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文摘》：改变世界格局的大外交_风闻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谈到了中美关系问题，他说：“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美国)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末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帐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

　　第三个五年计划是在1970年结束的。1970年代上半期中国外交迎来了突破性大发展时期，这一突破性大发展的出现与国际形势的变动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因势利导，对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这个时期，中国外交所取得的成就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不仅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摆脱了“文革”内乱造成的外交孤立状况，全面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而且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前提，打下了基础。

　　中美关系解冻是这个时期影响最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是中国第一次作为一支主要国际力量积极参与其中，而不是被动地卷入其中，因而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同时，这也是毛泽东开启中国与世界接轨的进程的大转折。没有这个承上启下的转折，后来要搞改革开放和广泛参与国际事务，不知会遇到多少困难。邓小平曾说过，对外开放就是对美国开放，对美国不开放对谁开放都没有用。假如不是毛泽东把中美关系这个扣给解开了，由后来的领导人来解这个扣要困难得多，中国要实行改革开放也就没有那么容易。他还深情地说道：“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从思想库的《康仑报告》到尼克松的《建构和平》报告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公然与中国为敌。毛泽东希望和西方经贸往来的愿望落空。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提出向美国学习，向西方国家派留学生以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受到了美国的带头阻挠而难以实行。美国这种僵化的对华政策，在美国国内，直到1959年才出现了要求改变的思潮。这种思潮比较典型的反映就是《康仑报告》。

　　1959年9月，设在旧金山的思想库康仑有限公司完成了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托的两个关于亚洲的研究项目，发表了题为《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的报告，即《康仑报告》。该报告指出：“共产党中国是美国在亚洲面临的最复杂和最严重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复杂性和严重性可能有增无减的问题”，“对我们将来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来说，没有再比美国对华政策的决定更起决定性的作用了”。

　　《康仑报告》明确指出，美国应该确认两个基本事实，一个是中国的政权是稳固的，而不是像当时许多美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报告称“大部分迹象表明，现政府是近代中国历来最坚强、最团结的政府”，“只要不和美国作战，中国共产党政府长期存在下去是非常可能的”。另一个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迅速增长，“非常可能在二十世纪后期作为一个主要世界强国而出现”。所以报告提出，美国的对华政策“不管具体形式怎样”，都应该根据上述的“假设来实施”。

　　这个报告对当局虽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实际上成为了后来美国朝野人士考虑对华政策的重要参考。在后来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各方人士曾经多次提出改变对华政策的设想和建议，但是他们都没有超出《康仑报告》设计的框架。

　　显然，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影响了整个世界。这个时期的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也就开始受到国内舆论的质疑，而且在国际上也显得日益孤立。1959年9月21日，联合国大会指导委员会通过表决，同意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讨论的议程。这标志着美国多年来用搁置讨论的办法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企图已经失败。

　　进入19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中国自力更生进行核试验和美国卷入越战不能自拔这三大问题，使得美国政府感到了调整对华政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特别是“(1964年)10月16日，中国宣布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核大国已经崛起的事实。”“美国朝野逐步认识到，或者说是体会到，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日益增强并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承认。美国企图长期孤立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拒不与之来往，既不合情理，也做不到。美国处理对华关系中的这种内在矛盾到60年代中期已经基本上无法再协调下去了。”(陶文钊：《中美关系史 (1949-1972)》第314页、316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1966年3月，美国198位专家联名发表公开声明，呼吁美国政府面对亚洲的现实，采取灵活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建立联系。这样，美国舆论已经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创造了条件。

　　1969年3月的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发生后，毛泽东立刻预料到这个事件会对美国决策者们产生重要影响，将会促使美国方面加快对华政策的调整步伐。果然，6月17日，在尼克松的鼓励下.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受斯菲尔德在访问柬埔寨期间致函周思来，要求会见周思来。7、8月间，尼克松在出访亚欧途中也多次声明：“美国不同意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美国决不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他向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总统表达了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并且委托两国元首担当“信使”，向中国转达美国的意图……

　　1969年12月3日，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一直设法与中国外交官接触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他十分偶然地在一次南斯拉夫服装秀上发现几位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为了完成尼克松交办的工作，他甚至不顾外交礼节，跑着追赶中方人员，请求会晤中国驻波兰大使，转达尼克松总统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

