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常识：不以促进生产力进步为目标的改革都是骗人的口号_风闻

        面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一批所谓的经济学家又在鼓吹按照西方体制的模式，对中国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开放”。主要内容是“启动国企改革”、“进一步实行市场化、私有化”等等。无非就是要加快经济私有化进程。并危言耸听说，不这样，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走进死胡同。        

        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必要的。因为形势是不断变化的，面对新的形势，原有的体制就必须通过改革，以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才能满足经济在新形势下继续健康发展的需要。

        但是以什么作为标准，来衡量哪些内容是需要改革的，应该朝什么方向、怎么改，是一个大问题。

        经济发展的两个根本要素就是生产力与市场。在统一市场环境下，生产力就成为了唯一的根本要素。

        因此，经济体制改革，就应该以促进生产力进步，作为衡量哪些应该改革、以及怎么改的唯一标准。         

         那么，这些人说的那些改革内容，与生产力进步存在本质关系吗？根本不存在！

        一、【启动国有企业改革】除了对国有资产私有化有作用外，对生产力进步毫无意义：

        中国这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保持持续高速，就是因为国有企业可以在相对不计成本的基础上，跨越式引进与改造国际先进科技，促进生产力持续进步，为国民经济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过程中，用产业升级实现效率提高、抵消成本上升的负面作用下取得的。

       这从我国这几十年来的外贸进出口以及对外投资的现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出口贸易迅猛发展的，是原材料与初级制造产品出口比重的不断降低，其中原材料出口甚至从出口转变成大量进口；而中高档制造业产品出口比重不断上升。        其中尤为明显的表现是，中国装备制造业正在由“大进大出”逐渐转向“优进优出”。2008年以来，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超过进口，占比持续保持在5成以上。至2015年，中国装备制造业进、出口比重分别为46.03%和53.97%，出口高于进口7.94个百分点。        中国装备制造业在高铁、电信和船舶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出口抢眼。

        从产品上来看，以高铁技术为核心的轨道交通装备、以核电技术为代表的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装备等一系列具有高度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装备，都已成为我国装备制造业参与国际经贸合作、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热点和亮点。

        其中，高铁建设领域，目前已和中国有战略合作协议或潜在合作意向的高铁计划累计达3.47万公里，占全球高铁建设计划规模的37.2%，其中“一带一路”战略涉及的高铁建设规模达到2.63万公里，占全球高铁建设计划规模的28.3%。        这些生产力进步现象无一不是以国有企业的科技进步为基础条件的。近几年来，中国科技进步乃至于科技创新事例层出不穷，也无一不是以国有企业的大规模投入为条件的。        之所以在生产力进步快速的基础上，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以前的高速时期下滑了，不是因为经济体制不对，而是因为在全球经济不好的市场环境里，国际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必然受到限制。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中国依然保持了西方国家即使在黄金增长时期也难以达到的高速度增长。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生产力进步够快。

        而同样是发展中经济体，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因为没有中国这样的国有企业，他们的生产力进步就不能像中国一样持续快速。因此他们的经济发展也就不可能达到中国这样的速度与水平。        不但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他们的经济发展黄金时期，也是以很大比重的国有经济为条件的。国企私有化以后，他们就不曾再有过经济快速增长现象。        我这里不是说中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就不应该进行，而是说不应该以国有企业私有化作为改革的目标。        经济活动说到底是一个私有化过程。

