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不是几块屏幕的事_风闻

文章首发于公众号：叁里河

作者：江大河

果然，在疯狂刷屏后，“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文章，开始被质疑。文章是不是软文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文章对“技术改变命运”的集中描述，确实有把教育改革简单化的误导。

要是直播就能够改变教育和人生，CCTV早这么干了。

2015年，我在杭州也见到过类似项目，那个公司的位置在如今蚂蚁金服Z空间边上的西溪首座。当时带我去的老王和对方负责人以前是同事，去之前说，带你去见见150亿规模的公司。

见了之后，确实是大公司，租了大概一层，只有不到10个人在上班，负责人说正在招人，带着我们看了产品，也无非是智能电视、智能wifi和智能投影。负责人说，他们未来专做雅思、托福等高ARPU人群，不然这钱赚不回来。

你看，教育从来都脱不开“钱”的事儿。

冰点的文章里提到，禄劝县的年财政收入为6.1亿元，但县里、市里都注资教育，使得全县教育支出反超财政总收入3.5亿元。

这种力度的教育投入，可不是任何一个领导都敢随便拍板的事情。教育不是高山白莲，投入如果看不到真金白银的回报，没那么多慈善行为，冰点的文章里很隐晦的写了：“生源回来了，跟着学生出去的家长也回来了，整个县城又有了人气”、“房价都涨了。”

虽然不知道是谁拍板让禄劝县在教育上做这么大的投入，但很明显，这个拍板拍的挺成功，拍板的人很可能为此能口碑政绩双丰收。

猜测禄劝县的官员利用了教育改革有点阴谋论，不过教育一直都是很容易被利用的工具也是事实。

2017年7月中国之声曾报道，西安多所高校的数百名大学生参加的，由“陕西爱心支教联盟”组织的支教活动，实际是一场骗局。这些大学生在到达支教地点后才发现，主办方不仅没有相关资质，还开起收费性质的辅导班。

教育产业化之父汤敏，当年回国提出“高校扩招”的建议，一个重要基础就是他和夫人左小蕾发现，中国人对教育价格的敏感度是很低的。从某种方面看，教育是比住房还刚需的刚需。

今年七月一则新闻报道，一位80后上海妈妈为今年9月即将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列了个学期清单，暑假开销加课外学习的开销达到32万元，除了各种学习用品、家居用品和夏令营以外，还有总计20个课外兴趣班。

这其实不算过分，老早就有报道，说北京的小学生家长，单单在奥数上的投入，少的一年也是三五万，多的20万都是正常。

《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显示，中国家庭非常舍得在教育上花钱，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支出的比例达到50%以上，而且调查问卷中，51.24%的家长认为孩子的教育消费比家庭其他消费更重要。

中国家庭在教育投入的上升，跟中产崛起密不可分。不过，新崛起的中产阶层对教育的焦虑是双重的，既有向上靠近的欲望，也有阶层滑落的担忧，这反而让城市的教育平权改革在捆绑和拉扯中进展缓慢。

在这一点上最典型的莫过于北京。

过去几年，每到周四，北京教委开放信访的时候，争取非京籍高考权利的家长们会如约到市委反映情况，而在百度国安贴吧这样的论坛上，反对异地高考的京籍家长则把这群人称为“异闹”，论坛上呼吁“赴教委抵制异闹”也是日常。双方在网络上唇枪舌箭你来我往，口水仗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有一个小高潮。2012年10月甚至在教委门口爆发了正面的肢体冲突。

两拨人争的头破血流，教育部门的表态只能是暧昧和含糊。2012年3月，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表示：面对两个利益主体，教育部的原则是，第一要保证既得利益，第二处理好增长利益。第二天，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又出面表示，年内教育部将就异地高考问题出台指导意见，十个月内各地区将具体出台实施办法。

但至今，异地高考仍然是个找不到线头的难题。

回到农村教育平权上，这些年，国家在农村教育改革上并不是没有下功夫，但经常事与愿违，改来改去就背离了初衷。

2001年，国务院出台一份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要求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表示要“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

这个政策在教育界被简称为“布局调整”，初衷无疑是好的，农村不少村办学校不管是师资力量还是硬件都比较差，几个老师，几间危房，十几个学生，就能开课授业，农村孩子在教育的起跑线上显然是落后的。

但落后至少也是有起跑线的，“布局调整”落实到各地，却是把一些孩子的起跑线直接给撤没了。政策的初衷是希望把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关掉条件不好的村办学校，让学生就近镇上或县城条件较好的学校上学，但一些村落距离上学的镇子或县城有几十里地，条件不好的家庭因为要平添一笔寄宿费，只好让孩子辍学。

2012年教育高峰论坛曾公布一组数据：我国小学辍学率在1990年到2000年间大幅下降，但2007年之后，小学辍学率突然大幅度回升，08年不到6%，09年之后接连几年都接近9%。这意味着全国小学辍学率倒退到了2000年以前的水平。

没辍学的孩子也过得不好。《中国青年报》前几年报道“布局调整”政策时，把各地对这个政策的断章取义，跟几起乡镇发生校车事故联系起来，认为一些地区在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时，把撤并当成了唯一目的，对实施条件弃之不顾，是乡镇校车不得不超载，继而一再酿成悲剧的根本原因。

除了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问题，“布局调整”政策最值得关注的是对学生教育水平的提高到底有没有真实的帮助。

《底层少年与教育公正：改革背后的机会困境》一文中的主角，15岁的云乡最偏远村落的蜈村杨光，因为“就近入学”原则，换了3所学校，前两所学校被撤的原因都是“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多次所谓“就近入学”的学习经历使杨光很难跟上不同学校老师们的教学进度，也很难迅速适应不断变换了的教学风格。杨光逐渐从老师眼中“好学生”变成了“差学生”，几乎没有可能考上普通高中。

布局调整政策虽然是2001年才有正式文件公布，实际上从97年就有试点开始，教育部统计资料显示，10年间，全国农村小学数量减少一半多，平均每天减少64所。落地力度惊人。

这个政策被各地强力执行，一方面是因为能帮农村基层政府“甩包袱”。94年分税制改革，01年农村税费改革，05年取消农业税——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没有健全、许多农村教育已经陷入无米之炊的情况下，布局调整政策几乎是瞌睡送来的枕头。

另一动力，则是像禄劝县一样，“有了生源，房价都涨了”。

总的来说，在教育资源整体稀缺的情况下，争夺教育资源，或为争夺教育资源而被异化的故事一定会层出不穷，教育平权不可能靠几块屏幕实现。

在《屏幕》一文刷屏后，有文章指出了刷屏文没有写的一些事实：上直播课的孩子们本身是精挑细选出的尖子生，而全国其他上直播课的地方，大部分没有像禄劝县一样出现奇迹。

技术在改善教育不公可能有一些作用，但千万别把改善的希望都寄托到技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