　　顺便提一下，这个情节在基辛格2011年出版的《论中国》中，描述为：“出席服装秀的中国外交官由于没有收到过指示，见状拔腿便逃。”基辛格的描述虽然有些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夸大其词，但还是有一定的真实性。据当事人之一，时任中国大使馆二秘的李举卿回忆，因中美没有外交关系，他们在观看服装秀的时候，发现美国外交官总注视着他和翻译，而且比比划划、指指点点，不知怎么回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比如遇到挑衅之类的问题，李举卿和翻译在活动结束后即跟主人告别离开。美国大使赶到大门口，请李举卿转交尼克松给周恩来总理的信，并说，尼克松愿意与中国领导人会见，改善两国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李举卿当时并不知道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一直在筹划如何改善中美关系。而作为大使馆负责人的雷阳临时代办，却在参加当年4月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主持的关于外交的会议上，亲耳聆听了周恩来对他的指示，要他特别关注中美形势的变化，一有情况就马上报告。雷阳回忆道：“毛主席和周总理从战略上考虑，高瞻远瞩，就决定采取和美国改善关系的手段，这是一个英明伟大的战略性决定。”

　　周恩来收到雷阳的汇报后.对毛泽东说：“有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拿到敲门砖了。”毛泽东指示，公开接触，不必保密。在随后的日子里，美国通过各种公开的和秘密的渠道不断向中国发出和解信号。1970年2月，尼克松采取了一个他自认为是“对华主动行动的第一个认真的公开步骤”，在向国会提交的第一份年度外交报告中，“以空前求实的精神”谈到了中国：“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们不应该被继续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的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1971年2月25日，尼克松在国会发表了题为《建构和平》的外交政策年度报告。报告用专门的章节讨论了中国问题，表示“美国准备与北京对话”，“美国乐于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扮演一个建设性的角色”，其中说：“在今后这一年里.我将仔细研究我们所能采取的进一步的步骤，以创造中美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并且消除妨碍实现这些机会的不必要的障碍。”这份报告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称呼中国，这在美国官方的文件中还是第—次。

　　这个时间点，正好是毛泽东在1957年1月指出的：““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

　　大外交新思维：乒乓小球转动大地球

　　经过两年时间的反复观察和小心试探，1971年初的中美关系已经到了坚冰即将打破的时刻。如何采取适当的措施突破微妙的僵局，成为中美关系走出下一步的关键。

　　2014年1月27日，凤凰卫视播出了《大外交新思维：乒乓外交破冰中美关系》。主持人说，发生在1971年在日本举行的第31届世界兵乓球锦标赛期间的“乒乓外交”，成为了这关键的一步。

　　1971年3月21日，作为“文革”以来第一个出国参加国际体育竞赛的代表团，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代表团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想到，将会有一幕永远载入中美两国关系以及世界外交历史的华彩篇章开启。

　　围绕着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出访参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头脑中，一直没有离开如何解冻中美关系这个大外交的思维。当时，最能体现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在体坛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乒乓球运动。这是中国的最强项。在这个制高点上与外国人交往，便于占据主动，机会也更多。

　　在代表团出发前，3月11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出访参赛的问题。在会议的最后，他谈到了与美国接触的问题：这次我们派乒乓球队出去，是代表国家的，也是代表人民的，在比赛中就要接触许多国家的代表队.其中也会包括美国队。作为一个团体，我们总是要和他们接触的。如果美国队进步，也可以请他们来比赛。我们和美国队可以比赛，不能来往就不通了。因此就发生了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可以去。我们的体育代表团不是去过西德吗?那么美国能不能去?我们同日本的邦交还没有恢复，但体育代表团可以去日本，这个例子……大家动动脑筋，得想想这个世界性的大问题。

　　代表团刚离开北京，毛泽东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每天要把各通讯社对我们派出的代表团的反应逐条地对我讲。”

　　3月28日，第31届世乒赛开幕，中国运动员精湛出色的技术水平、得体大方的精神面貌令人瞩目。3月30日上午，中国代表宋中凑巧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寒暄，斯廷霍文表示：“中国的乒乓球水平很高，如果美国选手去一次中国，一定能学到许多有益的技术。也希望中国的乒乓球选手到美国去。”

