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荒谬现状的几个代表性典型_风闻

史学界荒谬现状的几个代表性典型

一

当代史学界，只有邹衡老师，堪称实打实的真学者，可惜已经去世十多年了。

邹衡孤军奋战，提出“二里头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被国内外不得不接受。除了别有用心的无赖。

邹衡老师生前主张河北中部和南部是先商文化起源地，但一直没有确切的实物来印证，现在被考古发掘所证实。

二

中情局一直插手文艺呀学术呀，意识形态呀，西方资本主义情报机构都在浑水摸鱼的参与。

比如，欧美一些可疑的低劣带引号的历史“学者”，利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既得利益阶级社会起源了文明的失误，顺杆爬，胡说八道——“文明”是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发生。

关于历史的科学标准，被搞得乱七八糟，而且完全用来破坏世界各地的人类历史学。还编造和逻辑颠倒的鼓捣基因论对历史学人类学捣乱。对中国就进行这样的干扰，而且可以确定，主要的目的，就是破坏亚洲历史学，特别是中国历史学。

这些明摆着的反科学的胡说八道为什么没有进行科学批判？而且竟然接受这些胡说八道。

三

杜金鹏，山东莱州市人，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杜金鹏有一段话，听起来会让人以为二里头文化夏朝与之前的历史没有关系似的，比那个许宏类似观点还荒谬离谱。现在查不到了，怎么回事呀？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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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五帝本纪》明确指出——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女娲伏羲时代就已经在今河南省地区繁荣兴旺，一直到黄帝时代，在这里留下很多遗址和传说。

夏商周断代工程，搞得如此水准，又是怎么回事？

杜金鹏：“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一件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其铭文将包括偃师在内的洛阳平原称为“中国”，意为“天下之中”。“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二里头遗址地处最早被称作‘中国’的地方，所谓‘天下之中’的洛阳平原，又是我国年代最早的‘中国’即第一个王朝都城所在地，那么，二里头遗址所见的龙，自然就是天经地义的‘中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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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末倒置，逻辑荒唐透顶。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龙，是属于“中国的龙”呢，还是除此之外别的都不是中国龙呢？这是在随便一说呀、大条大意了呀的吗

仅仅是查海遗址和西水坡遗址，就已经证明龙的来历是完全清楚的。用几千年前的政治观念，生搬硬套到今天的时代，这是干什么？别的龙就不是中国龙吗？华夏和龙，都是中华自古以来的认同，是夏朝为了自身的合法性所必须承认的，并不是夏朝统治阶级发明的。

而且恰恰证明，中华自古以来就已经掌握东亚大地，否则怎么给“中国”下的定义？岂能本末倒置因果颠倒。

在百度百科 的 二里头文化 条目里，有别有用心搞笑的。

最近更新：鬼知起什么名好（2018-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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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这个“鬼知起什么名好”进行了掩饰，没有确定。但是表面不敢太明目张胆的否认夏朝之前的龙来历，却拐弯抹角的更放肆的胡说八道。

也说查海遗址和西水坡遗址的龙更早，也说二里头遗址的龙有一定的继承关系。接着就完全是谬论了————但作为文明时代的龙形，则以二里头最早，所以杜金鹏说，“从文化传统的亲缘关系上看，只有中原地区发现的龙，从夏、商、周到秦汉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讲，发现于二里头的龙形器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源头”。“ 至于距今7000多年的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猪龙等，但它们跟秦汉以来的文化没有直接的联系”。

四

许宏，辽宁 汉族，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助教、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

许宏：“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这本身已经非常有意义，其重要性不在于它是否为夏都。在整个东亚大陆从没有中心、没有核心文化过渡到出现一个高度发达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正好处于这一节点上。二里头的价值不在于最早也不在于最大，而是在这个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转折点上。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最早的“紫禁城”、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大道即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中国最早的车辙、中国最早的官营手工作坊区、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等。从考古学本位看，这些已足够了，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并不妨碍我们对二里头遗址在中国文明史上所具有的历史地位和意义的认识。”

但二里头作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除了直接控制的地盘，它还间接控制着大片土地。跟之前的古国、邦国相比，二里头王朝是一种复杂的国家形式，是一个国家群，是松散的联盟，二里头是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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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派胡言。等于完全推翻完全否定完全歪曲中华历史记录。

中华自华胥以来的历史记录，形成的文化文明发展，大量考古发掘已经确切无疑不容置疑，岂能明目张胆的歪曲。

中国上古时期，至少伏羲-太昊时代已经形成血缘认同、历史认同、政治认同，神农时代进一步发展。中央政权在黄帝合符釜山时已经形成高度的秩序权威。

绝不允许用既得利益阶级社会的历史取代中国历史。用二里头夏朝历史偷梁换柱的歪曲和否认中华历史，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新把戏。

