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才逆淘汰500年，细思极恐_风闻

逆淘汰，是一个残酷的概念，但它所折射的历史真实，更加残酷。

官场上，小人淘汰君子、庸才淘汰天才、狗熊淘汰英雄，这样的逆淘汰进程，历朝历代都少不了。

可以说，中国历史整个呈波浪形态发展，其间，逆淘汰与正淘汰轮番成为决定社会走向的主要力量。

当逆淘汰成为一个朝代选人用人的根本状态时，小人当道，君子远走，或遭迫害，或遭放逐，这个朝代就跌入发展的谷底；反之，当正淘汰的原则顺利运转时，君子、小人各归其位，一个朝代就会迎来上升期。

逆淘汰—正淘汰交替的规律，从先秦开始，就成为中国历史的一条隐线。与之对应的明线，则是朝代的兴衰与更替。

不过，大概从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开始，逆淘汰几乎单方面主宰了此后历史的发展，一直到清代灭亡（1911），从未退出历史舞台。

这将近500年的时间，简直就是精英人才的至暗时期，逆淘汰独霸中国的倒退时期。

▲明英宗朱祁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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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统治时期，为什么是中国人才逆淘汰五百年的开端？**这里面有两个原因：宦官专权和廷杖泛滥——逆淘汰的两根导火索，均从此时埋下。

先说第一个。明朝第一代专权宦官王振，此时出场。这个落第秀才出身、为求发达自阉入宫的太监，史书称他“狡黠”，善于伺察人意，一开始在东宫服侍皇太子（即后来的明英宗），即获得皇权的青睐。

1435年，明宣宗去世后，9岁的英宗继位，王振成为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

不过，此时朝中有张太后垂帘听政，有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忠心辅政，王振还掀不起什么大浪。相反，他必须把自己伪装成正淘汰原则的信奉者，才能立得住脚。

一次，小英宗和几个太监在宫内击球玩耍，被王振看见了。第二天，王振故意当着三杨的面，跪劝英宗说：“先皇帝为了球子，差点误了天下，陛下今天复踵其好，是想把国家社稷引到哪里去呢？”

三杨为王振的责任心而感动。实际上，王振在暗中开始抓权。

等到三杨病死的病死，辞职的辞职，王振已经羽翼丰满，本性暴露。朝中选人用人，全凭王振一句话。谁若顺从和巴结他，谁就立刻得到提拔；谁若违背或抵抗他，谁就立即受到贬黜。

一个叫王佑的工部郎中，很会阿谀奉承。一天，王振问王佑：“你为什么没有胡子？”王佑回答：“老爷您没有胡子，儿子我怎么敢有？”

王振一听很高兴，立马给王佑升官，提拔为工部侍郎。

想要升官发财的人，如法炮制，溜须拍马，送钱贿赂。当朝中充斥小人之时，正人君子就都靠边站。王振形成了自己的集团势力。

王振的“巅峰之作”，是怂恿英宗御驾亲征瓦剌。太监干政，直到左右皇权，莫此为甚。

这次亲征，英宗被俘，王振丧命。坏人集团貌似戛然而止，实际上“阴魂不散”。王振之后，明朝大太监代有人出，从汪直到魏忠贤，一个比一个胆肥，难怪明朝被称为**“最大的太监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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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弄权的土壤，正是从明英宗时期培育起来的。据说，明太祖严禁太监干政的祖训铁牌，就是王振当权后摘下丢掉的。

组织打赢北京保卫战的救时英雄于谦，最早尝到了这一拨逆淘汰的恶果——**心怀社稷的忠臣，下场永远不如满腹谄媚的变色龙。**明英宗复辟后，杀掉了于谦，同时为王振树碑立像，整个帝国的价值观完全颠覆。

价值观颠倒之后，人才的逆向淘汰变本加厉。中晚明，政治、文化上天才辈出，最爱君之前就写过不少，但是这些人才，没有一个过得顺当，一个个都经过百死千难。论原因，不是他们狂傲不羁什么的，而是已经被异化的政治环境，接纳不了他们。

由太监、宠臣、权相把持的政治生态，导致**清廉的不如腐败的，亲民的不如霸道的，琢磨事的不如琢磨人的，不站队的不如站对队的。**一个人只要心中有道德戒律，他就适应不了这种环境，要么被淘汰出局，要么只好主动放逐自己。

