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卡尔同志——今年5月在我校大学生读书会群里的讲话_风闻

   今年是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      

    按咱们中国的传统历法，卡尔是位属虎的同志——看他的样子，确实有虎虎的生气和王者的风范。       

    卡尔同志是欧洲中部的德国人，他的家乡在德国的莱茵省，往西一点儿就是浪漫而激进的法兰西，再往西往北，就是当时文明最为发达的日不落帝国——英国。      

   人类的解放，当然应该从文明程度最高的地方开始，于是卡尔决定向西发展。      

   可是卡尔——还有他最好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同志——往西游历的过程，虽然著作等身，威名远播，却运气不佳，一直没能干成自己想干的事业。       

  于是在诞生大约一百年后，他猛一转身，开始行色匆匆，风尘仆仆地一路向东行走：

        他跨过静静的顿河，来到圣彼得堡和莫斯科……        

    记得我在前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里读到过这样的情节：       

   沙皇派哥萨克骑兵镇压大学生的示威，一位大学生把一点儿钱和一张画像塞到一名哥萨克骑兵手里，对他说：“这是家父，老总，帮我为他祈祷吧！”        

    哥萨克军官来巡视的时候，在士兵手里发现了这张画像（这士兵很仗义，拿了大学生的钱买了酒喝，还真的为他的“父亲”祈祷）。士兵讲了一遍画像的来历，并说：

   “也不知他这个爸爸叫什么名字，看样子像个买卖人，挺和善……”         

    军官对着画像定睛一看，狠狠地一鞭子抽到士兵身上，大骂：        

   “混账！瞎眼鬼！什么他爸爸？！这明明是德国来的乱党头子——马，马什么…..马克思！”       

    他又穿过冰雪覆盖的西伯利亚荒原，进入遥远的中国……         

   出身湖南贫苦农家的彭德怀在军阀部队里当营长的时候，第一次碰到共产党员段德昌给他讲马克思主义，送给他的一本《共产党宣言》小册子上也印着这张像。彭德怀如饥似渴地读完了这本书，心悦诚服，醍醐灌顶，他称作者为“马大胡子”。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采访红军的时候，也发现红军指战员给马克思起了一个“马大胡子”的外号，战士们看着活动室里的马克思画像，眼神中流露出一种深情的敬畏——毕竟，中国人很少留这样的大胡子。        

  “只有那些穆斯林红军（他们很多是被红军从西北马家军中俘虏过来的）是个例外，”斯诺写道，“他们也许是中国红军中唯一对马克思的大胡子感到亲切的一群人。”               

 卡尔的东行，使他收下了几名最为得意的学生：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还有人数最多也最勇敢坚毅、吃苦耐劳的战士。        

  今天气象空前，蒸蒸日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对卡尔东行的巨大的纪念，也是他的东方学生和战士们用鲜血、生命、智慧和汗水，向自己的卡尔老师交出的出色答卷。                              

  当然，我们今天来纪念卡尔同志，可不能光是对着他这一部特“有型”的大胡子发呆，也不能只是回忆大胡子老师指引我们创造的往昔的光荣，更重要的是得联系我们今天的现实，重温卡尔的教导，继续思考卡尔提出的问题。      

    在对学生解读卡尔同志30岁时写的《共产党宣言》1-4章的过程中，我感到，如果我们希望卡尔的旗帜指引我们走向更伟大的胜利的话，那么以下问题是很值得认真思考的——当然肯定还有很多别的问题，但我目前想到的就是这些：

         1.《共产党宣言》说的资产本主义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发展；        

         2.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民族情感和爱国主义的关系问题；       

         3.“消灭私有制”与当今中国鼓励发展私营企业和引进外资的关系；        

         4.《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主义婚姻家庭观和妇女解放思想的当代意义；     

         5.“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6.《宣言》第三章所批判的各种反动或错误思潮的当代发展及影响；     

         7.当代工人阶级政党与其它进步政党或进步社会力量的关系； 

         8.对《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如何理解？

          读研的时候，一位老师曾经提醒我们：“做学问要研究真问题，不要研究伪问题。”     

