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搜集50万封百姓书信，4000多本日记：好研究如何才能“立地顶天”_风闻

张乐天 |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

【编者按】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于2018年初，开辟“一个人的40年”专栏，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学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心路历程，描绘气象万千的当代中国，对过去中国以总结、对当下中国以启示、对未来中国以期冀。专栏推出以来取得良好反响，不少学界人士应征投稿，本专栏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本期推出张乐天教授对收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经历的回忆。

2018年在陕北农村

我1978年秋天进入复旦大学哲学系读本科，1985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从此开始了学术生涯。悠悠数十年，弹指一挥间。人民公社、社会工作、社会生活资料，三个主题词描述出我学术道路的轨迹。其中，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的搜集与研究是我最后的学术努力，我至今仍对此充满着热情与向往。

源起

 2010年4月上旬，我接到一个北京电话，告诉我《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被陆学艺社会学发展基金评为全国优秀著作。这是该基金成立后第一次评奖，评奖的范围是1977年到2000年出版的所有社会学、人类学方面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这次评奖，全国评了三本优秀著作。除了我的书以外，一本是郑杭生的《社会学概论新编》，另一本是李培林教授的一本论文集。评委会通知我到北京参加颁奖大会，并代表全国获奖者发言。

颁奖大会上，组委会宣读了颁奖词，“《人民公社制度研究》是一部具有社会史和文化人类学研究风格的人民公社制度史专著，作者基于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清理和思考人民公社遗产的学术关怀，以社会史和日常生活世界为视角，追踪剖析村庄个案，整理挖掘历史文献，创立了外部冲击村落传统互动的分析模式，提出了探索性的剧场社会概念。”接着，我做了一个有点带感情色彩的发言。

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在从北京回上海的路上，我想了很多。我感慨于多少年来我是体制内的人，但是我实际上有点半体制外。我自1992年拿到一个中华社会科学基金，后来拿到过一个教育部基金，就再不申请课题了。文章也较少发表。现在，体制内的学者如此关照我，我应该为体制内、为复旦大学做点事，为这个国家做点事。

我需要做什么呢?我想起了在做“人民公社制度研究”时了解到的“中国国情”。解放以后，农村从集体化到人民公社，城市的单位制，留下了大量数字、文书资料。解放以后，城市农村开展了一次次政治运动，书写了无数文字资料。一句话，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留存的资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但是，这些文字资料长期以来没有被纳入我们研究者的视野。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这些资料在大量的消失。我想，我是不是能够说服复旦大学的领导创建一个机构，在全国范围内搜集基层社会的资料?

为了说服领导，首先需要说服自己。我想象着搜集基层社会的资料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首先，我们生活在一个急骤变化的世界，在年轻人眼里，上一代人的生活与实践恍如隔世。历史与传统被割断，中国的年轻人几乎成了“无根的一代”，如此下去，可能对国家与社会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需要建设一个资料平台，让年轻人知道他们的父辈也是充满智慧的一代，曾经有理想、有激情、有美丽，曾经努力过、奋斗过、奉献过；让年轻人知道他们的“根”在祖辈父辈们的生活与实践中。

其次，国际社会从来都在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中国更成为全世界特别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但是，由于我们所能提供的真实资料十分有限，外国学者常常难以准确地理解中国，更可能曲解中国。因此，建设一个真实反映中国人实际社会生活情况的资料平台十分必要。进一步说，我一直耿耿于怀的是，看中国资料需要到哈佛—燕京学社、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等国外机构去，为什么国内不能建设一个世界最好的当代中国研究的资料中心呢?！

其三，我一直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强调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最终影响着社会的场景与历史的走向。以此观之，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需要花大力气去搜集那些真实记录寻常百姓平凡工作、日常生活的资料，搜集那些人们如何恋爱婚姻、怎么交往博弈的故事，如有可能，更要搜集那些反映人们的伦理道德、心灵活动、精神世界的文字，因为这类资料、故事与文字中隐藏着解开当代中国社会历史之谜的秘密。

这样想着，我越来越觉得搜集基层社会的资料太重要了，虽然我已经61岁了，这件事还是值得我去做！于是，2010年6月2日，我给当时的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写了一封信，提出“抢救资料”的命题。在信中，我除了陈述此事的意义外，还写到，即使在复旦大学，建一个机构能够在几年之内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认可还是很难的，我不能保证，但我认为，如果我们收集到最好的资料，很快会受到国内外的关注。

