种场合的需要，而爱人和老朋友们还是习惯叫他“路生”。

 70年后的11月21日，我们提前来到李零老师的办公室为“路生”的庆生会做准备，正聊着接下来的安排，食指在老伴儿的搀扶下，走进门来，一进来，就开心地和老朋友谈笑聊天，对像我这样的陌生晚辈也要询问名字，一一握手，他倒像客人一样客气谦和。

谈起生活的琐事，他往往朗声大笑，并不多说，笑起来脸颊泛红，眼睛能眯成弯月的形状，在这张脸上看不出来一丝一毫的“病态”，甚至不敢多想这个憨态可掬的笑容背后曾有怎样屈辱和痛苦的记忆。

 在精神病院和福利院，他几乎耗尽了自己的半生时光。他不仅要忍受痛苦的常规治疗——长期的精神药物治疗让他精神迟缓，无法思考，“没病也会给整出病来”（食指妻子翟寒乐）；还要应付“名人”的特殊待遇——每有采访，无论他是否愿意、精神状态如何，都要求他当众朗诵，更不能对媒体说一点坏话，否则免不了一顿收拾，挨饿体罚都是小事，禁止他写诗让他备受煎熬。

 在诗里，他从不避讳环境的糟糕，“懒惰、自私、野蛮和不卫生的习惯……/在这里集中了中国人所有的缺点”，但是他却把苦难写进诗，锤炼成“精神上的火花四溅”。（《在精神福利院的八年》，食指写于1998年3月，那个50岁的生日，他在福利院里渡过。）这个从16岁就四处挨整的“问题学生”，大半生都在凝视命运带来的苦难，直到50多岁才有了真正的家，在他坚定地写下“相信未来”的时候，可能就已做好了与绝望长期搏斗的准备，而诗歌和未来就是勇气和信念的源泉。

 食指不愿再提这些往事，我们偶尔说漏了嘴，讲到那段痛苦的记忆，他先是发愣似的静静听着，趁我们不注意再悄悄地用手擦拭眼角，摆摆手连说几句“不要说了”，那声音好像没有从嘴里飘出来，而是“嗡嗡”地闷在胸腔来回晃荡，听起来比沉默还要沉重。如果看到我们因为这些往事而面有同情和哀痛之色，他也能立刻察觉，随后又露出刚进门时的微笑，轻声说一句：“没什么的，12年很快的”。

食指和老朋友们

从左到右依次为：食指、李零、唐晓峰

面对那些我们非常在意的衣食住行的生活关怀，他总是笑着回答“还好”、“都好”，似乎没有被任何现实的问题所困扰，然而我们都清楚，他和爱人的生活并不富裕。作为屋子里唯二的两个“烟枪”，我和食指跑到院子里抽烟，在福利院想抽到烟，可是得靠刷碗擦地来换的，对于现在自由吸烟的状态，食指很是开心。抽到电子烟里的烟弹已是“弹尽”状态，他还是会很陶醉地深吸几口，像占了大便宜似的乐呵呵地告诉我抽烟的秘密——“只要有烟味儿，我就还抽几口，要是不这么抽，我可买不起这么多烟弹”。好像所有关于生活的窘迫和尴尬，在他看来都仿佛生活的馈赠和玩笑。

出院后，他和老伴儿一直住在京郊，主动避开喧嚣，只是偶尔和老友相聚，参加一些关于诗歌的小范围活动。这次如果不是李零、张木生、唐晓峰等老朋友相约要给诗人办一个生日会，我们这些后辈也没有机会“打扰”到诗人平静的生活。在这里，他终于可以悠闲地看书、安静地思考、不受拘束地写作，而这些曾经是他前半生最大的愿望。

如今，他仍然保持着看新闻联播和报纸的习惯，关注着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偶尔还会和老朋友针对某些问题讨论一番，而在精神病院时期，即使向护士提出看新闻的要求，也会被视为病症发作，强行绑在床上喂药打针，不得动弹，而这只是食指为“疯”所付出的半生时光里一个微小的片段。