　　代表团向国内汇报了这些情况，这些信息被有关部门整理成简报，直接送达毛泽东和周恩来，引起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视。

　　4月4日，美国选手科恩在前往比赛场馆的途中误上了中国代表团的大巴。世界冠军庄则栋很友好地与他打招呼，并且送给他一面杭州织锦作为礼物。大巴抵达体育馆时，许多来自各国的记者都在等待---那时的中国队本来就因为拥有庄则栋这样的世界冠军而引人注目。车门一开，出现在媒体的“长枪短炮”面前的，不但有精神饱满的庄则栋，而且有神态兴奋的美国运动员科恩。这条消息立刻成为了轰动性的新闻。

　　第二天，科恩是拿着庄则栋送的礼物在体育馆转来转去，还不断向人展示，说这是世界冠军中国人送的。科恩回赠了一枚美国乒协的纪念章给庄则栋，旁边的记者过来拍照，照片发表在报刊上，主题是“中美接近”。接下来，美国副领队哈里森来到中国队驻地，提出访问中国的请求……。

　　这些迹象都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尤其注意到了庄则栋与科恩友好交往的举动。毛泽东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反复给他读有关的报道，还带着满意的笑容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呢!”  4月6日下午，在第31届世乒赛即将结束的时候，毛泽东看了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报告。周恩来也批示“拟同意”。这种不急于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的打算，是与当时大家都对中美关系的转折如此之快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有关，因此有关部门打算把步子放慢一点，稳当一点。用基辛格的话来解读，就是“毛泽东需要时间争取国内更大的支持。”所以，当时毛泽东也表示同意暂不邀请----他亲自在他的名字上划了圈。

　　然而，就在快到午夜12点的时候，毛泽东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工作人员感到惊讶，毛泽东又重复了一遍。工作人员立即把毛泽东的决定通知外交部值班室。值班室问，已经收到了毛主席圈阅的文件，现在变了，能算数吗?这边的工作人员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并催促立即办理。第二天毛泽东对那位工作人员说道：“你自己为中国人民办了一件大事，你还不知道呢。”

　　中国政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的消息迅速在中美两国和国际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接到报告后的第一个反应都是“又惊又喜”，随即毫不犹豫地批准乒乓球队的访问，他们心里十分清楚，这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育事件，而是一个重大的外交转折即将发生的信号。4月7日，美国白宫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政府对美国乒乓球队计划中的北京之行表示欢迎。”他还指出：“总统在向国会提交的对外政策报告中清楚地表明，他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接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表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美国还将以欢迎态度看待中国体育代表团进行的任何对应的访问”;“这显然同尼克松总统和国务卿罗杰斯的希望一致，即中美人民之间进行更多的接触”。

　　“乒乓外交”突破性地将中美关系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久，尼克松决定派遣基辛格作为特使先行秘密访问北京，为他访问中国做准备。在中美经过几次联系后，基辛格在1971年6月2日晚收到了周恩来的信，信中称“毛泽东主席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和“周恩来总理热烈期待基辛格博士不久前来北京的会晤”。当基辛格急急忙忙地跑步把信送给正在白宫会见外宾的尼克松时，“基辛格太激动了，当时手都在发抖。”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秘密访问了北京。当7月15日中美双方向外界宣布了基辛格访华的消息和《公告》时，顿时，世界为之震惊。“乒乓外交”也作为大外交新思维的杰作，成为了世界外交史上的经典。庄则栋回忆道：“毛主席的这一请，在战略上、战术上真是用到了无以伦比的极致，非常让人佩服。”周恩来4月8日在国家体委关于接待美国乒乓球队的请示件上批注：“(邀请美国队访华的)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了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曾在1969年“九大”后，受毛泽东安排研究国际问题的四位老帅之一的陈毅说，“只有主席才会下这个决心，只有主席才敢打美国战略这张战略牌。主席下这着棋，全局都活了。”