大城市的兴起，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所致，直到现在也是这样。既得利益阶级社会利用了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组织性秩序性需要，结果带来生产力的异化，导致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完全不合理。恰恰是夏朝开始，出现了一次次的大破坏大灾难大战乱。

五

某电视频道有一个“学者说书”，不知道是不是真“学者说书”。有一个叫“杨鹏”的，一个叫“李亚平”的，很频繁的出现，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学者，总是信口雌黄。

有一次这两个竟然大放厥词，说什么司马迁在史记中编造炎黄子孙的观念，有封建社会的目的，楚帛书说楚国人和黄帝没关系，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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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一派胡言。

历史上最早举行黄帝祭祀始于秦灵公三年（前422年），秦灵公“作吴阳上畤，专祭黄帝”。赢姓也来自黄帝族，所以祭祀黄帝。这是司马迁没出生之前就去编造的吗？

事实上，司马迁是十分严谨的，司马迁根据客观可靠的材料进行了记录。杨鹏吹捧孔丘，却污蔑伟大人格的司马迁，抹黑高风亮节的司马迁，这是严重的黑白颠倒，十分恶劣。

司马迁说的十分明确，各家学者都谈论三皇五帝，自古以来的典籍明确记载这些历史，可信的，司马迁才收入著作。不可信的，司马迁没有采纳和写作。特别是，司马迁走遍了五湖四海，完全以客观的调查研究进行历史写作。司马迁恰恰没有轻易的记载炎黄，比如宋朝胡三省指出颛顼在辽河流域。

恰恰是中华自古以来就是同根共祖，而各个时期的王朝为了统治的需要，才把普天之下率土之滨都属于华胥炎黄昆仑，改为普天之下率土之滨都是既得利益阶级社会王朝所有。

中华自古以来的各个典籍，关于中华天下的历史记载数不胜数，岂能是司马迁所能编造？

屈原《离骚》的第一句，就说自己是颛顼后裔，楚帛书中的帝允最有可能是颛顼在长江流域分支。

附：

必须把许宏调离二里头，否则，夏朝得不到实证

来源：文行先生 时间：2018-02-06

许宏：中国古代史是一部胡化史

因为看了这段视频，不得不发，不得不对许宏进行批判。

1.许宏先生说，考古学面临一个转型：从民族主义考古学转向面向世界的考古学。

我就质问，“面向世界”？哪个世界？民族主义用的这么理直气壮，“面向西方”为什么总是这么“遮遮掩掩”？

“西方”能代表“世界”吗？

要明确中西方史学传统的不同，西方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古代世界的历史只有中国有。西方是因为没有史记传统，才不得不转向以依靠“考古学”为准。

说到这里，我就想提出一个我的观点，即：

考古发现只是发现古代的遗址墓葬、瓶瓶罐罐、动植物遗存等而已。怎么“透物见人”？怎么解释？以什么来解释呢？这涉及解释理论的问题。从目前看，主要有三种解释方式：其一、历史学模式，有历史记载当然以历史记载来解释最为靠谱，当然成为首选的解释模式；其二、社会人类学模式，没有历史记载，退而求其次，以社会人类学理论来解释；其三、瞎编模式，上述两种模式都没有，才可以瞎猜、瞎编、讲故事，就像伦福儒一样围绕一个大理石雕像翻来覆去讲，或者以当代人的观念来解释或选取某一已知年代的历史模式来解释，通俗讲，就是穿越、“关公战秦琼”。

2.关于“中国”。许宏先生认为中国不能无限制上溯。这里面有两层含义。

其一、“中国”概念的外延问题，比如他不愿意把良渚称为中华文明，而称之为东亚文明，还质问良渚文明因素是否有传承下来，可作为考古学家的许宏，竟然熟视无睹、装聋作哑！其实，良渚的传承因素是非常明显的。

在许宏看来，今天的中国不是“中国”，只有中原的中国才是中国。许宏眼中的中国只有河南、晋南、陕西。因此，对把满清列为中国感到不可思议。中国的概念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可是，许宏就是不愿意改变，依然死死把中国钉在何尊的“中国”。其实，这已经超出考古学家的范畴，已经超出许宏的知识和能力之外。他需要的是学习，而不是质疑。许宏曾经留学日本一年，已经被日本的“满鲜史观”洗脑了！

其二、“中国”观念的内涵，许宏认为只有二里头才是广域王权国家，再往上溯就不是了，而是满天星斗。这里面的问题是，一、满天星斗的概括是否符合史实，须知，考古学文化范围不等于国家疆域范围。二、良渚古城是否是满天星斗中最耀眼的一颗？抑或良渚古城压根儿就不是星斗，而是月亮，彼时，其他遗址都属于星星。