秦书记不久就给我回信，支持我的这个建议，提供相应的经费、空间保证等等。由于校领导成员的变化，此事拖了一段时间。著名教授林尚立担任副校长后，开始落实建立中心事项。林尚立当副校长与我一起讨论，提议成立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2011年的10月8日，复旦大学正式召开会议，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宣布成立。

2004年，下乡调查的火车上

资料搜集

我决定搜集社会生活资料以后，就开始设法建立搜集资料的通道。我曾经通过学校团学联动员学生假期回家乡帮助搜集资料，难以成功。我曾经在江苏两个县档案馆率先成立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分中心”，依靠档案馆的关系网络帮助搜集资料，结果并不理想。

当然，地方政府的支持是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得以可能的重要因素。江苏、浙江三个地方政府的领导到复旦大学出席了资料中心的成立大会，并致辞祝贺。在资料中心成立以后，地方政府的捐赠成为中心第一批宝贵资料。

2011年10月8日资料中心成立，10月10日，我们就从复旦大学借了一辆小面包车奔赴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镇委书记许金夫已经与下属五个村的支部书记打了招呼，把村里的会计账目、文书资料全部捐赠给复旦。我们分别走了桃园、广福等村以后，来到盐官镇城北村，村里已经把完整的档案资料装在12个麻袋里。临走时，村书记说，那个楼上有一批散的资料。我说，不管怎么样，散的资料我都要。大家忙着把散的资料全部装进麻袋，拉到上海。两年以后发生事情了，那个散的资料当中包括原来的户口资料、独生子女资料，有人需要查阅。城北村干部打电话来说，我们的资料都在你们那里，你们帮助查吧。我们花了很大功夫去查，隔一段时间，乡下又来电话了，两次、三次。我说，这样不行。资料中心只得把那些比较杂的资料重新装到麻袋里，寄回海宁市盐官镇城北村。

江苏省东海县那边也是，资料中心刚刚成立不久，他们就送了一些资料过来。东海的资料也都是农村村级会计与文书资料。我专门与东海县一个熟悉的领导讨论，是否有可能帮助搜集其他类型的资料，那位领导表示可以试试，但终究不行。  资料中心成立了，搜集资料的途径却没有找到。怎么办?

我们想了很多办法。

办法之一是跑造纸厂。我们当时想，很多资料不是送到造纸厂毁掉么?在毁掉之前，我们能不能选一些有研究价值的资料留下来?我的一个博士走遍了长三角所有的造纸厂，发现这条道路行不通。原来，各单位把资料送造纸厂的时候，都有一套手续，没有办法把资料“拦截”下来。

办法之二是宣传。例如，在资料中心成立的时候，我们请了各种报纸的记者来，特别在发行量较大的《新民晚报》头版登了这个消息。我们在每个消息下面都写了一条，希望为我们资料中心的建设捐赠资料或者提供搜集资料的渠道。我们最初接到过几个电话，但实际上捐赠非常少，更没有人提供搜集资料渠道。我接到过一个电话，说他们爸爸妈妈原来都是一个区的干部，爸爸妈妈都去世了，留下两个橱的东西没有好好整理，想整理一下捐给我们。我想，上海两个区干部的资料一定十分有价值，兴奋了一阵子，期待着，等待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终于没有了下文！我失望了，也想明白了一件事：这类资料涉及个人隐私，想通过捐赠获得，难。

我不得不亲自去跑。我开始跑上海各种专门那种卖文物，卖杂货旧货的市场。2011年的12月9号，我跑到了上海小东门那边的市场，那里出卖邮票、债券以及旧的票证等等。我在市场里走着，果然我看到有一个人在卖资料。我问是什么资料？这个人说，他有1949年以前上海共青团的资料，有1949年到1952年嘉善一个邮政局的资料，有塞得满满一麻袋的上海某工厂1950年代的资料。我了解情况后发现，前两种资料量少，价格贵，不想买。我对一麻袋上海的工厂资料有兴趣。我问他那麻袋资料多少钱？他说5000块钱。我与他讨价还价，他看出我急于想要的神态，不肯降价。我决定买下来。

