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水平线：直播教学如何让贫困县产生清北学子_风闻

直播走入我们的生活很久了，大家都用直播干过什么？看球赛、游戏实况还是美女聊天，但在中国贫困地区的248所高中中，学生们靠观看直播名校课程学习，全天候跟随成都七中平行班直播，一起上课、作业、考试。

有的学校出了省状元，有的本科升学率涨了几倍、有88人考上清华北大，这些学校的生源都是极差的，有的学校曾经长期连一个本科生都考不上。

本文转自中国青年报

青海一所学校正在上直播课

网校位于成都七中的导播室  程盟超/摄

禄劝一中的学生在上直播课  程盟超/摄

禄劝一中部分学生周末仍在校学习 程盟超/摄

四川汶川中学正和成都七中同步备课

这近乎是两条教育的平行线。

一条线是：成都七中去年30多人被伯克利等国外名校录取，70多人考进了清华北大，一本率超九成，号称“中国最前列的高中”。

另一条线是：中国贫困地区的248所高中，师生是周边大城市“挑剩的”，曾有学校考上一本的仅个位数。

直播改变了这两条线。200多所学校，全天候跟随成都七中平行班直播，一起上课、作业、考试。有的学校出了省状元，有的本科升学率涨了几倍、十几倍——即使网课在城市早已流行，还是令我惊讶。

过去两年，我采访过广西山区的“零一本”县；我也采访过北大的农村学生；我自己在山东一所县中度过三年，和同学们每天6点起床，23点休息，学到失眠、头疼、腹泻，“TOP5、TOP10”仍是遥不可及的梦。

我理所当然地怀疑，学校、家庭不同，在十几年间堆积起学生能力、见识、习惯的巨大差异，一根网线就能连接这一切？

开设直播班的东方闻道网校负责人王红接说，16年来，7.2万名学生——他们称之为“远端”，跟随成都七中走完了高中三年。其中88人考上了清北，大多数成功考取了本科。

那种感觉就像，往井下打了光，丢下绳子，井里的人看到了天空，才会拼命向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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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他的说法，11月，我到了直播的两端——成都七中和近千公里外国家级贫困县的云南禄劝第一中学。

在车水马龙的成都武侯区，成都七中林荫校区安静伫立50多年了。它像一所小而美的大学，学生们在音乐课上选修钢琴、尤克里里；教学楼通透的玻璃幕墙里张贴的海报，是清华的竞赛、香港中文大学的入学资讯和一本独立音乐杂志的征稿启事。

炫目的高考成绩只在不太起眼的苗圃边用几行小字展示着。午休时，学生会去露台上的咖啡座，在鸟鸣声中看书，聊会儿天。

相比之下，仍在扩建的禄劝一中更有生机，或者说——闹哄哄的。学生们在课间跑着去室外的厕所；午晚饭时跑着去买面包，要么捧着冒热气的泡面；老师跑着在教学楼里上上下下，但要留心旁边初中刚被兼并的老教学楼。它的门太矮，会撞到头。

禄劝一中把去年直播班里考上清北的两个学生的名字，用加大加粗的黄色字体印在了校门口的巨大红色招牌上。

课堂里是另一副架势。成都七中的学生上课下课，总热衷讨论问题。他们被允许携带手机和平板电脑，用来接收教辅资料。当老师展示重要知识点，学生齐刷刷地用它们拍照。

但在禄劝一中，有的学生会突然站起来，走到教室后面听课。不用问，我也知道他们太困了——有的女生即使站着，也忍不住打哈欠。

也有人趴着睡觉。高一有很多盯着屏幕却不知所措的眼神。屏幕那端，热情洋溢的七中老师提出了问题，七中的学生七嘴八舌地回答。可这一端，只有鸦雀无声的寂静。

禄劝一中的校长刘正德很坦诚：禄劝的中考控制线是385分，比昆明市区最差的学校还低大约100分，“能去昆明的都去了。”