举两个对应的例子，都是最爱君之前写过的，这里就简单过一下：

一个是被逆淘汰的海瑞。海瑞事实上是嘉靖时期一名改革闯将，无论反腐败，挑战官场潜规则，还是治理地方，实施经济改革，都有一手。但就是这样一名干将，在官场沉浮数十年，被冷藏的时间过半，最后还落得一个迂腐的骂名，为什么？

因为他清廉，不站队，不与大队伍同流合污呗。就这么简单，没有第二个原因。

另一个是抵抗逆淘汰的张居正。张居正是个伟大的改革家，但是他之所以比同时期的海瑞伟大，恰恰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作出了妥协，牺牲了原则，甚至抛弃了道德，从而换来了实施伟大事业的空间。

比如，张居正为了上位，必须坚定地与大太监冯保结成同盟，必须耍手段挤走前任内阁首辅高拱。这些都是他对抗逆淘汰生态的妥协之策，没办法呀，你要么改变自己，适应环境，要么成全自己，远离这个环境。

张居正是一个典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为了达到一个高尚的目的，不惜使用卑鄙的手段。要做事，做大事的人，在那样的政治生态下，只能豁出去声名，与狼共舞，直到自己也慢慢变成了狼。

▲剧照：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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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说，明英宗时期开启逆淘汰时代的第二个原因——廷杖。

廷杖，顾名思义就是当庭杖打。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用棍子打屁股，让被打的官员精神、肉体遭受双重暴击。

廷杖是从何时“被发明”出来对付士大夫的？清人编的《明史》说是从明太祖开始，这不对。

根据考证，廷杖最晚在东汉就出现了，只是有时叫做“鞭杖”，有时叫做“天杖”，还有的啥都不叫，直接就说“于殿廷打人”，够直接够粗暴。

但必须承认，廷杖的运用在明朝达到了常规化、规模化、准制度化的状态。当然，明朝对廷杖的运用程度也是分阶段的，从明太祖到明宣宗时期，廷杖用得并不多，明英宗时期开始，这一处罚官员的手段才从“试用期”转正，进入大规模实行阶段，无论是执行次数、被杖责人数、残酷程度，都前所未有。

这一时期，伴随王振专权，廷杖作为消除异己的手段，被他运用得很纯熟。通过身体羞辱的形式，实施人才逆淘汰。

朝廷的棍棒，一点点在改变士大夫的精神面貌。

到了正德、嘉靖两朝，廷杖尤其惨烈。规模最大的两次都是上百名官员被集体廷杖，那真是血溅玉阶，肉飞金殿。

一次是在正德十四年（1519），武宗皇帝要出游被阻拦，一怒之下廷杖阻拦的大臣146人，一下子打死了11人。另一次是嘉靖三年（1524），嘉靖皇帝因为大礼议之争，廷杖大臣134人，16人当场死于殿廷之上。

**整部《明史》中，光有名有姓被廷杖的官员就达157人，其中38人被杖死，比例接近1/4。**可以想见，还有相当众多的官员遭廷杖之刑，只是名字未被记载下来。

▲明朝的廷杖空前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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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杖泛滥的直接结果是，官员士大夫经此大辱，精气神全无。

回忆唐代，三公可与皇帝坐而论道。到宋代，虽然没得平起平坐，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却成为国家治理的共识。而这些对于士大夫的优遇，到了明代通通取消。

不仅如此，明英宗之后，还动不动要公开被打屁股，是可忍孰不可忍？

然而，吊诡的事发生了——

这羞辱人的惩罚发展到后面，极大扭曲了官员的精神世界，催生了一大批受虐狂，为的就是博取名气和地位。

因为触怒圣颜而被廷杖的多是耿直之士，往往获得舆论的同情，有辱斯文的廷杖便演变成一种荣誉性标志。黄仁宇评价说：“有的人却正好把这危险看成表现自己刚毅正直的大好机会，即使因此而牺牲，也可以博得舍生取义的美名而流芳百世。”

万历五年（1577），内阁首辅张居正之父去世，以情以理，张居正都应离任回乡服丧。结果，权势如日中天的张居正不肯去位，导演了一场“夺情”。

这时候，吴中行、赵用贤等五人，先后上书，请求皇帝让张居正回乡守丧。结果，五人遭到廷杖处罚。

赵用贤是个大胖子，被打得血肉横飞，他的家人把打飞的肉拣回来，制成腊肉，当作荣耀的纪念。

可见士人的怪异追求，到了何等荒诞的程度。

廷杖被受虐者的荣誉感玩坏了，连皇帝后来都想主动放弃廷杖之罚。万历皇帝曾对此十分郁闷，你们啊，不就是想故意惹怒朕，让朕廷杖你们，好成全你们的名声吗？朕偏偏不打你们，怎么着吧！