比如陶寺文化虽然范围仅限于晋南，并不能因此作出陶寺古城的政治版图仅限于晋南，因为考古学文化范围不等于政治版图范围。

3.关于夏年代，许宏先生不分清文献的可信度，浑水摸鱼，夸大夏年代的不确定性，这是考古学家的先天不足。从许宏先生的“成见”看，其疑古之深、之重比之顾颉刚，有过之而无不及。

关于夏，许宏先生说，夏根本不能证实或证伪。这句话，必须加一个定语，即从严密苛刻的逻辑要求看，考古学不能对夏进行证实或证伪。

许宏先生对夏的考证之苛刻，恐怕连理科生也不禁惶恐。按照许宏先生的逻辑，微观世界和超微观世界是不存在的。比如微观世界，我们可以借助仪器感知到、测量到，从直觉上认为它存在，但我们的眼睛看不到，比如说原子、分子、蛋白，比如说很远的一百亿光年以外的星球。超微观世界，我们只能理论推测，用实验验证，但是从来不知道它是什么，包括量子、光子。

许宏先生对夏的考证之苛刻，恐怕连法官都会为之惊恐。按照许宏先生的逻辑，只要命案现场的刀或枪上没有犯罪嫌疑人的指纹或者没有凶器，法官就不能对任何犯罪嫌疑人定罪判刑。

所以，我暗自揣度，除非许宏先生对夏“仇恨至深”，否则，难以想象会如此苛刻，超出正常科学限度。

4.许宏秉承考古学本位，处处刁难夏朝，可是，对段清波以历史本位猜测的所谓秦朝政治制度从波斯帝国而来的西来说却趋之若鹜。不但如此，还对二里头的驾驭管理能力感到“无中生有”，也极不严谨地想附会成“西来说”。同时，许宏先生对青铜文明西来说这种极不严谨的学说却也趋之若鹜，屡屡宣扬青铜文明西来说。

许宏先生何以会对内对外采取如此截然相反的“双重标准”呢？

在看到这段视频之前，我确实满腹狐疑，现在我终于明白，原来许宏立场在先。

5.许宏总是拿着二里头的青铜来说事，夸大青铜对中国的影响，殊不知，有青铜的二里头文化不是照样被没有青铜的下七垣文化干掉？

之所以许宏会犯这样的毛病，是因为其知识面太过狭窄，本身知识理论素养太低，又不想受制于国内历史学界，听不见李学勤等人的意见，一味崇洋媚外。结果，脱离文明内涵而而奢谈文明标准，没有任何主见，一会儿鹦鹉学舌于西方的“三标准”，一会儿又东施效颦于日本提出的“青铜”，结果，把自己搞晕了！

我记得，李学勤先生在1991年《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一文中已经指出文明起源年代大约在龙山时代。李学勤指出，“阶级和国家是文明产生的根本标志。”可见，李学勤先生是紧扣文明内涵的，是有远见的。

现在良渚文明已经为国际考古界承认，不知道许宏为何还要抱着青铜说事？许宏说青铜是高科技，难道玉石工业就不是高科技？

许宏先生立场先行，迂腐也！

说实在的，许宏先生除了考古学，真的很无知，可又喜欢大放厥词。许宏无视周围那么多官科历史大家，却偏偏师从不入流的民科苏三，实在是太遗憾了！

6.许宏先生认为，没有像殷墟甲骨文那样证据，夏朝根本不可能得到证实和证伪。就命案现场的刀上没有嫌疑人的指纹，就无从对犯罪嫌疑人定罪判刑。殊不知，只要形成证据链，法官就能定罪判刑。同样，可以通过文献学、历史学、民俗学、地方民族志、地名方言等证据链就能厘定某一遗址的族属、王朝。当年徐旭生先生依据文献记载找到二里头，安金槐根据文献记载找到王城岗古城，这些都证明了中国文献记载具有相当的史实性。可是，许宏先生囿于立场和偏见，熟视无睹，装聋作哑，不知反省，依然故我。

7.鉴于许宏先生的立场和偏见，就算有实证，许宏先生也不会说的，这是完全可能的。我怀疑，这些年，许宏是否忽略或无视或毁弃关于夏朝的证据？ 强烈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把许宏调离二里头遗址，如果不调离，以许宏先生的立场和偏见，夏朝不可能得到实证，因为要发现夏朝，必须具有真心相信夏朝存在的那种敏锐感。没有这种敏锐感，夏朝的证据流失完全是可能的。让许宏先生讲得，要想得到，才能挖得到。许宏根本不相信夏朝能证实，如何能证实？切切！

本文链接：http://www.globalview.cn/html/culture/info_22757.html

为什么夏朝被说不存在？有内鬼！文行先生

二里头和夏朝问题是当今中国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前沿问题，貌似具有巨大的争议。

