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理想与物质利益_风闻

     所谓理论思维本质上也就是哲学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把事物抽象化，并建立事物之间的，共时性的，静态的形式逻辑关系，而这也就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无论法学思维，科学思维还是神学思维都可以归结到哲学的思维方式。因此，所谓“理论”就是一种从特殊上升到普遍的一套抽象化的思想体系，它是哲学化思维的产物。

     在中国传统中，是史学化的思维方式占主导，不存在“理论”这种思想形态。史学的思维方式引入时间的因素，研究事物在时间进程中的展开，变化，也就不能不关注事物的具体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和西方的社会科学是不同的，它着眼于有血有肉的人的历史实践，是一种历史学，也就是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它力图建立在辩证逻辑的基础上。辩证逻辑不否定形式逻辑，而是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引入时间之维，使之从平面的，发展成立体的，从静止，定格化的，化为流动的逻辑。它是具体-抽象-具体的展开。晚近西方的社会科学则是自然科学的拙劣模仿，它缺乏对自然科学方法适用范围的限定和批判，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神学的翻版。因为人事复杂多变且矛盾，自认具有普遍性，永恒性的理论实际上仍然是特殊的，暂时性的，运用范围是有限度的，并不真正具有它自诩的普遍适用性。它只能指出一个大概的方向。实际问题的解决只能靠实践，以及对实践中暴露出的经验教训的梳理总结，这也就是一种史学的精神。所以对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问题，只能抱着开放的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相机而动。这需要判断力。而这种判断力只能通过实践中的体察以及研究具体的事实（读史）来培养。比如，研究法学、经济学，除了研究法学理论、经济学理论，还应读司法实践史、经济实践史。社会科学的理论只是充当，处理问题时，一个思考的切入点，一个抓手，要对它的普遍性抱有批判警觉的态度，要随时依实践调整和丰富。这也就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理论的运用另有妙用。人不仅是理性动物，还是情感动物。孔子说，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人的行动是要靠情感来推动的。而理论有科学性的许诺，以及有对未来应用的确定性的许诺，可以使人产生巨大的行动热情和坚定性。同时，高明、美好的理论的世界是一个柏拉图式的清澄、高远的世界，具有美学的意义，它能开阔人的心胸，提高人的眼界，发挥着康德所说的那种反思性判断力的调节作用，让人既保持现实性、实践性的品格，又突破世俗的狭隘性，以更高远的理想为引导，来作为改造世界的推动力。

     毛主席说，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动消失。画饼不可充饥，守株待兔也不行，要想吃苹果，首先要伸出手。只有行动，才能把思想转变成现实，或改造世界，从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欲望和激情是人性的阳面，它是推动人行动的能动性的力量。而理性是人性的阴面，它收藏人在行动中的经验教训，分门别类，进行整理比较，进行总结，从而指引人的行动方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焉，表达的正是理性的这样一种功能，这也就是理论的作用之一。伟大事业的成就，离不开伟大的斗争。而伟大的斗争，也离不开伟大热情的推动。热情是行动的动力之源，是行动的润滑剂。所以红楼梦的作者要给处在大荒山的荒寂的石头补情，这其实反映的是中国人历史深处的一种呼唤。而伟大的理论另一作用，是可以产生伟大的理想，伟大的理想可以产生改造世界的伟大的热情，它与务实的态度，实践的品格相结合，可以造就一个新的世界。

     理论是哲学精神的产物。哲学精神由具体到抽象的上升运动，如上所述，必然会导向一个静谧，永恒而唯一的柏拉图式的理念世界，这是哲学必然会走向神学的原因。这个世界清澄，高远，有其魅力所在，但也有走向干枯，抹杀现实生命的丰满及其活力的危险。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即有从具体到抽象的上升运动，保留了伟大的理想，又从抽象回到更丰富的具体，这就引入史学精神，重新回到丰富多变的现实生活。

      因此，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从来不会空谈理想，正如不会空谈政治一样。他承认有血有肉的人的欲望的客观存在性和它的推动作用，因而总是把远大理想与切实的物质利益结合在一起。但物质利益的取得，不是从天而降，不是一步到位，唾手可得，而是需要一个艰难漫长的奋斗过程，乃至于要有勇气经受血与火的考验。因此，对物质利益的取得，只做狭隘的理解，绝对排斥理想信念的因素，人们甚至就将连追求物质利益的勇气也不会有。利益与精神是事物的一体两面，它们并不冲突，而是互相补充。物质利益使理想丰满生动，理想则将物质利益的追求者塑造成坚强自豪的精神主体，指引着他突破狭隘性，迈向一个更为远大的前景，从而给予历史实践者以夸父追日式永不懈怠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