       那么，怎样才能思考和研究真正的，有意义的问题，而不是汲汲于那些无意义的、无聊的问题？         

  我觉得，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像卡尔同志那样：既坚定信念，又直面矛盾。      

     上面八个问题中的每一个，都涉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面临的某些重大矛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解决这些矛盾提供了立场和方法，但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这些问题发展到现在的很多状况，可以说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例如：       

   “在信息化时代的新生产力基础上，国家驾驭资本和市场的合力来逐步消灭资本主义”，这已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正在进行的前无古人的尝试——而卡尔同志当年似乎认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将主要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之后，就可以一路凯歌地迅速压缩私人资本的生存空间，直到将其最后消灭。      而现在的情况似乎是：卡尔那个时代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某种意义上还只是真正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前奏，“社会化大生产”到了信息时代才真正灼然可见其轮廓。公有制能够决定性战胜私有制的时代的确正在到来，但这种公有制的形式也必须适应新的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它或许不必在绝对量上占优势，而是可以通过某些信息化的控制机制而占据支配地位，强有力地约束私人资本的流向和流速，使得私人资本在宏观上为社会主义服务并逐渐改变自身的性质；       

   又如：“前资本主义文化（例如中国传统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对接来超越资本主义文化”，这已经是中国加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并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汲取，现在看来主要是集中在个人修养和社会共同体意识方面，因为它能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个性化、日常化——而卡尔同志当年似乎并没有想到要到前资本主义文化中去汲取太多的资源；        

   “中华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有机结合”，爱国主义实际上成为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追求人类共同繁荣进步的伟大动力。在中国，不爱国的人实际上是谈不上什么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而卡尔同志当年似乎认为由于大工业的与全球贸易的发展消灭民族隔阂，更由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民族情感和爱国主义会成为不必要的、落后的东西（这一点是不是可以无保留地照搬到中国呢？我在风闻社区的《岳飞、王夫之、民族主义》一文中有过探讨）；     

      …….        是的，这一切充满了矛盾：       

     列宁当年曾说：“黑格尔的《逻辑学》这部最唯心的著作，唯物主义最多，而唯心主义最少——矛盾，然而是事实！”         

    今天的中国呢？或许我们也可以说：她看起来“最资本主义”，比美国还资本主义，现在正在接过自由贸易、全球化这样过去被认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大旗”，攻城拔寨地架空、瓦解资本主义——矛盾，然而恐怕也是事实。        

     秘密也许就在于：

     这个“最资本主义”的“最”，明显不是私人资本能够自发达到的——例如列宁指出过：土地国有化才能够使资本主义获得最广阔的发展空间，但这恰好是私人资本主义做不到的——而是卡尔的中国学生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有计划作为，而这种宏大、长远的有计划作为，正是社会主义的典型特征。         

    卡尔同志对这一切会怎么看呢？      

     我想，和一百多年前一样，他不会要求他的学生和战士把他的只言片语都当做教条来株守，面对新的形势，当然应该有新的斗争策略。已经创造了奇迹的中国党和人民，当然可以期望继续创造奇迹。         

   但我又认为，他一定会诚恳地指出一些必须注意的事项，例如：    

     第一，我们要真正地研究发展着的现实，切实地总结前进中的经验教训，而不是只提出一些表面上标新立异而没有实质性的新内容的空洞名词，更不能用这样的词汇去自欺欺人，愚弄人民；     

     第二，无论国内还是国际，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时间会很长，那么在这期间一方面要防止帝国主义国家颠覆、破坏和侵略，另一方面要时刻注意在可能条件下逐步增强生产和分配中的社会主义因素；       

     第三，驾驭这样的复杂矛盾，需要强有力的工人阶级政党，而如何保证这个政党的不变色不变质（当然，出现相当数量的变质分子在所难免，这里说的是党的整体），是最为关键的问题，这一点如果做不好，我们就会满盘皆输——希望每个有觉悟的工人同志、党员同志都要为之付出百倍的注意和努力；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党需要真正扎根群众，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组织程度和民主权利应该得到充分的提高和发展。        

    总之，我们要记得：大胡子卡尔同志永远在注视着我们。        

    最后，让我们引用135年前的今天（考虑时差），他最好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同志在卡尔墓前的讲话，来纪念我们这位最伟大的导师：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      

  “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