就是这么硬生生让国家治理从是非之争变成了意气之争。明代中后期，朝堂上很多闹得天大的事，其实都无关国家利益。这样的王朝不垮掉，才怪。

有明史专家指出，廷杖泛滥和异化之后，很多士大夫“以冷淡的和不够关心的态度从事他们的职业”。士大夫们终于发现，所谓尽忠报国、内圣外王的建功立业理想不过是傻瓜的痴人说梦，只有献媚、投机和相互倾轧，才是取得功名富贵的“成功之路”。

官员士大夫或虚声窃誉，或巧宦取容，或爱恶交攻，充斥官场的是赤裸裸的争权夺利，明目张胆的结党营私，毫不掩饰的溜须拍马。

崇祯皇帝临自尽前，无奈地哀叹：“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

这，应该是明英宗时期以来人才逆淘汰最大的报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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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之后，中国迎来异族统治者。我们以往习惯认为，明朝有一大批死忠，不惜以身殉国，激烈反抗清军。事实上，按照傅山等反清复明一线人物的说法，降清的士大夫，占了绝大多数。

剩下的死硬派，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传统道德感的坚定践行者，另一种是为了反抗清军的残忍屠杀政策。而这两种人，在明末政坛，基本属于外围人物。

也就是说，明末政坛的核心圈层，大多数都当了投降派、软骨头。这在意料之中，**凡是有理想、有原则、有能力、有骨气的“四有新人”，都在政治冲洗中早早被淘汰出局了。**明朝的逆淘汰，为大清入关开路，堪称“居功至伟”。

到了康熙年间，清廷组织博学鸿儒特科之后，游离在新政权之外的汉人知识精英，几乎被一网打尽，尽入彀中。

与此同时，清朝把明代逆淘汰的两大表征——太监专权和廷杖处罚——都革掉了。有清一代，没有出现一个独揽大权的太监，也没有出现一例廷杖官员的个案。

这种种做法，是否说明清代，尤其是清初出现了人才正淘汰的良好趋势呢？

对不起，答案是否定的。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明英宗以来的500年间，人才逆淘汰未曾中断过。清初大异明末的各种做法，本质上并未构建起人才正淘汰的政治生态，相反，一种更加成熟、更加深入骨髓的政治操纵术开始弥漫整个帝国：

招揽汉人知识精英，只是为了消除他们的抵抗，而不是尊重他们的气节；

彻底消除太监专权，说明了专制皇权的高度集中，而不是用人制度的完善；

取消恶劣的廷杖，是因为清朝统治者找到了更加高效而万恶的思想控制方法，而不是出于体恤士大夫的人格尊严。

总而言之，在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之下，统治者为了政权的稳定性，布下了两张大网，比明朝更加变本加厉地施行人才逆淘汰：一是通过文字狱，摧毁任何自主思想，使天下士人唯唯诺诺；二是通过密折制度，鼓励相互告密，形成全国性的思想监控网络。

这些手段，说白了都是糟蹋人的“艺术”。

雍正时期，曾静策动陕西总督造反，本应枭首示众，但他坐了一年大牢后，竟然洗心革面回到湖南老家，痛哭流涕诉说皇上的恩德，成为了雍正思想的宣传主力。

江南才子钱名世，牵连进年羹尧案，不过，雍正没在肉体上折磨他，而是亲书“名教罪人”四个大字，让他挂在家中大厅，还不时让当地官员上门窥察，防止钱名世自行摘下来。紧接着，雍正让朝中三四百名大臣集体写诗骂钱名世，骂完了编成集子，要钱名世自己掏钱印发。

明代的廷杖，以身体羞辱的方式，适得其反地激起了官员以受虐性的气节相标榜；相比之下，清代统治者不动士大夫的屁股，也不大在肉体上折磨人，而是通过思想按摩和洗脑术，让整治对象自惭形秽，又一脸真诚地扇自己的嘴巴，一边扇，一边还觉得很舒服。

你说，哪一种是更恶劣的逆淘汰呢？

我记得一句话：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力量，不是致力于剥夺人的财产，消灭人的肉体，而是致力于贬低人的尊严，摧毁人的信念，破坏人的亲情。

你不是喜欢读书吗？那么，让你“自觉”地烧掉自己的藏书。你不是热衷于拿笔写文章吗？那么，让你那拿笔的手拿起扫帚扫厕所。你们不是互相关爱吗？那么，让你们彼此成为仇人。

