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韩（非）子所言的“法、术、势”？_风闻

    首先，对韩（非）子所言的“法”，不管后世这“法”的内容如何变，但有两点是不变的，那就是“法”的公开与惩罚（“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所谓法，就是由官府明文公布，赏罚制度深入民心，对于谨慎守法的人给予奖赏，而对于触犯法令的人进行惩罚”——韩非子语）。但是，对“术”有些事情就有点让人闹不明白了，什么闹不明白？按韩（非）子的说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所谓术，就是依据才能授予官职，按照名位责求实际功效，掌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能力”）。那从这韩（非）子的论述来看，这“术”看起来一方面根植于“法”，是“法”产生出来的结果（“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显然标准就是“法”）。可要真的仅仅是这么简单的话，那直接讲“法”不就得了！又何止于一定要一个“术”字。而且，从韩（非）子的另一些论述来分析，则这“法”和“术”又不像刚才所言的那样互为表里（“术”根植于“法”，是“法”产生出来的结果），反而有些相互排斥（“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法是编写成文，设置在官府里，进而公布到民众中去的。术是藏在君主胸中，用来对付各种各样事情而暗中驾驭群臣的。所以法越公开越好，术却不该表露出来”），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对此，我说，其实，在韩（非）子的《内储说上七术》中列举的“七术”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我们这个问题：

   “主之所用也七术……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君王用来控制臣子的方法有七种，称为七术……七术：一是从各个方面参验、观察；二是必须惩罚以显示君王的威严；三是对尽力效忠的一定兑现奖赏；四是逐一听取意见，督促他们行动；五是传出可疑的诏令，诡诈地驱使臣子；六是掌握了事实反而询问臣子；七是故意说反话，做逆理的事来刺探臣子。这七种方法是君王所使用的”）。

   诸位可以看到，“七术”中的前“四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中的“众端参观、必罚明威、信赏尽能”三点——其实，就是依靠“法”、使用“法”，产生出来的结果——表现得最清楚，“一听责下”虽显得有些模糊，但看起来也有“（将“众端参观、必罚明威、信赏尽能”于）收尾（“一听责下”上）”的意思，故多少还是与“法”有些联系的。而后“三术”（“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则很明显就是韩（非）子所谓的“术不欲见”的“纯术”系列了。

    其次，如若有人说，韩（非）子在思考“法、术、势”这三者的时候，是在“打电玩，通关”的话，那我是信的，为什么？因为，相较于“法”的好理解，“术”的“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唯有“势”，是一个怎么琢磨也琢磨不透的一个存在，或者说得更明白些，韩（非）子写在《韩非子》这本书中写得关于“势”的解读，根本不足以解释“到底什么是‘势’”，我为什么这么?这从，韩（非）子在《难势》中的一句“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所谓权势，名称只有一个，但含义却是变化无穷的。权势一定要出于自然，那就用不着讨论它了。我要谈的权势，是人为设立的”）就能看得出来（既然都“人之所设”了——那“名一而变无数”也并不奇怪，那怎么还“势必于自然”呢？有人会说，韩非子的意思是“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但起码韩非子也觉得“势”有一部分来自于“自然”，那既然有一部分的“势”都来自于“自然”了，那“人之所设”又是怎么回事呢？）。自然，韩（非）子在《五蠹》中的一段长话，将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清楚：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况且人们一向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感化的。孔子是天下的圣人，他修养身心，宣扬儒道，周游列国，可是天下赞赏他的仁、颂扬他的义并肯为他效劳的人才七十来个。可见看重仁的人少，能行义的人实在难得。所以天下这么大，愿意为他效劳的只有七十人，而倡导仁义的只有孔子一个。鲁哀公是个不高明的君主，面南而坐，统治鲁国，国内的人没有敢于不服从的。民众总是屈服于权势，权势也确实容易使人服从；所以孔子反倒做了臣子，而鲁哀公却成了君主。孔子并不是服从于鲁哀公的仁义，而是屈服于他的权势。因此，要讲仁义，孔子就不会屈服于哀公；要讲权势，哀公却可以使孔子俯首称臣。现在的学者们游说君主，不是要君主依靠可以取胜的权势，而致力于宣扬施行仁义就可以统治天下；这就是要求君主一定能像孔子那样，要求天下民众都像孔子门徒。这在事实上是肯定办不到的”。

    诸位可以看到，韩（非）子的这段话（以我们现在人的理解）杂糅了从“one man one vote”（“仲尼……为服役者七十人”）到君主制（“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在到……等多种说法。的确，是“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所谓权势，名称只有一个，但含义却是变化无穷的。权势一定要出于自然，那就用不着讨论它了。我要谈的权势，是人为设立的”）了，但到底什么是“势”，韩（非）子其实还是没有说明白。不过，我后来在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找到了一段话，才将韩（非）子在《难势》中的一句“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所谓权势，名称只有一个，但含义却是变化无穷的。权势一定要出于自然，那就用不着讨论它了。我要谈的权势，是人为设立的”）彻底（真可以说是另类——不是“中体西用”——的“土洋结合”）弄明白了（恩格斯这段话如下）：

       “[……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作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须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凭借这种法律，他们享有了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构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酋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72页）

    换句话说，韩（非）子所言的“势”与“自然”的部分来自于“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而“名一而变无数者”的“势”的部分则来自于“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所以，虽然韩（非）子所言的“势”有些混乱，但考虑到韩（非）子当时的身份（“韩之诸公子”——史迁语），则这混乱也就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