经过较长时间的跟踪研究，我认为，二里头和夏朝的问题不是资料问题，而是逻辑和常识问题（深层次是史观问题，而史观的背后是政治）。

为什么这么说？

正像拙文（必须把许宏调离二里头，否则，夏朝得不到实证）所说，许宏先生是立场和偏见先行（可能受拙文影响，《三联生活周刊》在“寻找夏朝”专栏的篇首和篇首就直指立场问题），利用其二里头队长这个职位的权威，故意把水搅浑，玩弄学界于股掌之中，导致很多问题陷入“逻辑混乱”。

许宏的不少说法貌似非常严谨，让人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学者，甚至觉得，他是中国学界的“濒危动物”，唯一“珍宝”，唯一的“良知”，唯一的“真正”的学者。

许宏关于二里头和夏朝的问题的“严谨”言论确实具有巨大的迷惑性，如果不去深究，不进行逻辑思辨，就难以揭穿其“貌似非常严谨”的背后是什么？

就当前中国学界关于二里头和夏朝的“漩涡”，只要驳倒许宏，对于“二里头是夏都”就具有一定的反证作用。

本文将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驳论，揭穿许宏的伎俩；第二部分是立论，正面论述，一方面关于夏朝，一方面关于二里头，理清二者的关系。

第一部分

许宏在二里头和夏朝的问题的言论看似非常严谨的，实则在玩弄“双重标准”。只要认识到并揭露其屡屡玩弄“双重标准”，许宏貌似的严谨也就不攻自破了。

一、许宏玩弄“双重标准”

1.许宏在“二里头是夏都的问题”与“中华文明西来说”上玩弄“双重标准”。

许宏在“二里头是夏都”的问题上极度苛刻，但是，在“中华文明西来说”的问题上却极不严谨，乃至不惜牵强附会，这在拙文（必须把许宏调离二里头，否则，夏朝得不到实证）中已经有所揭露，在最新的2018年《三联生活周刊》第23期中也有所披露。

当今世界的学术潮流是研究跨文化交流，许宏却依然沉浸在早已进入历史垃圾桶的“中华文明西来说”，抱残守缺，连许宏的尊师——不入流的民科苏三都已经不玩“中华文明西来说”了，而许宏孤陋寡闻，却还趋之若鹜，可见，许宏的知识结构以及知识更新太落后了，真是“寻章摘句老雕虫”，甚至为此说出“中国古代史就是一部胡化史”。呜呼悲哉！许宏之无知和狭隘，我深感锥心之痛，希望许宏能够多读一读世界体系理论的相关书籍，多加学习，开拓视野，少发狂悖之言。

2.许宏在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的对应上玩弄“双重标准”。

许宏对二里头与夏都的对应要求有文字，可许宏有没有要求西方人把雅利安人与马、马车、青铜等进行对应时要有文字吗？特洛伊遗址与文献中记载的特洛伊古城对应时有没有文字？雅典卫城遗址和文献记载中的雅典卫城对应时要有文字？

为什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不行！

3.许宏在二里头文化的解释模式上玩弄“双重标准”。

我在拙文（必须把许宏调离二里头，否则，夏朝得不到实证）中提到，考古发现只是发现古代的遗址墓葬、瓶瓶罐罐、动植物遗存等而已。怎么解释？以什么来解释呢？怎么“透物见人”？如何避免“透物见鬼”、“鬼话连篇”？这涉及解释理论的问题。从目前看，主要有三种解释方式：首选、历史学模式，次选、社会人类学模式，末选、瞎编模式，即讲故事。

具体到二里头遗址的解释，一种是“二里头是夏都”，另一种是许宏的“最早中国说”。为什么许宏对历史解释模式如此苛刻而吹毛求疵而对自己讲的故事却如此宽纵？许宏对我凭什么不相信历史解释模式而相信你许宏的瞎编模式、讲故事？

二者权衡，哪个更严谨？哪个更靠谱？

4.许宏在面对《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的质问时玩弄“双重标准”。

面对《三联生活周刊》针对解释模式上秉持不同标准的质问（对“二里头是夏都”的要求极为严谨苛刻，可是，对他的“最早中国说”却极为宽纵），许宏再次玩弄起“双重标准”。

许宏先以“求真”否定掉“二里头是夏都”，再以“多元”（百花齐放）否定“求真”来为自己讲的故事辩解，简直是强词夺理（详见《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23期第53页）。还砌词狡辩“假说”和“推论”，把天下人当傻子吗？！

我想说，在“百花齐放”中，许宏的“花”会最早死掉（许宏说二里头是广域王权国家，那陶寺古城是不是“广域共和制国家”？），只有“二里头是夏都”这朵花才永不凋谢。

5.许宏在对文献的信疑上玩弄“双重标准”。

我们知道，许宏对文献记载夏朝的疑古之重比之顾颉刚，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在说到二里头的碳14测年为1750-1500BC年与文献本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夏商分界为1600BC时，却对文献本位的1600BC表现出深信不疑，把1600BC绝对化、精确化，并以此把二里头遗址一分为二：一半为夏，一半为商。