清朝在这方面的政治驾驭术，堪称炉火纯青。整个“康雍乾盛世”，社会上游走的，几乎都是没有灵魂的躯壳。

这一次的人才逆淘汰，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可怕。以往是把独立个性的人才淘汰出体制，这次直接让独立个性的人才，从世界上彻底消失。

▲《盛世滋生图》（局部），反映乾隆时期江南“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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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发现没有，清朝267年，朝廷官员在皇权面前都是服服帖帖的。他可以是清官廉吏，也可以是能臣酷吏，可以三朝不倒，也可以平安落地，但无论如何，他都必须保持与皇帝主体思想的一致性。

这种官场逆淘汰，以思想格式化的形式进行。

大家熟悉的刘墉，历史上是个清官，但随波逐流的事儿没少干。

一次，刘墉受到乾隆皇帝的召见，一只虱子顺着刘墉的衣领爬上去，一直爬到他的胡须边上。乾隆帝忍住笑，什么也没说，而刘墉还不知道这件事。

等到刘墉散会回到府邸，仆人看见了虱子，请示是否要把虱子去掉。

刘墉听了，直摇头：“这虱子一直待在我的胡子上，皇帝已经见过了，有福分，千千万万捉不得。”

刘墉对皇权的跪舔，由此可见一斑。而这件小事，也是清代整个用人环境的绝妙讽刺。谁管你是虱子还是老虎，能干还是窝囊，只要被皇帝垂青，那就等着一步登天。

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教首林清率领众教徒，秘密潜入紫禁城，发动了暴动。

但事实上，在暴动发生前，情报已被清廷上下多个部门侦知。然而，没有一个官员上报，都生怕揽责。大家都在捂盖子，坐等出事。反正只有皇帝是威武圣明的，我们什么都不是。

事发时，坐镇京师的大学士曹振镛手足无措，直到叛乱平定才镇静下来。后来，有人讽刺他“庸庸碌碌”，他自我解嘲说，那个时候的庸庸碌碌，也颇不容易啊。

的确，那时候，朝中多的是曹振镛这样的高官。他是嘉道两朝名臣，生前官居高位，死后备极哀荣。有门生曾问他为官秘诀，他说得坦坦荡荡：“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而已。”

我们知道龚自珍写过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时候，整个帝国官僚阶层，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没有自主思想的庸官啊。

官僚人才逆淘汰并未到此为止，最可怕的是，它还向体制之外延伸，往下一代灌输。《增广贤文》这类蒙学读物在清代的流行，就是逆淘汰从娃娃抓起的典型。

传统的经典教人怎么行善修身，而清代广泛流行的蒙学读物怎么教小朋友？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灌输给下一代的东西，几乎都是如此油腻的价值观。

可见，由政治滑坡引发的整体社会道德滑坡，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晚清面对西方侵略者的溃败，现在看来，除了一直强调的武器装备代差之外，人的因素恐怕影响更大。相当于两个世界的人打起来，一个是有创造性、有自主性的人，另一个是无创造性、无自主性的人，谁输谁赢，结局不是早就写好了么？

同治七年七月（1868年9月），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数年后，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此时，他终于有机会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同治帝、恭亲王奕䜣以及文祥、宝鋆等高官，并在几天之内四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

后来，曾国藩对人说，这些人皆非能担当王朝中兴重任之人。

帝国最高层的人物，尚且如此，他们以下的人就更加庸碌无为。曾国藩不禁哀叹清王朝的未来“甚可忧耳”。

历史学者雷颐指出，这种局面，正是一个衰朽政权用人制度逆淘汰的结果，但反过来，这种逆淘汰又会加速这个政权的衰败。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中日战争前夕，一个年轻的医生怀揣一篇长达八千多字的《上李傅相书》，请求面见当朝大红人李鸿章。

李鸿章听闻来者情况，笑说，医生也懂治国，真是笑话。遂不予接见。

仅仅十多年后，这名被笑话的年轻医生领导的体制外革命，终结了清王朝这个腐朽的庞然大物。而他，从一个被无视的医生，变成了新政权的“国父”。

想当年，在《上李傅相书》中，他提出，中国效仿西方三十余年，仍无法与西方抗衡，首要原因在于——人未能尽其才。

人才逆淘汰盛行近五百年，请问，人如何尽其才？要是能尽其才，你孙文也不至于被逆淘汰成为革命者，是吧？

晚清最著名的“裱糊匠”李鸿章，一生风雨修破屋，谁曾料到，最后把一个人关在门外，这个人求进不得，却招呼了一群人把屋子全拆了。

这是偶然吗？恐怕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