　　“乒乓外交”至今仍是一个经常被人热议的话题。2013年，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员、记者、作家尼古拉斯·格里芬出版了《乒乓外交：那个改变世界的游戏背后秘史》。该书的主线是乒乓运动的发展及其“政治属性”，从英国写到日本、从苏联写到中国，特别是中美两国在冷战期间“小球推动大球”的那段历史轶事和外交突破成为全球的高潮。在格里芬看来，40多年前“乒乓外交”不可否认地在打破中美关系坚冰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很少有人了解中国人在1971年为“乒乓外交”做了多么精心的准备。这本书刚一出版，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格里芬认为，20世纪初乒乓球逐渐成为一项“没落的运动”，但随后在国际乒联主席，“共产主义者”蒙塔古的推动下渐渐变得火热，终于在1970年代成为中美两国缓和关系、进而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工具，这一切都是精妙的“外交设计”。格里芬还认为，“乒乓外交”不仅为中美两国建交铺平了道路，同时也在全球外交领域梳理了一种通过民间外交、公共外交改善国与国关系的方式。

　　格里芬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到这本书时说道：“在整个“乒乓外交”的特殊时期里，一切——不仅仅是(双方晤面地点的)选址，还有行程安排，以及以乒乓球作为破冰契机，这些都是由中方决定的。我的书能够很好地提醒美国人，在那次谈判桌上，中国人正扮演着令人印象深刻的东道主角色。”

　　媒体看访华时的尼克松：“罕见的谦逊和敬畏神情”

　　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学者，美籍华人徐中约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是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及最畅销的学术教科书，是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海内外历史学界认为，作者以超越意识形态、阶级、党派、种族和文化的眼光，公平公正、客观冷静地看待历史事件的发生。

　　关于尼克松的北京之行， 徐中约在该书中写道：“一些亚洲人把尼克松访华看作是一次朝圣，因为在历史上，中国皇帝是从不离开本国的;只有藩属国的国王和使臣前往中国向皇帝表示敬意。尼克松的访问将给予中国一种新的尊严感，同时也使它获得大国的地位。”“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精明杰出的革命家，也都熟知历史。他们知道抓住这个大好时机使其为己所用的重要性。美国探索打开中国大门的努力与他们自己的大构想相吻合，于是尼克松成了北京欢迎的客人。”

　　“(尼克松到达北京)几小时以后，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了尼克松和基辛格，这是一次事先未经安排的会面，持续了一个小时。总统和他的外交政策顾问走进书房时好像是‘去见识一个场合远大于去拜会一个人’。毛泽东说话洒脱，充满威严和自信，朴实巧妙，而周恩来则保持沉默。尼克逊‘感受到了毛泽东的魄力’，并表现出从未被新闻媒体见过的‘罕见的谦逊和敬畏神情’。”

　　尼克松出访中国前，最担心的是毛泽东是否会接见他。他在工作日记中写道：“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的顶端。”

　　尼克松和随行人员到达北京后就们注意到，在机场并没有出现他们以为会出现的热烈欢迎的场面，车队驶过的街道和天安门广场也是冷冷清清，这不由得使他们感到有点失望。他们并不知道，这种“不冷不热，不卑不亢”的接待规格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经过周密考虑定下来的。不过，美国客人的这点小小的失望很快就被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驱走了。下午2时左右，在尼克松刚刚收拾停当，正准备洗澡时，周恩来赶到宾馆通知说，毛泽东主席想很快会见尼克松总统。

　　基辛格在《论中国》中回忆道：毛泽东的约见，“好像过去君王召见臣民的方式。第一次知道毛泽东要会见尼克松的消息是在我们刚刚到达之后。我获悉周恩来要在会客厅同我见面。我到那儿后，他说：‘毛主席想见总统先生。’我不想留下尼克松是蒙召的印象，因此提出了几个有关晚宴上活动次序的问题。周恩来一反常态，竟露出不耐烦之色，说：‘毛主席既然邀请他，就是想马上见到他。’尼克松刚刚抵京的欢迎仪式上，会谈未开始，毛泽东就在向国内外人民示意他的权威了。我们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坐上了中国的国产轿车，前往毛泽东的住所。美方的特工人员不准随行，至于媒体，也只是被事后通知。”