此举可谓极尽许宏玩弄“双重标准”和扮演搅屎棍之卑劣丑态。

难道这些不是流氓行径吗？

学术在许宏眼里到底是寻找真理的途径，还是掩饰其立场和偏见的遮羞布？

我想，经过上述剖析，自有公论。

二、许宏千方百计阻挠“二里头是夏都”

二里头遗址到底是不是夏都？如何证明二里头是夏都？目前看，有三种方法：其一、文字资料，这当然是首选的方法，其二、证据链，大量证据链锁定之，使得其只能是夏都，其三、逻辑推演。

数学题的解题方法是有多种的，不能要求只有某一种方法是正确的，其他方法都是错误的。俗话说，办法总比问题多。可是，在许宏看来，办法只能有一种，那就是文字。怎么可以有如此偏执变态霸道的说辞？怎么可以如此荒唐和荒诞呢？这不是科学的态度，这是耍流氓。

根据《三联生活周刊》（2018，23）第49页，如图

既然大家都意识到文字资料可能永远找不到（那还要求文字，岂非耍流氓），就应该换第二种方法，以证据链来证明二里头是什么，努力工作，查询文献，而不是整天到处宣扬什么没有文字就不能证明二里头是夏都。

比如尧舜之都的陶寺遗址中大墓有随葬组合：鼍鼓、特磬、龙盘，还有天文观象台等大量证据。这就是证据链的意义。

而实际上，二里头一墓葬中出现绿松石龙形器和铜铃的组合，与《诗经》中记述周王祭祀宗庙时有“龙旗阳阳，和铃央央”颇为契合。 这说明什么？这是否印证了周人宗夏的历史渊源？像这种证据链式的资料，作为二里头队长应该提出来（他就是不提），同时大量查阅文献资料，看看是否还能发现更多的其他证据链式的资料（否则，就是渎职）。但从目前看，真的非常遗憾，可能有些证据链永远彻底地消失了！

因此，许宏不但耍流氓，还严重不作为。因为二里头队长许宏的不作为，第二种方法所需要的证据链可能已经都流失得差不多了，永远无法弥补。

我们试想一下，以许宏怀疑陶寺天文观象台的心态，如果让许宏去主持陶寺遗址的发掘，观象台是否会被发现？是否会从此永远彻底消失？我看完全有可能，而且极有可能。

现在似乎只能寄望于第三种方法，即逻辑推演。但许宏不但阻碍证据链的搜集，还扮演着搅屎棍的角色，总是故意夸大二里头遗址各期的变化，比如白陶变灰陶、原始瓷消失、青铜器出现、绝对化和精确化“1600BC”等，干扰逻辑推演以证明二里头是夏都的努力，以其立场和偏见，以其一人之力，玩弄整个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于鼓掌之中，如此戏谑，实在可恶！

第二部分

因为本文旨在根据逻辑和常识进行分析，那么，在进行逻辑分析之前，需要对一些概念（概念是逻辑分析的第一步）进行理清。

考古上发现的文字资料，这属于考古学范畴，还是属于历史学范畴？

殷墟发现文字资料，从而印证文献记载上的商朝的存在，这是属于考古学印证商朝，还是属于地下的历史文献印证了传世的历史文献？

从现代考古学的概念看，主要指的是田野考古学，是利用地层学、类型学、田野发掘技术和高技术手段等对古代遗迹和遗物进行揭示和研究。

因此，从整体上和理论上而言，考古发现的地下文字文献资料不属于考古学的范畴，而应属于历史学范畴。

如果把文字资料从考古发现中剥离，那么，考古学还剩下什么？这样的考古学能不能实证、印证文献记载上的历史现象呢？这样的考古学是否具备实证、印证文献历史的资格？

经过上述梳理，我们就会发生疑问，在二里头和夏朝的问题上，二里头能实证夏朝吗？

夏朝的存在有其自身的逻辑体系，不依赖于考古、上帝、科技进步等而存在。考古能证明最好（当然可以给文献加分），考古不能证明不影响夏朝的存在。相反，考古发现需要解释。具体到在二里头文化和夏朝的关系上，需要解释的是二里头，而不是夏朝。这个逻辑关系要搞清楚。

因此，《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23期的封面故事题为“寻找夏朝”实际上并不恰当，题为“破解二里头”更为合适。

一、文献中的夏朝存在的逻辑

夏朝的存在有其自身的逻辑体系，这方面有历史学家的大量论证，我不再赘述。我想从逻辑的角度来论证为什么夏朝的记载是可信的？

我们都知道，中国历代的历史都是后朝书写前朝，周朝书写夏朝的历史，只是跨越了商朝一代，并不算不靠谱。根据专家考证，晚商和西周是有竹简的，只是因为年代久远和犬戎火烧镐京等消失了。