我在付钱前意识到：这种私人的商贩没有发票。5000块钱，没有发票，怎么办？我马上请示校领导，校领导没有犹豫，说买。这是资料中心来自市场的第一批资料。此后，我们还以这样的方式买过一些资料，其中一批资料中还有一封1950年代初期一个职工给当年担任厂长的江泽民同志的信，我看到后很高兴，就凭这封信，资料的价格贵一些，也值！

但是，这样的方式购买，对我们的财务处理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存在风险。根据我的建议，复旦大学主管文科的副校长召集学校纪委书记、财务处长等一起，专门为社会生活资料的搜集制定了一个财务规定，此后，向私人购买资料就“合法”了。根据规定，只要各方签字，学校财务就可以把钱汇给资料卖家。这个财务规定的意义重大，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可能成功的关键环节之一。

但是，靠自己去跑市场终究不是个办法。在资料中心成立以后最初两个多月里，资料搜集问题一直没有真正解决。我是60多岁的老先生了，尽管看到资料搜集进度比较缓慢，主管文科的林校长也不好催我。但大家都有点儿焦急。

事情很快有了突破。2012年1月初，我到学校里去开会，我的同事高建秀说，他家楼下有个人看到你们的报道，对你们很感兴趣。这个人是谁呢？是中国票证协会秘书长。我一听这个人的“衔头”，顿觉得眼前一亮，我知道搜集资料这件事有希望了。

我很快与他建立了联系，他非常热情地支持中心的资料搜集，并且介绍了他们现存的资料搜集网络。真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们很快建立了资料搜集网络。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我们需要搜集什么资料? 我追求资料中心的独特性，知道不搜集什么，但是，我不太清楚民间到底有些什么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我下达的指令是：凡是民间手写的资料，我都要！因为手写的资料，只存世一份，具有唯一性。

但是，这个指令还是有问题的。2012年春天，江西赣州有一个人打电话告诉我，赣州供销社有四大蛇皮袋、700多斤手写资料，我兴奋极了，都没问是什么资料，就收过来了。打开一看，全部是赣州供销社从成立开始一直到消亡的各种各样的发票凭证。这些资料100年后也许十分宝贵，但现在却难以作为研究资料。赣州的经验使我关注资料的系统性与可研究性。

我继续观察、考虑搜集什么资料。在这期间，我最重要的发现是书信资料。我在几批资料当中发现了北京同一对夫妻书信，奇怪的是，他们的书信都没有信封，分散在几批资料中。我请人仔细地把他们的书信找出来，加起来竟然多达800多封，通信时间从1961年到1987年。我抓紧时间读这对夫妇的书信，发现书信资料特殊的研究价值。我很快发出指令，把书信资料的搜集放在优先位置。书信的发现成就了复旦发展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的独特性，经过七年多的努力，资料中心已经搜集了近50万封来自世界各地的普通人的书信。

资料中心的资料搜集工作走上了正轨，到2018年年底，资料中心除了近50万封书信以外，还搜集了日记与工作笔记四千多本，搜集了各种文书资料与数据资料多达100多万份。

2017年夏天，我们资料中心与复旦大学图书馆合作，开始对社会生活资料进行整理、扫描、标引，并做成数据库。到2018年年底，数据库社会生活资料的总量已经超过50万页。

2010年夏天，与阎云翔在浙江海宁盐官钱塘江边调查

研究与合作

我做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一项好的中国经验研究，要“立地顶天”。所谓“立地”，就是要有最接地气的真实资料；“顶天”，则是要与国际一流学者交流或者合作。我希望把资料中心建设成一个最好的当代中国资料平台，但我是一个研究者，不甘心仅仅做一个资料平台，更希望把资料中心做成一个人们向往的解开当代中国之谜的研究平台。为此，单单有资料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与一流学术机构、学者的合作机制。

