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封桩库”_风闻

       宋太祖讨平群雄，将所获财物和岁入盈余置于“封桩库”中，且云：

“石晋割幽燕诸郡以归契丹，朕悯八州之民久陷夷虏，俟所蓄满五百万缗，遣使北虏，以赎山后诸郡；如不我从，即散府财，募战士以图攻取。”

       少时读此，颇不然之：其一，燕云既为汉唐旧疆，石敬瑭割地，亦未尝取值于契丹，何用赎为？况今日赎之，异日当可售之，国土而可赎可鬻，吾不知此为何说？

        其二，散赎地之财养战士，是犹谓将士曰：

“此赂敌之财也，敌不取，汝可取之，以贾汝之勇，复我失地。”

——此视将士贪鄙与敌寇等，且敌寇不屑取之财，而命将士取之，是以贱辱将士，更在敌寇下矣，又何以明大义，养正气，激忠愤，而与强敌争锋于疆场哉？

       王船山论封桩库之弊有三：

       启人主骄侈聚敛之心，此其一；纵将士贪财好利之欲，坐食晏安之骄，此其二；

       示敌寇我有可欲之财而无必战之志，则敌焰百倍，我则不战而气自索，此其三。

       “封桩库”不仅是一个历史典故，实质上更是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

       自己的目标明明是正义的，却偏偏想以一种庸俗的实用主义方法来达到，本来光明磊落的事业却偏偏做得贼眉鼠眼，猥琐不堪，终于作茧自缚，贻笑千古。

       这是因为，“封桩库”思维必然在理论和实践中导致如下三大致命缺陷：

       不 择手段，是非不明。在“封桩库”思维中，手段和目的是完全割裂的：目的是正义的，手段可以是卑鄙的。在赵匡胤看来，只要能够达到收复燕云十六州这个目的， 是拿钱买，还是出兵打，都无所谓，而且能用钱买回失地，似乎还是上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在谈判收回香港时正告英方“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 问题”，严正驳斥了“主权换治权”、“中国不在香港驻军”、“香港完全自治”等谬论，因为在我国看来，香港回归这一目的和相关的路径、制度安排是一个整 体，都有着不可交易的原则，如为换取“回归”的虚名而不讲是非，予取予求，必将后患无穷。

       第 二，忠奸不辨，敌我不分。既然无论用兵还是赎买，收复失地不过是一个钱的问题，那么敛财事实上就成了最重要甚至唯一的现实任务：至于这财是给敌人还是赏将 士，聚财是以君子之道还是小人之术，则无关紧要，这就导致忠奸不辨乃至敌我不分。行聚敛之政而进用奸邪，党争不已于上，民怨沸腾于下，是导致宋亡的重要原 因。而且既然以钱财收买军心，将士自然也待价而沽，朝秦暮楚，又何辨乎华夏夷狄呢？

       第 三，鼠目寸光，进退失据。“封桩库”思维本质上是一种机会主义，不去认真贯彻理想、原则来进行整体性、前瞻性的战略规划，因此不但割裂目的和手段，还会割 裂今天的手段和明天的手段，惑于一时强弱利害而忽“左”忽右地“荡秋千”，毫无战略定力。“封桩库”说明了宋王朝的首鼠两端：赎不回，就冒险打一仗，打不 过（或自认为打不过）怎么办呢？就纳款买和，甚至自毁长城（例如罢李纲，杀岳飞），然后文恬武嬉，苟安一时，感到“有机可乘”时，又头脑发热，贸然举兵， 以图幸胜（如隆兴、开禧北伐），一败涂地之后，再进行更为屈辱的妥协。两宋就这样毫无长策，在对外妥协投降和求幸冒险之间恶性循环，国是日非，终于为自己 画上了一个可耻可悲的句号。

       一个民族的复兴和崛起，决不会一帆风顺，需要我们走出“封桩库”思维，昭明大义，举国同心，矢志不渝，不图侥幸，不求苟免，方能吞吐风云而成竹在胸，劈波斩浪而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