嘻哈电子吃肉，摇滚民谣喝口汤行吗？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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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首发于公众号：北方公园NorthPark

作者：熊韧凯

编辑：木村拓周

声势浩大的《即刻电音》终于在第二期制造出来一个热点，节目组把冯提莫请了上台——一个很难说跟音乐创作，莫论跟电子音乐有任何关系的网络主播。

最终剪辑出来的版本里，导师张艺兴僵持了八分钟，最终还是给冯提莫通过了。未被剪入的镜头有多长就不知道了，很多号称参与现场录制的观众说“节目组导演三次喊停录制，劝张艺兴给 pass”，但也无从考证，反倒是张艺兴自己发微博说是自己选的，不赖节目组。

这种很显然是为了“打破次元壁”、吸引目光、制造矛盾点的设置，在一档以电音之名的综艺节目里，其实是可被观众接受的。

同理还有《中国新说唱》请土味网红 Giao 哥去参加海选，或者把一个刚接触说唱三五个月、却有很多娱乐圈好友的电影制片人送进正赛好几轮，还给了很多镜头。

这些事情出现在电音、说唱类的综艺舞台上，其实不太会被苛责。观众顶多骂一嘴 fake，然后接着津津乐道看戏听歌。电子、嘻哈这些音乐流派，和消费文化、娱乐场景之间其实没有隔阂。反倒是越和消费、娱乐碰撞，它们的发展越兴盛，看看这几年多少电音和说唱的音乐节就知道了。

但你很难想象这些事情被放在任何堂而皇之“以摇滚/民谣之名”的舞台上。

相比起电音和说唱乐，摇滚和民谣在这些年展现出了一种膈应，一种和互联网生态下的青年人消费文化不相容的状态。2015 年底，崔健参加《中国之星》录制，由他推荐的舌头、痛仰的表演被剪掉，他本人也被树立成一个顽冥暴躁、与年轻一代流行文化格格不入的形象。崔健在网上恨恨地说：

“小时候我以为世界上最残酷的是日本鬼子、德国鬼子，现在我发现世界上最残酷的就是剪辑师。”

所以后来他收到《中国乐队》导演陈韬邀请的时候，问陈韬:“你是不是要做一档真的节目？”就这样，他们做成了一档没有海选，没有对抗，没有淘汰，也基本没有任何影响力的“真的节目”。

崔健应该有张艺兴的觉悟。就算没有节目组导演或者剪辑师的残酷，就算没有所谓行政力量对文艺创作的横加干涉，现今这个音乐消费体系下，大众媒体上的摇滚乐和民谣乐，恐怕只能是汪峰和赵雷了。

前几天，太合麦田宣布联合几十个厂牌和乐队发起“独立音乐联合体”，一众独立音乐圈的从业者、用户惊呼，“这是要和摩登天空正面刚啊”。

把独立音乐限定在摇滚和民谣的话，这个领域，除了手握音乐节这个离钱最近环节的摩登天空之外，确实很久没有什么大动静了。

民谣和摇滚可能从根上就离钱远。

1995 年，高晓松、老狼、郁冬一帮刚刚录制了校园民谣唱片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讨论着要成立个工作室。几个人为了工作室的名字吵来吵去，最后郁冬提议叫“麦田”，大家这才一致同意。

这个名字来源于张楚的《冷暖自知》：“我没法再像个农民那样善良，只是麦子还在对着太阳愤怒生长。”前一年底在香港红磡举办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刚把“魔岩三杰”抬上 了神位，何勇、张楚和窦唯一时成为大陆青年人最熟悉的名字。

高晓松是清华子弟，老狼父亲是航空航天部总工程师，这些知识分子家庭的小孩，接触到摇滚乐的途径和大院子弟是不同的。崔健的那股叛逆劲，即使不是承袭自林立果，也是在 “阳关灿烂的日子”下熏陶出来的，是一种“动物凶猛”；何勇在采访里也说，自己是拿了父亲文工团里的电吉他，再到大院里呼朋引伴，乱嚎乱弹摸索出来的。

至于老狼们，则是在外国进口录像带里看到了 Bon Jovi，在印有“内部研究资料”的《光荣与梦想》里第一次系统了解 Rock N’Roll，在这个 1979 年商务印书馆版里，刚刚从“五七干校”出来的董乐山先生还以为这是一种舞蹈，翻译成了“摇摆舞”。