县教育局局长王开富告诉我：在这个90%是山区、距离昆明只有几十公里的小城，十几年前，“送昆明”形成攀比之风。

“恶性循环的开始。”我想。去年在广西，一个县考不上一个本科生，老师跟我哭诉“花钱都买不到生源”。

**“我没想到我这么差。”和禄劝一中高一的女生王艺涵聊了两个小时，她把这话重复了6遍。**她是镇里中考的第一名，还曾是数学课代表。但这次期中考试，考成都七中的试卷，除了语文，其他科都没及格。

她说现在的英语课，除了课前3分钟的英文歌，其他完全听不懂。她以为某篇课文还没讲，其实老师早讲完了。她花半小时做七中出的阅读题，查很多单词，密密麻麻地填在题目的缝隙里。然后对答案——全错了。

据说高一上学期，不单禄劝，大部分直播班的学生完全跟不上七中进度。七中连续三节英语课让山区的学生一头雾水——一节讲英文报纸，一节是外教授课，一节听TED演讲，都是全英文。

“觉得自己真没用啊。”王艺涵的同班同学刘承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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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周末随班主任家访时见到刘承燕的。从县城到她家，要走上一个多小时的蜿蜒山路。这还是距离县城较近的镇子——有些镇，要开4小时的车。

她家是那种农村常见但城里人不太容易想象的样子：阳光和风从木头房顶里漏进来；家里到处是化肥袋子，有些积了厚厚的灰；屋旁边是猪圈，招来不少苍蝇。

家里除了她，只有爷爷奶奶。坐在这间屋子里，我不确定询问刘家父母的职业是否礼貌。

班主任先开了腔，“开班3个月，父母一次都没接触到。”

刘承燕告诉我，父母在昆明打零工，把打火机从工厂运到市场，平时一两个月来次电话。

她奶奶在旁边笑，“能考个大学就太好了。”

好几位禄劝的老师跟我抱怨：大多学生父母在外务工，只会说“好好学”。有的孩子出了问题，班主任反复致电，家长就是不来；还有家长在电话里直说，孩子就不是学习的料。

据说今年考上北大的那位学生，两岁留守，跟爷爷奶奶生活。直到大学快开学，班主任才第一次见到前来致谢的学生父母——开始还想埋怨父母不够关心孩子，后来一看，当爹的手指早就累成了残疾，伸不直；两口子在福建给人杀鱼，一个月赚5000元。

落差确实存在。成都七中的大部分孩子来自优渥的中产家庭，家长要花很多时间为学生规划学习和课余生活，甚至帮他们争取和“诺奖”获得者对话的机会。

一位学生休息时会去练拳击、游泳，保持好的形体。班里女生会自制插花、香皂送给老师，还在老师嗓子不适时机敏地递上润喉糖，“素质和情商都很高。”

“优秀的孩子离不开优秀的家长。”一位老师强调，自己的工作压力在于，“其他学校，师生‘尽力’就可以了，但在七中不行，要高效。”

教师授课如果让学生觉得不满，可能一两个月就被家长投诉，然后遭到撤换。除了成绩，他们还要培养学生的逻辑和兴趣。

我在成都七中随机听了几堂课，几乎都是公开课水准。语文老师讲“规则”主题的议论文，先播放重庆坠江公交的视频，然后让学生自行讨论、发言。谈及秋天的诗歌，旁征博引，列举了五六种秋天的意象。历史老师搜集大量课本上没有的史料分享给学生；政治课紧追热点，刚建好的港珠澳大桥已成了课堂练习的分析材料。

今年的广西理科状元曾楷徽高中三年就是上直播班的。他说，很多学科都会一次性传来十几张试卷。试卷纯手工拟定，每个题考察很多要点，没有任何题型重复。高考应试时大有裨益。

这在县中可能吗？我曾在北大遇到过一个农村娃，他说老师有时醉醺醺的，总爱让他们自习。在那个“零一本”县，很多学生都听得出，老师讲错了。有老师晚自习布置测试卷，直到高考，卷子没有讲评，连标准答案都不曾发。