为什么我们可以相信周朝书写的夏朝历史呢？

这涉及到关于五帝夏商的记载的可信度的逻辑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相信“二十四史”，是相信其形成逻辑，即后朝修前朝的历史。那么，五帝夏商的记载，其逻辑是什么呢？我们凭什么相信？不搞清楚这个问题，就难以从根本上确立相信的基础。除了上述的跨代修史不无不可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逻辑，即：祖先崇拜。

根据摩尔根和塞维斯的理论，人类社会发展演进序列为：蒙昧社会、野蛮社会、酋邦社会、国家社会。其中的“酋邦”，是美国学者塞维斯对于国家产生之前人类社会组织形态的一种称谓。

在酋邦社会里，某个成员的地位阶等取决于其与始祖关系的远近决定的，宗法等级决定政治等级、社会等级，涉及到每个成员极大的切身利益，因此人们对祖先世系的记忆和久远就要非常清楚，否则，社会秩序就会纷乱。在酋邦社会，人们崇拜的神祗往往就是祖先，“神即祖先，祖先即神”，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这叫“以祖配天”。

据陈建华等课题组成员到我国很多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深入的实地田野调研发现，在云南、贵州等地的彝族、苗族、白族、佤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当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家谱，不过只是口述家谱。一般的家族成员都能背诵出三四十代祖先世系，年长者可以背五六十代甚至更多。儿童从记事起，就开始背谱。

也就是说，酋邦社会的祖先崇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追溯文明历史的工具，类似“文字记载”、“Y染色体谱系树”的方式。而记忆祖先世系和口述家谱就是酋邦社会的遗产。

我们知道，在殷商时期，人们非常敬祖，“以祖配天”，具有浓重的宗法制观念，对祖先世系具有清楚的记忆，这是中国国家之前酋邦社会传给后世如五帝夏商周朝的遗产。

既然殷墟发掘和甲骨文证实《史记》记录的商王族世系，那么，《史记》记录的夏王族世系与先商世袭大致同期，凭什么商王族可以溯源到契而夏王族不能溯源到夏禹？因为其逻辑都是基于酋邦社会的祖先崇拜，都是基于社会秩序和宗法观念对清晰的祖先世系的需求。根据上述逻辑，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后裔，都是可以上溯的，具有可信度。

这从《论语》的相关记载也可以得到印证。《论语·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这句话的意思是：复兴灭亡的王朝，承继绝祀的世族，提拔卑微的庶人，如此天下自然归于一统。

复兴灭亡的王朝，比如分封灭亡的夏、商王族，比如把夏后氏的后裔分封为杞国等，把商王族后裔分封为宋国。

承继绝祀的世族，比如把颛顼的后裔分封在邾国，虞舜的后裔分封为陈国，伯益的后裔分封为徐国。

也就是说，西周初年，人们对彼此的族属和祖先世系知道得都很清楚，如此才有可能进行分封，关乎如此之大的利益，谁能忘记自己祖先的世系呢？

这就证明了在东周时期，人们都还有极为浓厚的宗法观念，还有清晰的族属祖先世系，并且对于祖先世系攸关分封等重大利益还耳熟能详，否则，《论语》也就不会有此说法。

英国考古学家杰西卡·罗森就中国用青铜制造礼器说道：“这是因为你们对祖先的态度：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供奉祖先。正因为蒸煮的传统，早在青铜器时代之前，你们已经开发了非常复杂的技术与仪式，为死去的祖先提供食物和美酒。所以，当青铜这样一种珍贵的技术出现时，你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制造青铜礼器，祭祀祖先。”

不把握祖先崇拜攸关切身之重大利益这一点，就难以深刻理解和领会中国文献记载可信的逻辑体系，就会陷入西化的说辞（夏朝是周人建构出来的），就会陷入以后世的观念去理解远古的历史（后朝写前朝），造成穿越，造成“关公战秦琼”，造成“异域幻象”。这一点要切实避免。

至于为什么会发生像顾颉刚说的“层累”的情况？实际上，欧美文明也是这样。欧美文明在18世纪崛起开始，不断地溯源：古罗马、古希腊、迈锡尼、米诺斯、人类起源、物种起源、宇宙起源等。

这是人类各个文明发展的基本历程，这才是“层累”的本质。每个文明发达之后，都面临一系列问题：我是谁？源自何处？历经怎样的过程？人是怎么形成的？天地是怎么形成的？……

这一系列逼问就要拷问时人的历史记忆、记载，然后形成体系：三皇五帝夏商周，米诺斯-迈锡尼-古希腊-古罗马。

所以，“层累”的本质是一个辉煌文明的溯源而已，这种溯源言说有自，并非伪作。

当然，西方古史的形成逻辑与中国的不一样，中国古史形成的基本逻辑是祖先崇拜，西方古史形成的基本逻辑是神学史观和面对中国历史编年的压力。

中国文献关于五帝的记载，我相信，敏锐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感觉到良渚古城和石家河古城的地望和废弃以及石峁古城和陶寺古城的地望和兴起，与文献记载的炎黄打败蚩尤、禹征三苗的高度契合关系（关于这一点，详见拙文三皇五帝及夏朝建立的历史轮廓）。敏锐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古史文献的高度可信。

