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震，国民党为何袖手旁观？_风闻

四川自古就是地震高发区，这和四川位于巴颜喀拉板块和华南板块的交界处有关，两大板块之间的断裂层始终是制约四川很多县市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山脚下的成都平原

地震预测的难度众所周知，人工干预地震的形成目前来看也不现实，所以从古至今，地震灾害总是会给川人带来巨大的损失。在预防难以实行的大背景下，事后的救援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生活在今天的四川人有解放军和各地志愿者的帮助，生活在新中国之前的受灾川人又当如何呢？

这些乱入的人在疯狂暗示什么

民国的四川地震处置历史可能是一个不远的殷鉴。

四川：地震大省

今天的四川省囊括了东西两大部分，分别是四川盆地的主体和青藏高原的东部，也就是汉地和藏区两大主要片区。但无论文化形态如何，这两个部分的地质条件都不太稳定，地震非常多见。

四川省会成都正位于

盆地的西侧，高原进入盆地的要道所在

整个四川境内竟有多达6条地震构造带，其中甘孜—康定地震带和理搪地震带是两大强震构造带，曾经引发过无数烈度极高的地震，给四川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损失。

但也是很多人的家

甘孜—康定

鲁克亮、刘琼芳等通过对四川各地方志的统计，发现了明清直到民国的近代四川，震灾数量是逐渐上升的。尤其是到了民国，震灾的密度甚至已经超越了过往危害更大的水旱灾，成为了排名第一的四川自然灾害。

北京西山鹫峰地震台

中国自建的第一个地震台

然而这样的基础设施在

那个年代全国也找不到很多

终整个民国时期，四川共发生了67次4.5级以上的地震，平均半年多就是一次，而同时期发生的水旱灾也不过才分别30和20次，甚至比国祚将近300年的清代地震数量还要多。

这其中，又以川西藏区的地震密度和强度更高，在数量上就占了全川地震的80%以上。受灾最多的道孚、乾宁、康定、马边等县，清至民国都发生了10次以上的地震，可谓是超级重灾区。

川西多震动

而地震也从来不只是一场震灾那么简单，往往伴生有大量并发性灾害，水旱之灾甚至病虫害往往会接踵而至。尤其是在山地广布的四川，地震伴生有泥石流、滑坡、崩坍、洪水、火灾，造成的损失甚至比地震本身更大。

肉眼可见的可怕

比如1933年8月25日，茂县叠溪镇发生 7.5级地震，一分钟之后古城就被震塌了。附近的龙池山上有大量石头被震落，滑入岷江中，沿途彻底摧毁了古城中的建筑物，近300座古建筑除城隍庙以外连遗迹都不可寻了。而这些石头还在岷江中形成了一座小山包，严重影响了岷江的流动，很快就为当地带来了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的次生灾害。

山高谷险

地震发生数小时后，岷江被截断处水位开始上涨，很快吞没了沿江的村镇。除叠溪外，松坪沟、芦花、黑水、小姓、大寨等都受灾严重，10里外的沙湾驿堡正逢清真寺集会，聚集了大量周边信徒，全部未能幸免，死亡300余人。

岷江生成了堰塞湖，下游的成都平原便也不能幸免。上涨的江水溢出河岸，冲溃堤坝，在多个村镇间漫流，毁桥30余座，民众死伤更是不计其数。

下游要小心了

如此地震在清代到民国时期的四川，算得是家常便饭。仅仅一年之后，在茂县和汶川就又发生了一场规模相近的地震。上一场地震的善后工作还没有完成，下一场地震就赶到，使得当地民不聊生，谣言四起，甚至出现了盗匪横行的局面。

汶川已经算平地比较多的地方了

（已经是山区的出口处了）

面对如此危局，民国政府又会怎么做呢？

救灾的常规措施

因地震不可控，且受灾面积往往巨大，历朝历代对地震灾害都非常重视，有比较完备的赈灾措施。而到了最晚期的王朝时代清代，对地震灾害的补偿和赈济工作已经有了相当的规范。

善后的第一步当然是发放救济金、减免税负。比如乾隆年间对康定大地震的赈济规范是：“照例每瓦房一间给银一两，草房一间给银五钱，压毙人口大口每名二两，小口每名一两，分别散给。”以体现皇上的仁慈爱民之心。

《神探狄仁杰》里赈灾剧照

但这是盛世皇帝才能给出的大手笔，到了清后期，内外交困的皇帝已经没有这么多钱了，光绪皇帝的定额是“每户给谷二石”只按人头给粮食，比起发银两的可是要差远了。唯一的一点钱是用在了支持宗教工作身上，给重伤的喇嘛一人发了三两银子。

随之，为了恢复生产，朝廷一般会下令以工代赈。比如光绪五年川甘之间发生地震，桥梁崩塌，皇帝就委派干员前往“确估城垣、道路、桥梁工程，督饬灾民分路次第修筑。”这样既能让灾民拿到工资，又能尽快修复被破坏的基建设施。

另外，在古代王朝，灾后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那就是举办宗教仪式，祈求鬼神消灾。光绪时代的这次地震之后，四川总督丁宝桢就上了一道自我检讨的奏折，说自己“奉职无状，招致灾异”，然后带领下级官员“在昭觉寺焚疏自责”，彰显决心。