王红接刚把直播课引入一些学校时，遇到过老师撕书抗议。有些老师自感被瞧不起，于是消极应对，上课很久才晃进教室，甚至整周请假，让学生自己看直播。

远端的孩子透过屏幕，感受着这些差距。禄劝的很多学生至今没出过县城，听着七中学生的课堂发言“游览”了英国、美国，围观他们用自己闻所未闻的材料去分析政史地。

一位山区的名列前茅的高三女生说：“没办法，贫穷限制了想象力。”

​3

一块屏幕带来了想象不到的震荡。禄劝一中的老师说，高一班里总充满哭声——小考完有人哭，大考完更多。有人在教室里抹泪，有人跑到办公室抽泣。不少学生一提考试就发抖。虽然早就预告了七中试题的高难度，但突然把同龄人间的差距撕开看，还是很残忍。

禄劝的王艺涵听说成都七中平行班的成绩不理想。一问，人家平均“只有”103分；他们班，30分。“数学完全跟不上啊，绝望啦。”

老师帮着重建心态，除了“灌鸡汤”，还安慰学生：只要熬过高一，就会突飞猛进。最近校园里流行的故事是，今年上北大那位，高一也考30多分，跑到办公室里哭。

那学生的班主任告诉我，这是真的。

恐怕在高一，禄劝一中没几个学生敢考虑北大。2006年，刘正德刚到禄劝一中当校长，学校当年计划招6个班，结果只凑齐4个。学校一年有20多个学生考上一本，很多家长把孩子送来，要求很简单——平安活着。

我问王艺涵“理想”，她觉得没什么用——初中时立志考昆明，结果惨败。儿时好友大多在昆明市区，不联系了，她很失落。如今班里要写理想大学贴墙上，她就跟风填了浙大，虽然完全不觉得自己能考上。

刘承燕倒是明确地痴迷数学，说自己理想职业是数学老师。这是镇初中的老师告诉的出路，除此之外，她无法想象擅长数学还能做什么。

在成都七中，情况很不一样。七中被直播班的何启田也痴迷数学。他提前修习了高数，为这门艺术的流畅折服，想进一步深造。

这里面有深思熟虑：他的父亲是工程师，何启田幼时总去他的办公室做作业，觉得环境枯燥无聊；母亲则是医生，曾险些遭遇伤医事件。他觉得这些工作“没意思”。

成都和禄劝的老师都说，只知道“好好学习”不够。没有明确志向，为了学习而学习，很容易动力不足。但对于没成年的孩子，“立志”这码事，全依仗环境。

我知道，农村的孩子不是没“志向”，只是更现实，和城里人挂在嘴边高大上的玩意儿不同。

比如禄劝一中那名优秀的高三女孩，她父亲不在了，母亲在镇卫生院拿一份微薄薪水。她哥哥曾是禄劝一中的年级第四，能上一本。但因为没钱，他放弃入学，现在打工供她读书。这是她苦学的一大原因。

今年夏天，有个云南男孩在工地上收到了北大录取通知，走红一时。我奔波了几千公里找他聊了聊，得知他父亲3年前得了肾结石，以为是绝症，打算见儿子最后一面就放弃治疗，却意外在如厕时忍着剧痛把结石排了出来。知道那件事后，他“有了学习的动力”。

有人指责农村孩子没有志向，他们恐怕没见识过那种普遍的、近乎荒诞的闭塞。我曾遇到过农村女孩被大学录取，却不知道这所学校一年的学费要上万元——于是就失学了。

还有一个理科生，农村孩子，为了成为所在高中的首个北大学生，被高中老师鼓励，稀里糊涂填报了一冷门小语种。他大学成绩很不理想，毕竟，“我之前都不知道地球上还有这个国家”。

我把这些事分享给禄劝的学生，他们听后都很沉默。

王红接希望学生们看到外面的世界，给他们目标，看到更多可能，更让他们焦虑，击碎他们的惰性。

然后只需做一件事：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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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接十几年间去过很多教育凋敝的小城。师生们总抱怨：努力，但出不了成绩。