        因为在市场各方主体中，只有政府是完全不能离开所在市场的。

        私人资本则是完全不受任何个别市场限制的——哪个市场更有利润空间，私人资本就会到哪里去。

        因此政府为了维护所在市场的稳定，不得不在一定条件下放弃国有资本的利润要求。这是一个客观规律现象。

        比如私人资本在低科技水平环境下可以赚到必要利润的时候，就不会花高成本进行科技进步投入。而政府为了国家的经济长远发展要求，却不得不用高成本投入进行先进科技投资；        更重要的是，当经济环境不好，市场预期悲观，私人资本就必然退避三舍。这时候，如果没有国家资本不顾本身的利润要求，对于市场的投入，以支持私人资本的利润空间、防止市场资产价格系统崩溃，经济活动中的的恶性循环，将导致不可挽回的局面。        在这样不断往复循环的过程中，私人资本只顾利润要求，而国有资本却不得不在特殊时期放弃利润追求，结果必然是国家资本的逐渐损耗，以至于最终丧失对于国民经济的调控能力。政府在国有资本不断被损耗的过程中，为了尽量维持对于经济的关键调控能力，不得不逐渐收缩国有资本的经营范围。        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国家资本对于市场的调控必要程度降低，本身的调控能力也会降低。

        为了适应经济私有化规律的要求，同时也为了尽可能继续保持国家资本对经济的调控能力，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目的不是为了国企私有化，而是为了尽量减缓国家资本损耗的进程，为了尽量维持国家资本促进生产力进步与经济发展的能力。

        不从这个角度出发，只从西方经济理论的教条要求出发，把国企私有化作为改革国企的目的，从事实与逻辑分析，是不会让中国经济有好结果的。        二、经济私有化虽然是客观规律要求，却并不是经济的伦理要求。        经济的伦理要求在于财富分配的公平化。因为只有广大民众有了必要的资源消费权力，市场的有效需求才可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

        而经济的客观规律要求，却是私有化。私有化的前提与结果都是财富的不断集中。也就是民众的消费权力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缩小。其必然结果就是消费不足趋势越来越严重，直至经济崩溃。

        经济客观规律要求与经济伦理要求的矛盾要得到缓和，只能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私有化进程越慢越好。而且从上面对国企改革应该的原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各种行业的私有化改造是政府将不得不做的。        私有化进程过快，反而会使得经济发展的快速增长进程过早完结，也会使得私人资本的快速成长过程过早结束。        这从中国因为有着特别的国企现象，所以中国民营经济规模发展速度世界最快，以至于中国民营经济规模超过了印度整个经济规模的两倍多的现象可以得到证明。        要知道在改革开放前，印度的私营经济规模是绝对超过中国的。当时印度的经济规模与中国也大体相当。        印度是在和平环境中独立建国的，继承了英国人留下的相对完整的基础设施与经济体系，还有便于融入国际市场的英语文化；而中国是在空前规模内战导致生产力被大规模毁灭，并且建国后受到西方市场封锁的环境下开始建设的。        按照西方人的经济逻辑，应该印度发展更好，所以西方人直到今天，也依然在希望印度能够作为他们的模式下超越中国的榜样。

        而之所以两国的经济差距会是今天这个样，就因为经济体制不同。印度基本与西方一样。中国的经济体制却既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前苏联，是一种独特的经济体制。

        就是这种独特的经济体制，既适应了生产力进步的需要，又满足了市场竞争的要求，才有了中国经济奇迹。那种以为一切必须以西方经济理论教条要求，彻底在中国实行经济私有化改革的人们，既无视了经济发展事实，又不懂真正的市场与经济规律。如果按照他们的要求进行改革，中国经济不会好。        三、市场是经济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客观环境。也是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

        就如同自然界有河流，河流的运动形式是自高而低，不会有人说自然界应该河流化一样，在经济社会里，逻辑上也不应该有“市场化”的概念。应该有的，只是如何创造与维护好的市场环境，就像人们需要对河流加以必须的治理一样。

        现在通行的说法，“市场化”就是政府不参与市场。可是政府不参与市场，还能够有市场吗？        第一、没有政府制定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市场是没办法形成的，因此政府对于市场的参与，就是对于市场的一种资源供给行为；        第二、政府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是必须有从市场财富中分割的资源作为手段的，否则政府没办法对市场进行有效管理；        第三、如果政府向市场提供的资源不符合市场的需要，就会导致市场财富的减少，从而政府从市场财富中分割到的资源也会减少，政府的能力就会减弱。        也就是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与其他市场各方主体的关系是一样的：通过向市场提供有效资源，换取自身需要的资源，实现财富效应。