　　在毛泽东住所，当尼克松谈到了中美关系、台湾问题时，毛泽东说：这些问题可同周总理谈，我们谈“哲学问题”。毛泽东的这句话奠定了他与尼克松会谈的基调，同时也指明了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所应着眼的基础——从“哲学”的高度、从着眼于长远的宏观的战略高度来看待和发展中美两国关系。

　　谈话结束时，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毛泽东则举重若轻地回答：“我就不送你了。

　　这次会见，毛泽东超凡的魅力给客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基辛格在回忆录中用了整整两页的篇幅记述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承认，在面对毛泽东的时候，他感觉到了一种类似年轻人听“摇滚乐”时感觉到的“颤流”——“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与毛泽东的会谈是尼克松一生中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在后来的岁月中，尼克松又六次受邀访华，他似乎从未停息过与毛泽东在哲学领域的对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毫无疑问，尼克松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他非常尊重毛泽东。他引用毛泽东诗词，“好像是引用圣经经文一样。”(特里尔：《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第440页)。他也像周恩来一样，称毛泽东为“主席”，并说“因为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他对毛泽东的尊重，毫无疑问的是他看到了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过去那种“一盘散沙”的局面不复存在。他不是没有觉察到当时中国国力还不够强，人民还生活在物质匮乏中的情况。比如他们在参观过程中发现过中方特意安排了衣着鲜丽的群众“演员”，市场的“繁荣”也不时露出破绽。但是，尼克松更着眼这个国家的未来。特别是当他发现一夜之间，为了他们参观长城，老百姓把北京市和通往长城的路上的大雪都清扫干净时，他对中国的国家动员能力由衷地叹服了。他肯定明白，有了这种动员组织能力的中国，不管是遇到外部压力也好，还是内部自己的失误也好，都挡不住发展壮大之路。2005年，尼克松之女访问中国，她感慨万千地回忆他父亲1965年说过的话：“二十五年后，中国会成为世界工业巨头之一。”“我父亲在那个时候已经预见到了中国的未来。”因此，无论是1972年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还是1976年的第二次，一直到1993年的最后一次，尼克松对中国的发展始终充满信心。

　　基于这种认识和判断，早在在中美双方商议接待方案时，美方就尽量尊重东道主的意愿。中方提出在中国境内旅行时必须乘中方提供的专机，坐中国提供的专车，美方破例答应了，这也是美国至今唯一的一次破例。美方提出要自己安装地面卫星接收站时，中方为维护中国的自尊提出了自己的方案，美国也同意了。特别是反映这次访问的最终成果的联合公报，美方开始觉得是“被审判了”，但经过再三沟通，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公报发表后，在国际上引起轰动。前法国总理富尔直言不讳地说，这是北京“外交上的巨大胜利”。2013年，美国学院派历史学家瑞贝卡·卡尔写道：“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在上海签署的这份《中美联合公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意外收获。”(瑞贝卡.卡尔：《毛泽东传》湖南人民出版社  第264页)

　　徐中约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指出：“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大构想相当灵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和第三世界的代表获得了在联合国中的永久席位，并吸引了四方八面的国家元首和领导人络绎不绝地来访。北京成了国际交往的一个枢纽。中国不再孤立，它已经成功地打破了苏联和美国的包围。中国再一次进入国际大家庭，这一次不再是一个虚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是一个地位优越、备受尊敬的大国。”

　　虽然1972年的中美关系解冻并没有很快实现中美建交，但这个突破改变了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中国的外交活动范围从此扩大到整个国际舞台。同时，中国的这一转变也具有深刻的国内政治意义，它与当时“左”的意识形态严重背离，是此后一系列国内政策转变的先导。从经济的角度看成绩显著，中美贸易额由1971年的不足500万美元急增到1973年的8.05亿美元。由中美贸易发展带动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新局面的开拓，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92年2月，上海举行纪念中美联合公报发表2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认为，中美关系的解冻导致了二次大战后支配世界舞台四分之一之久的两极结构变成了三角关系，导向中国对外部世界开放，并日益成为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的一个因素，导向东亚在世界政治中所占分量的不断增大。在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当年那次改变世界格局的大外交所产生的历史性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原载：《新华文摘》2017年第4期 作者：胡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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