“其实效率很低。学生偷着玩，老师也不批改习题，不了解学生。”他发现，很多地方的教学是黑箱——都说要改进，但不知从何抓起。

据他介绍，早在2002年，四川省就将远程教育作为促进公平的重要举措，成都市教育局和成都七中很下力气。

直播带来压力，也是动力。七中考完试，老师们彻夜批改、分析上百份试卷，第二天就讲评。很多地方老师提出这要一周完成，简直不可思议，但现在必须跟上，整个学校紧凑了起来。

崭新的教学方法冲击着这些老师。

“学生们有对比了。”一位禄劝一中的老师说，“我们也得变，不然学生议论。”

一些远端的老师声称，虽然不用 “亲自讲课”，但为保证跟上进度，1个直播班的工作量，约等于3个普通班。

这些老师琢磨出一些方法，比如整理七中老师事前发送的课件，编制成学案，布置成头一晚作业让学生预习；课上盯着学生的表情，记录下疑惑的瞬间，琢磨着课后补足；屏幕那端偶有间隙，可以见缝插针给学生解释几句。

为跟上进度，禄劝一中把部分周末和平日直到23点的自习安排了课程，帮学生查漏补缺。有老师连上20个晚自习。

“每天凌晨1点到家，6点去学校，在家只能睡个觉。”另一位老师说，自己6岁的孩子，每周只有半天能见到爹。

“真的累。觉得自己这么穷，每天忙啥呢？”有老师嘟囔着，下一秒话头一转，“唯独上课不觉累。看到学生，讲话声就大起来”。

一位年轻的数学老师戏称，自己有好几个“人格”。为让学生没有违和感，当七中的直播老师严肃，他助教就严肃；下一届老师幽默，他就开朗些。

还有一位班主任称，他为了帮学生减压，每周一、三、五的深夜会带学生去操场跑步，和不爱说话的学生一起站在讲台上大喊“我是最棒的”。

直播课时，七中老师提问，他要求本班学生也站起来回答——开始没人愿意，他就找了个纸箱，塞上带编码的乒乓球，抽签。

“再去其他班，也能教好。”县教育局局长王开富说，一大拨儿年轻老师被直播培养了出来。

禄劝一位老师说，教出好学生，录取率高了，被人称为“名师”，“是一种教师特有的虚荣心。”

“什么是幸福？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一位谢顶、穿着旧衣裳的中年男教师，坐在小椅子上说这话，我却丝毫不觉得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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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劝一中主教学楼的大厅里有排玻璃橱窗，今年张贴的是：全县中考前257名学生报考昆明学校就读，生源严重流失情况下，我校1230名学生，二本上线634人，一本上线147人。

他们甚至特意加粗了一行字，“低进高出，我们从不放弃。”

这里面有暗自较劲——和昆明比，也在和成都比。

网校会定期招募远端学生去七中借读一周。禄劝一中的几位学生去“留学”时，被同学们安排了任务——观察“天才”们的生活。

此前他们听说，成都的孩子是“天才”，平时不熬夜，下课能逛街。

两天后，小视频传回，是七中学生中午留在班里自习。回来后，禄劝一中的学生感慨：“天才”们不仅是天才，也很刻苦。他们有规划，会自己琢磨报哪些辅导班。

如何追赶“天才”？只能比他们更刻苦了。

在禄劝一中，直播班的大部分孩子会在3年里，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一位班主任站在“为理想和尊严而战”的鲜红标语下叹着气告诉我，他的一项工作是凌晨来教室，把那些还在学习的学生抓回寝室。

不过回寝室也不意味着休息。王艺涵每天0点30分熄灯，但很难睡好，心很不安，因为其他舍友上了床，也全都开着小台灯，趴在折叠桌板上继续学。她总觉得被落下了。

这所学校不乏苦学的故事：有年级第一得了阑尾炎，动完手术第三天就要来考试；还有同学为省时间，不吃饭，最后快得厌食症了。

在四川甘孜州的直播班，老师批评学生晚睡，有学生回答，“我得守住阵地。爸爸因为你在家长会上表扬了我，病减轻了不少。我要让他彻底好起来。”