        不同的是，政府必须、也是唯一有能力通过照顾其他各方的市场主体利益，通过实现各方共赢达到自身的财富目的。而市场的其他各方主体，则没有这个能力，也不需要有这个责任。

        也正是因为如此，市场对于政府资源的需要程度，远大于对于其他任何一方主体的资源。所以，把“市场化”定义为政府不参与市场，逻辑上就是要取消市场。        上面是从逻辑上分析，“市场化”是一个虚假概念。从历史事实来看，以政府不参与市场为定义的“市场化”现象，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而且从古到今，政府参与市场的程度与规模一直在越来越大。          有人说，西方国家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阶段，政府是不参与市场的。

        错！那个时期，同时也是西方国家的对外殖民主义扩张时期，是西方国家政府用对外暴力征服殖民地，从而扩大海外市场的方式，向本国市场各方推出海外市场资源。也就是说，那个时期的西方国家政府，同样的在参与市场，不过形式与今天不同而已。

        今天西方各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更是这些国家政府全面、深刻参与到市场的表现：

        它不但参与到了为资本降低经济成本、增大资本利润空间的活动中，还直接参与到逼迫民众扩大消费——民众如果不把手中的货币用于消费，就会遭受货币贬值的财富损失——为资本人为提供市场有效需求的行为中。

        综上所述，所谓政府不参与市场的“市场化”概念 ，在逻辑上不应该存在，在事实上，也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的现象。因此这是一个虚假概念。        顺带说说，今天中国也有一些经济理论者在鼓吹刺激消费以拉动经济的观点，这不过是在盲目学习西方人出于无奈的饮鸩止渴方法。        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生产力进步。当生产力进步还有着足够空间的时候，是不应该用刺激消费的方式拉动经济的。因为这会使得资源被过多投向现有生产力水平的经济活动中，不利于生产力的进步，也就不利于增强经济竞争力，结果必然导致财富的流失。        市场不过是人们经济活动中的交易场所。谁能够在交易中获得财富，依靠的不是交易本身，而是自身资源的竞争力。资源的竞争力来自于生产力的进步。只有生产力进步更快的竞争者，才有可能在市场交易活动中获胜。        而不同的市场环境，对于不同的市场主体的竞争力的表现有不同的限制与方便。今天的世界市场，是以西方国家制定的规则为环境的，因此总体上是有利于西方国家利益要求的。人们所说的“市场化”，其实也就是要服从西方国家利益要求。        发展中国家要想制定有利于自身利益要求的市场规则，就必须首先在生产力进步上取得成绩，增强了自身的经济竞争力就可以在西方人制定的规则环境下的市场上尽可能多分割一部分财富。

        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财富越来越多了，西方人的规则就会越来越不灵了。于是市场规则按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修改，就会越来越成为可能了。

        今天的中国正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努力的争取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求。在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被西方人及其在中国的利益代言人鼓吹的“市场化”这个虚假概念所迷惑和束缚住自己的手脚。那是会导致中国丧失目前的大好发展机会的。        更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危机的根源是有效需求不足。

        而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则在于：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富者已经消费充足，有钱无处消费；贫者因为没有财富这个经济社会里的消费权力而消费不起，于是导致全社会的边际消费下降。

        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市场上的财富分割比例增加，有利于世界减缓贫富差距扩大的进程，是缓解世界经济困境的必须方式。

         而中国政府的一些被西方国家及其在中国的利益代言人所诟病的所谓违背“市场化”要求的行为，正好是对于增加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财富分配中的比例的有利手段。其实是符合市场规律的行为——否则，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如何可能实现？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人要求改革的内容，与生产力进步不存在任何本质关系。倒是与资本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他们的改革口号很明显，只是在为资本利益欺骗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