2012年年初，我与洛杉矶加州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阎云翔讨论，是否可能与UCLA合作，建立一个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的联合研究中心。2012年6月份，UCLA来了一个副校长与复旦校领导商谈，并达成了共识。2012年的10月8日，UCLA的校长带队来复旦大学访问，在复旦大学召开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研究学术讨论会，同时举行复旦大学-UCLA社会生活比较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2012年6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发布了一个重大课题“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档案的收集整理与出版”，校文科科研处就找我了，要求我申请这个项目。我长期不申请项目，但这个项目与我的资料搜集与研究直接相关，不能不申请了！通过项目通讯评审以后，我去北京汇报。一看专家组成员，一张张严肃的脸，没有一个认识的。我开始汇报，约15分钟以后，会场气氛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专家们对我搜集的资料十分感兴趣。有趣的是，我收集了江西省于都县的很多档案，正好有个专家是于都人，于是，汇报变成了攀谈。汇报结束的时候，所有专家站起来跟我握手。专家组组长告诉我说，不管你能不能拿到这个国家重大项目，我们都支持你把这件事情好好做下去。我实际上蛮感动的。不久，我就正式成了这个国家哲社重大项目的“首席专家”。

2014年，国际著名学术出版社博睿（BRILL）派亚太地区负责人姜琴女士访问资料中心，BRILL对资料中心的资料很感兴趣，但该社一直只出英文书。我告诉她，在当今世界，国际著名出版社出版中国的东西应该有几大转型：一是从出古代的经典转向出当代的；二是从出领袖的、著名人物的转向出民间的、普通人的；三是从出宏观的转向出微观的原始资料；四是出从英文的转成部分出中文的，特别是原始资料出中文的。姜女士认同了我的想法，建议每一本资料集写一篇英文国际版导读。不久，复旦出版社、资料中心与BRILL达成了合作出版《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长编》30卷的协议。更重要的是，由UCLA阎云翔教授牵头，我们组织了一个由国际一流中国研究学者组成的《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长编》学术委员会，确保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长编》的学术质量，提高了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的声誉。

2015年春，在BRILL的支持下，复旦大学出版社、资料中心一起召开了一个社会生活研究国际论坛，参加国际论坛的有国际学术委员会成员，有国内几个做当代中国研究的著名学者，如现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山西大学原副校长行龙，等等。这个国际会议有一件事情让我感慨。国际著名学者戴慕珍是北京大学斯坦福研究中心主任，在中国学术界影响很大。我们最初请她丈夫进入国际学术委员会，并出席国际论坛，但没有邀请戴慕珍。戴慕珍发电子邮件问我，说我能不能来参加？我说，这样的学者邀请都难，当然欢迎来参加论坛。同时，与阎云翔沟通以后，我们马上把她吸收进《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长编》的国际学术委员会。

 2015年7月份，在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晓虹的大力支持下，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牵头在江苏省吴江县召开“当代中国社会研究工作坊”。我们本来打算开成一个小范围的研讨会，只请了北京大学张静教授，南京大学周晓虹教授，以及复旦大学金光耀、陈明明教授等少数教授。后来，会议召开前夕，南大通过微信公众号把消息发了出去，全国各地竟然有数十人自费前来参加会议。他们中有人说，这是国内少见的高大上会议，他们参加会议，纯粹是对学术感兴趣，对理解中国人感兴趣，对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感兴趣。人们参加工作坊的热情给我很大的激励。

2016年9月。我在教授食堂吃中饭，偶然碰到图书馆党委书记严峰。我与他很熟，我们边吃饭边聊。他告诉我，2016年国际东亚图书馆第三届论坛将在复旦召开，问我能不能在这个论坛上介绍一下资料中心和中心的资料。我正好为资料的整理编目伤脑筋，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推动学校投入更多经费去整理社会生活资料的机会。我当即答应了。几天以后，我专门找严峰，我说我有一个想法，你看可不可以？我想在国际东亚图书馆第三届论坛上提出一个倡议，由复旦发起牵头成立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的国际联盟。严峰觉得很好，表示支持。我们就这件事情一拍即合，我十分高兴。

2016年11月11日，国际东亚图书馆第三届论坛正式召开，我在大会上发言，由于当时“联盟”一词有些敏感，我提出建立“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共建共享机制”。接着，大会主席台上拉出一块很大的白布，各个发起单位的代表共同在上面签字。当时，北美有UCSD、斯坦福、伯克利、芝加哥、密歇根、哥伦比亚、杜克、多伦多等等大学，都是国际一流大学。国内上台签字的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等等，也都是985高校。