你可以说这样苦读很不科学。但在这儿，一个穷地方，改变就这样发生。禄劝一中高三的前两名学生告诉我，只看卷面成绩，他们已和成都七中的“天才”们相差不大。

3年的漫长竞赛，他们一步步追了上来：高一勉强及格，高二渐渐从100分，上升到110、120……直到现在，满分150分，能拿到140分。

王红接观察了16年，最后得出结论：不要觉得偏远地区的孩子基础差，“他们潜力无限”。

通常情况是，学生用一两个月适应成都七中的节奏，高二开始进步，高三复习时，把前两年学的知识巩固住，成绩会突飞猛进。

这出乎我的意料。我曾经认为，9年义务教育外加环境的巨大差距，很难在3年内弥补。但禄劝的老师笃定地说，他们高一的单科平均分，和七中平行班差50分；到高三，最好时仅差6分了——可塑性和希望都存在。

我能感受到的是习惯的改变。高三两位学生说，经过3年，他们早已知道预习复习。有时自己取舍作业，提高效率；也在课间有针对性地做偏科的习题。

他们屏幕里的七中老师总说，“预习是掌握主动权，是为了和老师平等地交流。”

一位远端老师发觉，学生跟随七中上课后，愈发爱提问题，午饭时教师办公室总挤满了人。有的老师买了饭，却进不了教室，只能在走廊里站着吃。

“高一还偷玩手机，翻墙逃课。到了高三，主动提问，自己找题做。”刘正德说，直播班的师生们在校园里忙碌，其他班也被影响。如今普通班也都静心学习。

直播班真有那么大的作用？我把这个问题抛给禄劝县教育局局长。他想了想，觉得它激发了本有的潜能，“是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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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边的孩子差距到底有多大，老师一开始也没底。

禄劝的老师说，听直播课时，成都那边的老师有时会突然关掉麦克风，嘴里却飞快念叨。他开始以为是在藏掖知识点，后来才知道，那是在用四川话骂人，骂学生调皮、不扎实、不做作业。

他一下释然了，“原来七中也骂人。”

我和成都七中被直播班的几位学生聊了聊，发现他们不乏同龄学生的普遍烦恼。一位男生说，入学头一个月，答题时想到上万人在看直播，他紧张得手心冒汗。

和大部分男生一样，他喜欢游戏，但上了高中再没痛快玩过。晚上9点半放学，回家做点扩展题，有时也要深夜1点睡下。他们周末要上各类补习班，最喜欢美术、体育这类“休息脑子”的课。

有七中学生在班级交流区里写道，“我希望有三只手，一手抓高考，一手忙竞赛，一手握生活。”

但远端学生对七中的“天才”们，更多还是遥远的崇拜感。七中学生经常会收到远端学生添加QQ好友的申请，微博上甚至有他们的“表白墙”。里面都是溢美之词，他们觉得自己并没那么优秀，因此颇为不安。

在禄劝这边，几乎每位学生都能叫出几位“崇拜”的七中学生的名字。

禄劝一位班主任好几次看到学生给七中的孩子写信，但从未阻止。他觉得自己的学生享受不到优渥的条件，但和他们接触，至少能多分动力。

七中任课老师有时特意将远端优秀的作业拿到本班展示，直播给上万名学生看。一位老师记得，她曾在班上直播了云南山区一位女生的作业。后来听说，那个班所有学生当场激动到哭，接下来一个月全在拼命学。

有七中老师感慨，“远端学生的质朴、感恩，是城市少有的。”有人回忆，他去远端学校做分享，学生们从校门口夹道欢迎，一个个含着泪，挤过来拥抱。

七中老师间流传着几个故事：比如有人去九寨沟旅游，找了个兼职的年轻导游。对方见面一愣，高兴得满脸通红，惊呼“老师”，无论如何不肯收钱，合张影就行。后来问清了，这是每天看自己直播的学生。