寒暄过后，众人起身，去餐厅为寿星祝寿。食指的爱人翟老师帮食指披好深黑色的棉服，像照顾孩子一样把棉服的扣从上到下一颗不落地整齐扣好，食指的脸上一直挂着憨态可掬的笑容，看起来温暖安详，这一次，再也不用担心“呼啸而过的寒风”（食指诗中多次出现的意象）了。

食指和夫人

三、你在就好

在庆生会上，李零老师特别为食指写好了祝寿的短文，并且亲自做成了PPT。

“路生是诗人，一个非常真诚的诗人。

他很坦诚，坦诚到憨态可掬，有点傻不愣登。

他说，除了写诗，他什么都不会。

他说，我是不是诗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是疯子。

诗人一定要真诚。

油头滑脑，做别的可以，做诗人不行。”

李零老师一如既往的惜字如金、点到为止，但是寥寥数语，已是一个五十年挚友的肺腑。

 1968年，食指失去了很多东西：图书、朋友、安全的档案……看着张郎郎离开后留下的字迹和满教室批判自己的大字报，20岁的他写出了《相信未来》。然而，那一年最宝贵的收获可能不是诗歌，他在那一年结识了一生的挚友——李零和张木生，彼时的唐晓峰正在内蒙古插队，如今他们依然陪在食指身边，喝酒聊天吃生日蛋糕。

1978年，食指把《疯狗》贴在了“西单民主墙”上，不幸的是，疯子的标签像锁链一样无法挣脱。在那个时代，如何定义“疯子”？一个为诗歌而生的人，只是用诗歌说出了真话和心里话，却被迫不停地拷问自己的思想和灵魂，被逼上了为诗歌疯甚至为诗歌死的路子，就像走进徐冰著名的艺术作品《天书》，当人被一堆无法被看懂汉字包围，是否会对自己产生怀疑？谁又有能力和权力来判定到底是字错了，还是人错了？

78年的冬天，食指已经过完30岁生日，李零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金文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唐晓峰成为了北大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生。北岛、芒克、江河带着刚印好的第一期《今天》前来约稿，从此，食指和今天派诗人正式会师。《今天》即将迎来自己的40岁生日，在大部分诗歌爱好者心目中，《今天》的分量和影响力可能要大过食指，但是对于《今天》的创造者和追随者们来说，他带来的不仅仅是那个“精神上的早春”里被疯狂传抄的诗句（多多称1970年为“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他更是那个年代触动了青年们诗歌“神经”的先行者。

虽然食指对于各种“历史定位”总是摇头摆手，不愿接受，但是如果一定要给“朦胧诗”的诗歌基因追根溯源的话，食指一定是那个站在中国新诗史分水岭上的诗人，在他之后，白话新诗走向了新的方向。

食指老师闭着眼睛，认真地聆听在场的朋友朗诵他的诗歌

由食指带头，在场几乎每个人都朗诵了食指的诗作，每个人朗诵，食指都会静静端坐，严肃而认真地聆听。在16点零8分，大伙一起朗诵了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虽然彼四点是火车开动的凌晨四点，此四点是静园草坪的午后四点，但是冥冥之中的重合，像是一次精心策划的仪式，所有曾经在凌晨四点伴随着汽笛与故乡和亲人分别的年轻人，在这个四点的午后都已然老去，他们谈起往昔，时而激情澎湃，时而热泪盈眶，即使每个人最后都走向了不同的人生轨迹，但是时代的车轮曾经毫不留情地从他们身上碾过留下相同的辙印，无论尘封多久，都会被随时唤起，有时是因为一首歌，有时是因为一句诗，今天是因为一个诗人。

四位挚友，四个“鼠辈”

从左到右依次为：李零、唐晓峰、食指、张木生

如今，4位48年出生的老友先后迈入古稀之年，虽然还在调侃“我和路生都是鼠辈，1948年生现在70岁的老鼠”，但是仍然不得不承认自己老了。曾经在某个晚上的八点，李零接到了食指的电话，按照两个人的作息习惯，平时的这个点两人都已进入梦乡，恰巧那天两人都还没睡，李零接起电话问路生是否有事，食指说，“没事，你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