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格雷伯谈“黄背心”运动：我们脚下的大地已经偏移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澎湃思想市场”

左派和右派的知识分子坚持认为，“黄背心”运动是“反意识形态的”，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对于横向扩展的社会运动，理论与实践之统一的确是存在的（过去激进的社会运动中，理论的统一比实践的统一多得多）。这些新的运动不需要知识分子用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来背书，他们已经拥有了一种：拒绝知识先锋，拥抱多样性和横向扩展的民主本身。

文｜大卫·格雷伯

译｜曾嘉慧

如果真正革命性时刻的特征是传统描述方式和分类的失效，那法国评论家，甚至更多的全球评论家，在面对现在正迅速接近高潮的“黄背心”运动时所表现出来的混乱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说明我们生活在革命年代。这种混乱和怀疑，是过去50年，特别是自2008年以来，我们对权力、劳工和反权力的运动的系列巨变理解无能的结果。其中，知识分子们在理解这些变化上做得尤其糟糕。

首先，我要就这种混乱的来源提出两个观点：

1. 在金融化的经济体系中，只有那些最接近“造钱”的人（基本上是投资者和专业管理阶层）才有资格说普世主义。 任何基于特定需要和利益的政治主张，往往被视为身份政治的表现，基于这个逻辑，“黄背心”运动的社会基础被想象为法西斯主义原型的。

2.

2011年以来，参加大型民主运动意味着什么的前提，在世界范围内都发生了根本转变。过去的“垂直”或先锋队组织模式已迅速让位于一种横向（horizontal）的风格，其中民主、平等的实践和意识形态最终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无法理解这一点的人就会错认为像“黄背心”那样的运动是反意识形态的，甚至是虚无主义的。

让我为这些判断提供一些背景知识。

1971年，美国单方面抛弃金本位以来，资本主义的本质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大多数企业的利润现在不再来自生产或营销，而是来自操纵信贷、债务和“受监管的租金”。随着政府和金融官僚机构的紧密交织，我们现在越来越难以分辨财富和权力，尤其是“造钱”的权力（即信贷）和财富的区别，它们实质上正在变成同一件事。（这也是我们占领华尔街的时候谈到的那“1％”的人群——那些有能力将财富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将政治影响力转化为财富的人。）尽管如此，政客和媒体评论员们都在否认这个新的现实，例如，在公共讨论中，人们仍在谈税收政策，好像它还是一种政府筹措收入的主要方式，实际上，它越来越变成服务于其他目的手段——（1）确保信贷创造方式永远不会被民主化（因为只有官方批准的信贷才能接受以税偿付），（2）将经济权力从一个社会部门分配到另一个社会部门。

2008年以来，各国政府一直在向该制度不断注资，由于臭名昭著的坎蒂隆效应（编注：坎蒂隆效应是指货币量的变化对实体经济的不同影响取决于货币介入经济的方式,

以及谁是新增货币的持有者），那些已拥有金融资产的人和他们属于管理阶层的专家盟友借此疯狂积累了大量财富。在法国，这些人正是马克龙主义者。这个阶级认为自己是普世主义的化身，他们对“普世主义”的信仰根植于市场，根本上说，根植于所谓的“政治中心”中占统治地位的官僚主义和市场的残酷结合。在这个新的中间路线的现实中，因为在经济上无力负担，工人阶级被逐渐剥夺了参与普世主义的可能性。例如，爱护地球并采取行动的能力，现在是“造钱”和租金管理分配的一种意外结果，因为它以不需要因生计而挣扎为前提。任何被迫只考虑自己或家人的紧迫物质需求的人仅被视为主张某种特定的身份政治；尽管某些身份可能确实显现出高人一等的样子，但“白人工人阶级”只被视为一种种族主义（而不是具有普遍性的工人阶级的一员）。美国也在发生同样的事情，自由派评论员设法辩称，如果阿巴拉契亚煤矿工人投票支持犹太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它就是某种种族主义的表达，就像那些坚持认为“黄背心”运动是法西斯主义的人一样，即使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这些都是可怖的反民主的本能。

为了理解“黄背心”运动，这种突然出现、甚至带有暴动政治的色彩、如野火般蔓延的真正民主实践，我认为我们还需要考虑两个很少被注意到的因素。

当地时间2018年12月8日，法国巴黎，法国“黄马甲”抗议政府提高油价的示威游行持续延烧。 视觉中国 图

首先，金融化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新的阶级矩阵，其中最重要的是技术管理者被视为工人阶级的对立面，技术管理者中越来越多的人被雇佣在纯粹发明出来的“狗屎工作”中，这些工作是新自由主义再分配制度的一部分，而工人阶级则最好被理解成“护理阶级”(caring

classes)，比起过去的“生产者”，他们现在更多承担了那些培育、照料、维持和存续的工作。数字化虽然使工业生产更有效率，但它也使得卫生，教育和其他护理部门的工作效率变低，这种情况加上新自由主义下资源向管理阶层大规模转移（以及随之而来的福利国家的削减）意味着，几乎在所有地方，教师、护士、家庭护工、急救护理人员和其他“护理阶级”的成员站在了劳工战线的最前沿。上周巴黎救护车人员和警察之间的冲突可被视为这一新力量布局的生动象征。可惜，公共讨论还是没有赶上现实，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将不得不开始问自己一些全新的问题，不再问什么形式的工作将被自动化，而是去问，比如，我们实际上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我们还愿意维持一个“你为他人做得越多，你就被支付得就越少”的制度多长时间。

其次，2011年的一系列事件，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标志着政治常识的根本断裂。判断一场全球性革命正在到来的基准之一是，不久之前还被认为是疯狂的想法突然成为了政治生活的前提。例如，“占领”的无领袖、横向和直接民主结构曾被普遍嘲讽为愚蠢、异想天开和不切实际，运动一被压制，就公告天下这是其“失败”的原因。这些特征看起来似乎是有点异国情调，对无政府主义传统、激进女权主义，甚至某些本土灵性（indigenous

spirituality）都有所借鉴。但现在，从波斯尼亚到智利，然后到库尔德斯坦，它已成为各地民主组织的默认模式。如果再次出现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占领”就是可以马上借鉴的形式。在法国，“不眠之夜”可能是第一个大规模采取这种横向政治机制的运动，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工人、个体经营者们都自发地采用了这种模式的变体来抗议，这恰好说明了我们正在面临一种多么全新的关于民主本质的常识。

似乎唯一无法把握这一新现实的人就是知识分子群体了。就像在“不眠之夜”期间一样，“黄背心”运动中许多自诩“领袖”的人似乎不能或不愿意接受“横向扩展的组织也是一种组织”这样的观点，他们根本无法理解“拒绝自上而下的统治结构”和“全面混乱”之间的区别。看看现在，左派和右派的知识分子坚持认为，“黄背心”运动是“反意识形态的”，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对于横向扩展的社会运动，理论与实践之统一的确是存在的（过去激进的社会运动中，理论的统一比实践的统一多得多）。这些新的运动不需要知识分子用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来背书，他们已经拥有了一种：拒绝知识先锋，拥抱多样性和横向扩展的民主本身。

当然，知识分子在这些新运动中还是有工作可做的，但他们必须少谈，多听。

无论下一部戏如何上演，这崭新的现实——我们谈到的金钱和权力的关系，对民主本质的全新理解，它们都不会很快消失。请注意，我们脚下的大地已经偏移，现在，我们都需要好好想想我们要站在哪边，是金融权贵提供的苍白的普世主义，还是那些在日常行动中照顾我们，撑起社会的人们。

大卫·格雷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