去成都交流后，禄劝几位“留学生”也感慨良多，回来后在班会上讲了4个多小时。

最主要的内容是，七中的学生更有目的性，知道为何而学。人家早就有了感兴趣的专业，甚至对人生有了规划，“早就开始学托福，高考只是一步路。”

一些禄劝的老师得到启发，高一就给学生发志愿填报手册，教他们向前看。

我不确定这些东西会在3年里带来哪些改变。高一的王艺涵还很丧气，她觉得七中的学生太优秀了，自己永远看不到，“就算我变优秀，人家不知道跑哪边了。”

但在高三的两位学生那里，我得到了不同的答案。其中一位坚定地说，要比七中的同学更强。

另一位男生说，自己没想和成都的“天才”们比。自己明白和他们的差距，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他确实比以前更努力，也进步了。努力是为了活得开心。

7

曾经有北大的农村学生告诉我，她幼年时听朋友讨论麦当劳、肯德基，被人问牙不整齐，为什么不矫正，全都只能低头沉默；到了北大，同学们说自己在洛杉矶、旧金山，或者世界各地度假，她还是插不上话。

禄劝今年考上清华的那位学生说，他要继续熬夜才能跟上进度。有大城市的同学告诉他，“考清华还蛮简单啊”。

但我也看到了乐观的一面。有位考上西安交大的山区女生在回忆里写道：她在大学出演了话剧，是因为直播班组织过情景剧表演；在新学校成绩不错，也多亏在高中养成了预习的习惯。

王红接声称，一些直播班学生，历经3年全英文教学，口语出众，在大学获益良多。

我想，至少这群孩子经历了3年的心理建设，到大学会适应很多。

更长远的影响可能还在山沟里。王开富和刘正德12年前合计着推行直播班，经费不够，硬着头皮上。彼时王开富有朋友把孩子送去昆明，因为缺乏父母关注，成了游荡的痞子。当爹的痛心疾首，和他说禄劝教育不行。

他很生气，“搞一辈子教育，只求最后别被人骂。”

12年后，这届高一，12名已经被昆明市区学校录取的学生，开学后主动申请转回禄劝。十几年来，小城第一次迎来生源回流。

“如果凋敝的学校总没起色，学生一入学就能看到3年后的结局，那他和他的家庭，都会自暴自弃。”

这是王红接的结论。几年前，四川一位贫困县的干部曾拜访他。那位身高超过1米8的壮汉几乎哭着说，县里教育改善后，生源回来了，跟着学生出去的家长也回来了，整个县城又有了人气，“房价都涨了。”

王开富给我展示了一组世界银行的数据：高中毕业人群的贫困发生率只有2.5%。

据他说，禄劝县的年财政收入为6.1亿元，但县里、市里都注资教育，使得全县教育支出反超财政总收入3.5亿元。用了多年时间，实现了高中阶段教育全部免费，毛入学率90%以上。

“在我们这样的贫困县，投资教育，是防止贫困代际传递最好的办法。”

所以，如何看待教育？它可能是先苦后甜，付出才有回报的等价交换。就像王开富给我讲起他自家的故事。那时他还年轻，兄妹五人是村里最穷苦的。直到他考出来，当了老师，又亲手教妹妹考学，找到工作。

但我也相信，直播班故事的成立，还依仗于某些额外的善意。一如某位七中老师，结束分享，离开远端学校时，一转头，发现全校学生，乌压压一片，全站在各自教室的窗前，和他挥手告别。

直播或录像，他们都听过他的课。

他愣住了，然后开始哭。他从未想象过自己能有那么多学生，“好几百人，可能要上千……”

负责网校的王红接和我说起这事儿。“你知道吗？这个学校，其实只交了一个开通直播班的钱。”他笑着说，他早就知道学校其他班都在“偷录”直播，各自播放。“但没关系。所有人都很开心。”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