其实熟悉晚清历史的都知道，丁宝桢在四川勤政廉洁，民众拥戴，地震和他毫无干系。而他和同僚们的祈愿显然也没有起作用。

《苏东坡》中赈灾场面

到了民国时期，救灾的措施仍然是这么些，但效果反而变差了。

比如刚才提到的1933年叠溪地震之后，四川省政府立刻上报南京，请求拨款100万元，粮食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6000~8000万元。按说不多，但南京政府手头紧张，竟然没有批。

1910年叠溪城内“居民楼”

无奈之下县政府只能四处奔走，号召募捐，从各处弄到了数千银元，粮食购买力价值今天的20万元左右，赈济全县灾民显然杯水车薪。这也不是叠溪一家的苦恼，1923年道孚地震、1936年马边地震、1941年理塘地震，国家拨款都非常有限，只能靠地方政府募集几千大洋的捐款维持灾民生活。

而由于中央政府对川西弃之不顾，传统的灾民基建项目也没有能够很好地落地。叠溪地震一年后，四川省政府好不容易凑齐了12万银元，组织灾民重修水利。结果受益地民工不过500人，而且干了三个月就解散了。

能从成都把人送到上游就不错

恢复基础设施的成本则更高

比之古代王朝的处置措施，民国时期倒是有一个好。那时的地质水文专家经常出现在灾后的现场，这比动用巫婆神棍高多了。

仍然以叠溪地震为例，震后成都水利知事公署、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国立四川大学、世界红十字会等机构都派员参与现场调查。根据现场勘测情况，专家撰写了《四川叠溪地震调查记》，并成功疏导岷江水流。省政府还在叠溪设置了一个水利知事署，指导当地工作。

茂县境内近年仍频发山体塌方

这也差不多是当时唯一值得称道的善后措施了。

官方拒绝赈灾

民国时期的四川地震救济如此令人失望，原因很多。

首先，无论是北洋政府时期还是蒋介石南京政府时期，收税力度和财政支出之间始终找不到平衡，中央政府确实是缺钱的。对他们来说，这些钱需要用的刀刃，显然不是赈济边缘地区的山民，而是应该用于巩固权力、消灭政敌。

刘文辉、杨森、邓锡侯

民国时期“川军三雄”

等到了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央政府自身难保，更显困顿，越发没有钱用于赈灾了。

其次，当时的国民中央政府只是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即使到了蒋介石时期，南京的力量也不过是众多大军头中比较出众的一个，地方势力和中央之间有着深厚的戒心和矛盾。中央不想管地方上烧钱的事，地方也忌惮中央影响力的渗透。

只有当国民政府向西一路退至重庆时

才真正掌控四川盆地

并以此为资源基地支撑长期抗战

而在四川，情况则更为特殊，自晚清以来大大小小的军阀无数，带上当时的西康省，是全国范围内政令最不统一、战乱最频繁的地区（虽然战争烈度并不高）。这一地区最后勉强统一，是在刘湘战胜了刘文辉之后，在此之前，各方都并不希望中央政府介入内战，影响四川的统一进程。

比如叠溪地震之后，蒋介石曾经动过赈灾的念头，但是刘湘只要钱，不要救援队，让南京感到不满。最终的结果就是钱和人都不来了。而刘湘手下的军队也忙于征战，对地方政府的呼救爱答不理，没有发挥军队服务民众的作用。

我有过赈灾念头的 

第三，由于川西山区交通不便，通信断绝，情况又相当复杂，外界力量无法及时干预。有时候甚至连报道都无法做到。比如1919年的道孚大地震，华文报纸一概不知，最后是英国人主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第一个发现了灾情，这才引起了全国关注。

却仍然不慌不忙

种种原因导致了当时由官方主导的救灾手段非常不得力，受灾的四川群众只能在哀鸿中接受亲人死难、家园坍塌、交通梗阻、疫病流行的结局。即使开展自救，也往往来不及和死神赛跑，结局悲惨。而他们在山里的哀叹，连成都都没有人能听到，更无论全国。

有钱人都在城里自在

和国民政府懒政形成对比的是，民间团体的行动往往及时。

在地方政府的组织下，士绅、商会、宗教团体等经常能快速反应，向灾区派遣代表发粮慰问，并组织灾民进行重建。而这些民间在大城市的机构，则代行地方政府的功能，奔走募捐。1923年道孚地震、1933年叠溪地震、1936年马边地震、1941年理塘地震中县政府那紧巴巴的几千大洋赈灾款，大部分是民间团体送来的。

1937年9月

上海华洋义赈会在菏泽救灾

但民间社团毕竟力量有限，能够起到的救灾作用不大，灾区仍然是受苦的人多。

如今的四川仍然地震频发，近年来全境各市都有过地震的记录。比之民国时期的先人，如今灾区群众已经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和妥善的安置，无论是国家拨款还是社会募捐，数额都远远高于百年前，救援力度也不可同日而语。

可惜再多的救助也弥补不了他们失去家园和亲人的痛苦。我们只能感叹人类的科技仍然不够昌明，然后像当年的丁宝桢一样，为四川祈祷，希望地震越少越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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