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丨向西方寻求真理，不等同于西方是真理_风闻

毛泽东说过一句话，他表彰先进的中国人，他指的是严复、康有为，这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人，这个命题很有意思，向西方寻求真理，不等同于西方是真理，但是在那个条件下需要往西方探求真理，在今天我们要向世界寻求这个真理和答案，我们寻找不同的地方，这是一个新的时代赋予的任务，就像那个时代人们必须向西方学习，从那寻找真理，现在不是不需要向西方学习，而是自我理解需要的是更加广阔的世界观和知识条件。

“从晚清开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20世纪的辛亥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到改革，到今天“一带一路”所有的变化，我们可以改一个概念，原来是边缘中心，过去在边缘地区对中心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重新塑造世界的关系，使得我们有一个可能性，重新理解东西方的关系。”12月10日，清华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双聘教授汪晖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全球治理挑战与中国角色”上如此表示。

汪晖表示，19世纪以来，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很大程度是在东西关系当中，西方是中国的镜子，西方也是中国的镜像。我们对周边世界是无知的，不说非洲和拉丁美洲，我们连自己的周边，我们连中亚，我们连东南亚，我们连南亚，我们的理解都是不够的。

以下为汪晖发言实录： 

汪

晖：谢谢董强教授，谢谢财经论坛邀请我参加论坛，很高兴以经济为主的论坛当中有一个文化论坛，我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向分享我的想法。我们的论坛主题关于东西方文化融合与本土化，先从两个基本的看法出发，第一个，从19世纪以来，由于在东亚地区主要是鸦片战争以后发生了重要的逆转，东西关系发生重大的逆转，这次的变化一直延续在20世纪，导致了整个中国文化的基本语汇和面貌发生了变化，我引用一位美国著名汉学家的说法，他说有两个阶段，一是语汇的变化，二是语言的变化。语汇的变化，包括中国文化里影响最大的，比如佛教进入中国，这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变化即便这么巨大，也没有达到19世纪到20世纪改变整个思维和语言等等，国家的形态等等，这是一个语言的变化，因为这个原因，由于在这个变化当中，西方处在强势的影响之下，因此东西问题一直成为19世纪以来反复出现的一个基本话题。

针对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可以思考的问题，对于这个挑战，我们到底怎么界定，一般来说，我们只是在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之下，由于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大的历史变迁，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我们可以回过头重新描述语言的变化，我们逐渐发现语言的变化不仅仅发生在中国文化内部的变化，可以说19世纪到20世纪，在欧洲也许更早追溯到16世纪以后，整个世界性的语言变化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促进这个变化的要素不仅仅是西方对其他地区的影响，也包括它的反作用，尽管在当时强势很清楚，从晚清开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20世纪的辛亥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到改革，到了今天“一带一路”所有的变化，有位美国学者说了，我问了他，今天的概念不是完全后殖民了，他说对，我们可以改一个概念，原来是边缘中心，过去在边缘地区对中心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重新塑造世界的关系，使得我们有一个可能性，重新理解东西方的关系，因为西方的概念，西方人说什么是西方，没有这样的总体西方，总体西方描述的是19、20世纪独特的历史形式，真正进入西方，多样性是非常多的，比如中东欧国家，不但是非洲、拉丁美洲，连欧洲内部由于中国的介入而发生重大的变化，这是一个重大的相互影响关系。

在相互影响关系当中，什么东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除了20世纪的变迁运动当中，在当代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从战后逐渐发展到今天，这也不是我的发明，有两位欧洲的哲学家，他们曾经提过，在战后提过一个问题，很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由16世纪以来所形成的西方的海洋时代完成了，海洋正在内海化，海洋和内陆的分际越来越小了，我们讲“一带一路”、经济带、丝绸之路，这两个概念，包括欧亚大陆桥、几大经济走廊，路带廊桥的概念意味着16世纪以来的海洋时代的进程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80年代讲蓝色文明的象征性完全是在那个历史里的，这个终结是世界性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完成，不是海洋时代的终结，而是海洋时代的完成，使得跟内陆的分解逐渐变化，有了今天的交通、高科技的变化，使得整个世界一体化的过程非常之强势。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使得我们重新自我认知变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19世纪以来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很大程度是在东西关系当中，西方是中国的镜子，西方也是中国的镜像，现代化的所有理解都从这里来，不仅仅是“一带一路”提出的问题，我们跟周边世界，我们跟非洲、拉丁美洲等所有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在大学工作，我们对这些世界是无知的，不说非洲和拉丁美洲，我们连自己的周边，我们连中亚，我们连东南亚，我们连南亚，我们的理解都是不够的。不但不够，我们再回头自我理解，因为中国文明一定程度上跨文明的文明，因为有佛教，儒家是我们的政治文明，有佛教，伊斯兰文明也是内在于中国文明的文明，蒙古文明也是内在于中国的文明，不仅仅是外部。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发现在我们的教育和文化、思想讨论里，这些部分的缺失也是我们理解世界的缺失，在这个意义上，在19世纪以来形成的东西二元论的框架确实需要进行根本性的调整，这是一个时代性的任务，在今天必须有一个新的变化。

 最后一句话，毛泽东说过一句话，他表彰先进的中国人，他指的是严复、康有为，这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人，这个命题很有意思，向西方寻求真理，不等同于西方是真理，但是在那个条件下需要往西方探求真理，在今天我们要向世界寻求这个真理和答案，我们寻找不同的地方，这是一个新的时代赋予的任务，就像那个时代人们必须向西方学习，从那寻找真理，现在不是不需要向西方学习，而是自我理解需要的是更加广阔的世界观和知识条件，这个部分我在自己在大学里工作，这个部分是目前最缺失的部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