但在会议结束以后，学校没有动静，我就很急。如果学校没有经费投入开展整理、编目、扫描等工作，我倡议建立的“共建共享机制”就会落空。我想，是否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推动学校投入。于是，我策划召开一个“社会生活资料共建共享咨询决策会”，希望邀请中山大学党委书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山西大学副校长、上海大学副校长等等在领导岗位上的著名学者参加。经过努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得到了复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教授的大力支持，资料中心与图书馆合作，正式启动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的整理、编目、扫描、标引以及建设数据库工作。我们通过招标先后请点通公司、超星公司进驻复旦开展扫描。在几个月中，每天有二十多人共同工作，场面很大。资料中心主持的社会生活资料分类整理、标引工作也抓紧进行。图书馆则与数据库公司对接，共同做好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数据库。经过紧张的努力，资料中心、复旦大学图书馆终于在2018年9月基本完成了50万页社会生活资料的扫描、标引与数据库建设，为“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共建共享联盟”的正式成立创造了条件。

2018年6月，裴宜理访问资料中心

2018年10月17日，“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共建共享联盟”正式在复旦大学成立，国内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等14所大学图书馆正式加入联盟，国外大学与研究机构共有9家参加联盟，包括日本东洋文库，美国斯坦福大学、加州圣地亚哥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芝加哥大学、杜克大学等等。会议决定联盟秘书处设在复旦大学图书馆，侯力强书记任秘书长。随后，根据首次联盟会员大会的提议，经联盟秘书处与部分发起单位磋商，推荐产生联盟首批四个工作组组长单位，分别是：资源建设组：武汉大学图书馆；学术推广组：南京大学图书馆；平台技术组：浙江大学图书馆&CADAL；标准规范组：复旦大学图书馆。

联盟成立大会那天，美国斯坦福大学、UCSD、哥伦比亚大学以及杜克大学分别向我发出访问邀请。对于我来说，这是机遇，更是挑战。

在英国伦敦全球中国研究论坛上介绍资料中心

四、我与社会生活资料

自从我提出搜集基层社会生活资料的建议以后，一直关注着资料的搜集进程；每一次搜集到资料，我几乎都会第一时间了解资料的情况，觉得有趣，会打开麻袋或者纸板箱，一份份翻阅那些有点儿泛黄的纸张。想想当年马克思怎么做《资本论》研究的吧！真理总是躲藏在一团乱麻般的细节中，我所搜集的资料中有着难以想象的细节，怎能不令人神往！资料中心保存着江西省九江市一个集体食品厂十多年的会议记录，足足有半尺多高，这批材料中有详细的工资与分配记录，我们可能从中发现“超越主义”的生产制度，甚至可以与马克思对话！看看那数百份来自一个地区的投机倒把案例，从这些案例中，既可能把握计划经济运行的“真理”，更可感受到计划经济的运行是何等“艰难”，以至于不可能成为长期存在的基本经济制度。资料中心那一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会议记录更吸引我不时去翻阅。那是一份来自安徽某个省级文艺单位的会议记录，那几年，该单位的所有领导干部都被打倒或者“靠边站”了，“上级”派来的军宣队、工宣队掌握了全部权力。这份资料让我们有机会解开基层单位权力运作、权力转让之谜。资料中心搜集到了大量诸如此类的资料，面对着这些宝贵的资料，我既十分兴奋，也不时地感受到当代中国研究的困难。中国实践是如此地特殊与复杂，如何从中提炼出切合实际的理论是一个太大的挑战，因为理论概括需要概念，但是，通用概念绝大多数来自西方，怎么办?不管怎么样，社会科学研究的正道一定是从中国实践与社会生活出发，坚实地站在中国大地上。否则，那些宏大叙事的理论只能是学术“小世界”内部自我欣赏的空谈！

当然，我更被资料中心所搜集来的普通人的书信、日记所吸引。书信、日记中详细记录着普通中国人的观念、思想与行为，记录着他们对自我、对他人、对集体、对党和国家的态度与应对策略，记录着他们内心的纠结、苦闷、彷徨、坦然、快乐、兴奋或者激动。有时，我几乎每天都读书信，有一年寒假，我做了数千封书信的标引！过去，我总觉得自已出生在解放前夕，1980年代末以来又一直做调查研究，应当算是“很了解”中国社会了。但是这些书信、日记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视域，我看到了以往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中国人、中国社会。这让我十分高兴又充满好奇。我顺着时间顺序说几点粗略的感悟吧。