我们要紧紧把握我国早期文献记载中的历史记忆的基础逻辑，即祖先崇拜，就能“咬定青山不放松”，对自己古史形成充满自信，摆脱自卑，摆脱近代以来的失魂落魄和“河觞”泛滥，摆脱疑邻盗斧的心态，避免身坚志残，避免思想和思维处于被西方殖民的状态。

二、二里头文化是夏都的逻辑

如上所说，被剥离了文字资料的考古发现，是否具备实证文献历史的资格。就二里头来讲，实际上，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它陷入了自身的困境：它是什么？它需要解释，而不是它去解释别的。

关于对二里头的解释，我们把它们都摆出来，从目前看，主要有三种：

1.二里头是夏都

2.二里头为半夏半商

3.最早中国说

关于许宏个人瞎编而讲的故事——最早中国说，上文已经阐述，不再赘述。

这里着重说明一下前两种，这需要搞清楚下面三点：

1.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的面貌性质。

2.二里头的碳14测年数据。

3.“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夏商分界1600BC。

考古学的致命武器是地层学和类型学，分析识别考古学文化，具有相对的确定性。从目前看，考古界的基本共识是，二里头和二里岗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而不是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分期。

王巍说：“我要说明，二里头遗址的宫殿方向是北偏西，其他被确认的商代都城建筑方向却是北偏东。两者的方向很不一样，说明二里头与商的宫室制度有明显不同，这点从考古上应该是很清晰地可以看到的。从考古学文化面貌，二里头整体上和商文化的面貌是不一样的。考古学应该从考古的资料出发来辨识不同的族属和集团，这就是考古学家目前能够得出来的认识。”

从王巍的发言看，根据宫殿朝向、城墙兴废、陶器组合变化等（切不可被白陶变灰陶、原始瓷消失、青铜器出现等干扰，要分清考古学因素的“轻重缓急”）考古学理论，基本上可以厘定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面貌以及族属变化，是能够做到的，在这一点上考古学还是具有相对的确定性。无论如何，如果分不清考古学上的“轻重缓急”因素而不能“辨识”二里头和二里岗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这是考古学的失败，说明考古学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学科。

分析“城市建设异动是不是王朝更替”，不能抛弃一切文献而纯粹地分析，这里提出“王朝更替”不是凭空提出的，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在进行“城市建设异动”的逻辑分析时最简单、最直接、最纯粹、最自然的逻辑联想，丝毫不嫌生硬，二里头不是在月亮上，二里头在中国，二里头在河南的伊洛。

根据二里头的碳14测年数据：

1980年：BC1900-1500

2000年：BC1880-1530

2005年：BC1750-1520

2007年：BC1710-1530

根据文献本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夏朝的年代数据为2070 - 1600BC，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个数字是精确的、绝对的。下图为宋健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仪式上的讲话的最后一段（详见超越疑古 走出迷茫）。

这里面，文献年代和碳14测年的数据都是约数，较为模糊，切不可把这些数据绝对化、精确化。我想说的是，这不是矛盾，恰恰相反，这是契合，非常契合。切不可把1600BC精确化、绝对化而把二里头文化分期横刀截断，从而得出“二里头为半夏半商”的解释，文科生要竭力避免犯这个错误（不该犯的）。

在相对确定清晰的二里头和二里岗的考古学文化，与模糊的碳14测年和“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年代之间，怎么抉择？显然，应该以清晰和确定性的一方去厘定模糊的一方，而不是被模糊的一方搅扰而自毁确定性的一方。

这一点在逻辑分析上一定要注意。

因此，根据上述一番逻辑分析，就能快刀斩乱麻，理清思路，就可以排除掉“二里头为半夏半商”的解释。

关于二里头是夏都的解释论证，学界有很多，我就不赘述。

后记

综上所述，许宏囿于立场和偏见，玩弄大家于股掌之间，貌似严谨，实则另有所图（倡导中华文明西来说、中国古代史是一部胡化史）。许宏在视频节目中屡屡自称学者、学术，实际上，这叫欲盖弥彰，学术只不过是他的遮羞布罢了。

近代以来，中国人失魂落魄，“河觞”泛滥，很多人痛恨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精美分子、精日分子、精阿分子多如牛毛，不断进行各种自卑、自辱、自虐、自毁，呜呼悲哉！考古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我希望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不要被许宏一个人牵着鼻子走而玩弄于股掌之间，不能迁就于许宏个人的立场和偏见，看清许宏的意图，看清许宏屁股坐哪儿，看清许宏究竟代表的是谁？（下图截屏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23期，第49页）

