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北京批“黑画”事件_风闻

【侯德昌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1971年，北京饭店新大楼竣工，室内装修后需要大量的书画来装饰。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宾馆的布置要朴素大方，要能反映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要有民族和时代风格，要挂中国画。因此，一批画家被调回北京，住进宾馆作画。这些画家在“文革”期间多多少少都遭受到批判，当时把传统的国画说成封资修的“黑货”，列为“四旧”，横加指责。不少画家远离了画案，忍痛割舍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如今，有机会可以拿起画笔作画，许多人心里非常高兴，但是又有些顾虑，为保险起见，大都选择一些花花草草、山山水水不存在有阶级性质疑的题材来画。大家都认为这是国家任务，都非常地尽心尽力。

黄永玉画作《猫头鹰》

当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画家一致推选阿老（老宪洪）当组长，大家选他不光因为他是副院长，他又是参加过新四军的老革命。而阿老坚决不干，不予承认。许多人为慎重起见，还是把小稿拿给阿老看，阿老低头作画，根本不看，若要再问画得行不行，阿老敷衍地回答：行。算作批准。

1974年，王曼恬率领国务院文化组，发动了批“黑画”事件，将从北京饭店、北京国际俱乐部、北京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荣宝斋、文物商店、美术院校以及全国几十个省、市收集到的700张作品中选出200张，在北京举办了一个“黑画展”，名曰“批林批孔联系美术战线实际”，并召开了座谈会，实为“声讨会”，要反击所谓的“美术领域黑线回潮的复辟逆流”。

“四人帮”将画“黑画”的作者定为“黑画家”，批“黑画”的浪潮从此开始，北京、上海、南京几个大城市有报纸配合，无限制地上纲上线，把画梅竹菊的题材说是代表封建主义，三虎为彪是为林彪招魂，画猫头鹰一眼睁一眼闭则是敌视社会主义，没有高压线是荒山秃岭，没有红旗视为旧中国。甚至有人在《竹石图》的竹叶中找到似为“介”字与石，而联想为“介石”，即是想念蒋介石等等，以其莫须有的罪名扣上反动帽子，“黑画家”回单位做检查。

陈大羽赠送侯德昌《枇杷图》

中央工艺美院组织的画中有几幅“黑画”，开会让阿老做检讨，阿老实事求是地说：“我不愿当组长，大家非选不可，而且举手通过。在当前的形势下我无能为力，拒当组长，大家让看稿子，我从不承认当组长，也根本不看，谁画的什么全不知道，如今出事将责任推到我的头上，难以说清。我画的还是中国少数民族舞蹈人物，欢迎大家批评指导。”他的这番讲话居然让大家送上一阵掌声。

姚文元在上海曾拿着一本《迎春花》作品集，蛮横指责南京著名画家陈大羽的一幅花鸟画《迎春》是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的春天。姚文元下了这样的批示：“在这幅画上方画了几枝淡淡的迎春花，整幅画突出地描绘了一只怒气冲冲的公鸡，这只公鸡嘴紧闭，冠高竖，颈羽怒张，双爪抓地，翻着白眼，怒目而视，尾巴翘到天上去，完全是一副随时准备向‘春天’飞扑过去的那种恶狠狠的神气和架势。这哪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出现的欣欣向荣景象的极端仇视。”

陈大羽画作《迎春》

江苏与上海的报纸批判陈大羽，说他画公鸡是和赫鲁晓夫串通一气（赫鲁晓夫攻击中国为“好斗的公鸡”）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

一天，陈大羽突然推门而入，来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大教室，我与白雪石等人见到他后都一愣，颇有点吃惊，忙问他：“你怎么来了，报上正在批你不知道吗？”陈大羽很坦然地回答：“知道知道。‘文革’这些年，年年挨批已经习惯了。这次批‘黑画’还好，君子动口不动手，何怕之有？再说我来京探亲，也是小避一时。”我们问他：“还敢不敢画了？”陈大羽说道：“怎么不敢？”

说着，便展开宣纸画了起来。他先用藤黄画了一株枇杷，又以水墨作叶子，画到半截，突然笔头脱落，他便随手拿起没有杆的笔头继续画完。然后题上：“德昌同志评鉴，大羽于首都，一九七四。”因为他没有携带印章，又用笔蘸朱砂颜色，在题款后面画了一个“大羽”朱文印章，《枇杷图》就完成了。放下毛笔，他嘴里还说了一句：“不知道赫鲁晓夫喜欢吃枇杷否？”我们在一旁围观，从笔头掉下就一直暗笑不止。听到他说的话，我心里暗暗地佩服大羽先生坚贞不屈、不畏邪恶的胆量和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