最初，我被来自北京的两组书信感动了，我从中看到了更加多样化的、丰富多彩的中国人。一组是北京两个搬运工人的恋爱信。这组书信颠覆了两个流行的观念：恋爱是小资的专属，粗俗工人、农民没有浪漫；浪漫是“吃饱肚子”之余的故事。我们从书信中看到，两个北京搬运工人文化程度很低，其中那个女的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但是，他们却总是精心选择带着花朵的信纸，尽最大的可能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甚至还写了不少文字不通却流溢着爱的诗。更让人惊讶的是，他们的热恋恰恰发生在中国大地最饥饿的1960年！另一组信来自一对北京的夫妇，男的经常出差，凡出差，路上就不断写信，也不断地盼望收到爱人的信。多少次，男的收到爱人的信以后，反复阅读，流着泪，最后，把信放在胸口，才安然睡去！过去人们总是说，与西方家庭相比，中国人结婚以后，就把注意力转移到父亲、孩子身上，把责任放在首位，而西方人结婚以后，仍保持着浪漫的爱情。这组信告诉我们，这种看法错了，中国人也有家庭内部的爱，或许，只是表达方式有所差别。

后来，另两组信引起了我的注意。一组信是江苏省无锡郊区一个富农家庭五个儿子间的通信，从1950年代末起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数百封通信，几十万字；另一组信来自湖南省长沙郊区一个“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打成”资本家家庭的六个姐妹间的通信，从1960年代初到1980年代中期，近二十万字。这两组信为我们提供了解析现当代中国社会一个重要阶层解放以后生存与行为方式的可能性。解放以前，中国基层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的支点不是大地主、资本家，也不是贫困的工人、农民，而是“小有财富，却有声望”的人，他们是地方社会秩序得以维系的中坚，地方道德得以可能的楷模。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基层社会的基本特征正体现在他们的实践中。解放以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被“打倒”了，他们在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行为方式几乎成为理解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特征的关键。他们至少有两种行为方式的选择：或者站在党和国家的对立面，试图改变生存状态；或者部分接受生存方式，并仍然按传统的方式行为。两种行为方式选择带来的社会影响完全不同，遗憾的是，我们过去完全不知道他们的故事！现在，资料中心的两组书信生动、具体、完整地书写着他们在不同情况下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那个被“打倒”阶层的实践图景一幅幅在我的面前展开，真让我欣喜不已！我注意到，他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选择后一种行为方式。读着那一封封时而长达数千的书信，我慢慢懂得了共产党所以可能的社会因素，更深深地思考着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

接着引起我兴趣的是那些从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的书信。读着这个时期数万封书信，发现两类书信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一类可命名为“申诉”信，信中写着自己“受冤的经历”，或者被曲解了“参加革命”的历史，或者在某次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走资派”等等，现在强烈要求“平反”。另一类是“揭发”信，说某人在某次运动中打过人，或者做过什么坏事，现在在某个领导岗位上，要把他“拉下马”。如果曾经的革命运动有着义正辞严的理由，那么，涌动于社会中的“申诉”与“揭发”则成为对于革命、阶级斗争的批判。资料中心所存的那一封封长长的“申诉”信，特别是那些年复一年反复投寄的“申诉”信，不断地刺激着我，令我沉思，教我反省。我渐渐意识到，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正是由于无数普通干部与群众“前赴后继”的努力，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如此顺利！他们以大无畏的行动构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前提！

或许，我从书信里读出的道理还仅仅只是个人的感性发现，离开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概括还有一段距离。我也十分清楚，包括书信在内的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固然有许多其他资料难以企及的优势，但也有不少缺陷，因此，我们运用社会生活资料做研究的时候，特别需要关注方法论议题。但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使我们有机会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当代中国社会，认识活跃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自己。最后，借助著名学者柯大卫先生的想象，我们可以把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研究中心所搜集的那海量社会生活资料看成一片文献的田野，我愿意与一切乐于探索的人们一起摸索着前行，领略那里的无限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