尧舜之都几乎找到了（参阅夏朝虽未明朗，但“尧舜之都”已经明确了！），夏都却还在扑朔迷离，谁的责任？找一个不相信夏朝的人去发掘二里头，能否具备寻找夏都所必备的热情和敏锐感？就像找一个根本不相信有冤情的警官去破案，能发现蛛丝马迹吗？

许宏内心有没有定见？“最早中国说”，还说不排除是“二里头是商城”，还认为“二里头是夏都”为假说，俨然活脱出一条泥鳅，可谓八面玲珑。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许宏根本没有把“二里头”放在心上（如下图《琅琊榜》林殊心属靖王而玩弄誉王一样，可惜的是誉王已经看出来，很多中国人还蒙在鼓里），他早已心有所属——中华文明西来说、中国古代史是一部胡化史——这样的中国配有夏朝吗？一旦有了夏朝，他心中那个“所属”岂不失去了生根之地？岂不从此成为孤魂野鬼而四海漂零？

在许宏的心里，“中华文明西来说”“中国古史是胡化史”是其心目中的“理想”，美式人类学的考古学理论是其堂而皇之的“旗帜”、是拿得上台面的，“二里头遗址”是其实现“理想”的平台或工具，而搅黄“二里头是夏都”是其一切行为的出发点。

这就是所有问题的逻辑所在。

希望国家有关部门速将许宏调离二里头遗址，这无关“文革”，无关考古学或历史学，只关乎常识。不妨把他调去6000年以上的遗址当队长，让他好好去研究“他的”考古学，成人之美嘛！

最后我也来讲一个故事：

有一天，我找家里长辈查了一下我的族谱，发现我十八代祖宗叫“xxx”，长辈告诉我这个族谱已经流传千年了。

这时候，一个洋鬼子进来，告诉我，这族谱是假的。看着好像洋鬼子有学问的样子，我问道：“为什么？”

洋鬼子说，“这个族谱只是现在的，你看，纸张还是新的。怎么可能有千年呢？”

我一听，好像有道理。

洋鬼子又说，“就算这个族谱是真的，有没有可能抄错了？”

“还有，有没有可能抄错了，缺了一代，就随便造了一个名字？”

我一听，“咦！有道理！我确实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咦！洋鬼子怎么这么聪明！”

洋鬼子继续说，“根据我们的科学研究，你的祖宗是从西亚来的。我们的科学很发达，不会错的。我们发明了碳14测年，很厉害的！我们发明了考古学，也很厉害！”

我回头问长辈，“您们真的搞错了我的祖宗吗？”

长辈们也说，“这纸张确实很新，确实没有千年，中间应该有重抄过，是不是抄错，我也不知道。”

那怎么办？我该相信洋鬼子的？还是该相信族谱记载？

洋鬼子说的那些，我真的没有办法反驳。

洋鬼子的科技那么厉害！会搞错吗？

我该怎么办？

我该相信哪个？

洋鬼子看着我狐疑的样子说，“你们没有办法证明这些，我们是不会承认你们这个族谱的！”

我们家族有一个老人听了洋鬼子的说辞后，觉得蛮有道理的，经常公开表达了疑问。

洋鬼子知道后，经常资助这个老人去美国学习“先进知识”，全程免费，老人很高兴。

老人从美国回来后，到处说美国社会多么先进，科技如何发达，并根据其学到的“先进知识”，矢口否认族谱的可信度，说，“我们的族谱这种形式太老土了，一点儿也不先进，要跟世界接轨，云云。”

结果，搞得全村人都人心惶惶的。

后来，洋鬼子又资助了一些年轻的族人经常去美国“留学”，这些人回来后也矢口否认族谱的可信度。

结果，慢慢地，族人就把族谱束之高阁了！有些人还把自己的祖先页给撕掉或涂改了，把自己祖先改成了“西亚人”。

有些人却拒绝相信洋鬼子的话，结果，被那些“去过美国”的族人嘲笑“老土”、“太狭隘”、“跟不上世界潮流”、“太地方主义”、“太家族主义”、“太闭塞”。

后来，有些族人找到明朝的族谱，那些留过洋的族人说是伪造的。结果，用碳14一测，确实是明朝的。

留过洋的族人又说，肯定是用明朝的纸张伪造的。又用碳14测一下墨迹，发现也是明朝的。

留过洋的族人又说，肯定是用明朝的墨迹重新抄在明朝的纸张上面的。

…

于是，族人整天都在吵架。

至于祖先的精神以及祖先的事迹，已经没有人去管，甚至留过洋的族人还把先祖中最具有开拓精神的一个祖先给否定了。

渐渐地，关于祖先唯一的事情只剩下一个词：真假。

族人的吵架继续着……

无休无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