在知识分子家的孩子们看来，何勇太躁狂，窦唯太阴郁，张楚那种娓娓道来的唱法，极具人文主义关怀的歌词才符合他们的调性。《春风十里，不如你》中张一山饰演的文学青年秋水放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也是张楚的歌，很大程度上就凝聚了原著作者冯唐的青春记忆。

工作室创办之后，美国回来的宋柯又帮助其商业化成立麦田音乐公司，发了三张唱片都取得极大反响，2000 年就卖给了华纳。高晓松后来回忆说:

“这是因为盗版猖獗，所以才做不下去了。那时候穷的连工资都发不出了，我也有点心灰意冷，就环球旅行了两年，我这才意识到，世界不是苟且，世界是远方，行万里路，才能回到内心深处。”

说得多好啊，只是一点没提，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他漫行远方的钱是哪里来的。

毕竟 90 年代初高晓松就自办广告公司，开上林肯了。后来几个人在一起搞音乐，老狼耳根软，老听别人和他说校园民谣多没劲啊，你应该做摇滚。他和高晓松说，两人在酒吧里喝酒，吵了起来，桌子都掀翻了，高晓松还差点拿椅子砸老狼。

其实高晓松没说错。不久，窦唯就出了那张《艳阳天》，在商业化和自我表达中挣扎的他选择割裂与过往的所有联系；何勇在演出时暗讽全国劳模李素丽，惨遭封杀；而不识谱的创作人张楚也陷入灵感枯竭，再出一张专辑后回西安隐居。

但是决定命运的是性格，而不是做对了个别选择。后来“张楚死了，何勇疯了，窦唯成 仙了”，老狼听从高晓松的建议坚守民谣，也沦落到在酒吧卖唱。

高晓松却乐乐呵呵地改做影视、当快女评委。2016 年，老狼搭民谣热末班车才重回大众视线，酒驾之后的高晓松则已经凭借《晓说》和《奇葩说》成为半个全民文化 idol，又高调退出娱乐圈做阿里娱乐战略委员会主席，给马云写歌去了。

今年 7 月，新融资 10 亿的太合音乐宣布原创厂牌麦田音乐回归，没高晓松什么事，但重新把老狼请出山担任主理人了。太合从去年起和窦唯合作，又开始着手布局 live house。麦田音乐重启后，9 月办 了首届麦田音乐节，10 月挖来李志，12 月 3 日又发起那个声势浩大的“独立音乐联合体”。

只是，让这帮不会挣钱的独立音乐人来帮你挣钱，现实么? 

在老狼沉寂的这段时间里，大陆最火的独立音乐人是李志。

扎克伯格说过，很多历史巨人都是在大城市的小资舒适生活里长大，然后将这些优势转化为变革力量。但这是就安逸稳定的社会形态而言，就企业家而言；对于变化中的社会形态， 往往是处于变革之中通达堕距两端的人，可以把握住更为广泛的情感。

1999 年，李志从东南大学辍学。这个农村来的年轻人小时候只有一个梦想“长大以后不种地”。对于李志而言，城市象征着无限的可能性与自由，考上重点院校不过是逃脱故土的契机而已，一纸文凭没啥意义。

那一年，同样是大学辍学的朴树在麦田音乐发布了第一张专辑《我去 2000 年》，一下子就卖出了 30 万张。但朴树的父母是北大教授，1993 年辍学后供他在家全职创作，每晚都可以在家门又的小运河边弹琴唱歌；李志的父母是文盲，他只能一边瞒着父母，一边找些零工供得起自己的基本生活和读书、听歌、上网的爱好。

在网吧里泡着的李志通过聊天室认识了一个郑州的女孩，通过网络给人家唱了首《北京的金山上》，又逃票坐火车去见了她。这段网恋经过，最后被李志写成了《关于郑州的记忆》。  

其实，你很难想象今天的创作者会把跨省约炮的故事写成歌。对于李志来说，那是现代化生活给予他的自由，因为突破禁忌，才带来朦胧的美感。

但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多了 5 个亿的城市人口。青年人的精神面貌在千禧年之后十几年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浪潮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城市对年轻人而言是透不过气的水泥丛林，他们需要的出口，要不然指向虚无，要不然是彻底自然、真实的表达。但无论是足够思辨性的还是足够娱乐性的，李志似乎都给不了了。

不过在这个层级的文化消费市场极其匮乏的情况下，虽然李志新专辑的评分越来越低， 三三四还是能办下去，跨年的票还是能卖出去。这有赖于李志团队领先行业的专业化、职业化的操作。

所以李志的前经纪人迟斌才说，“李志江湖义气弱，但执行力特别强”。

真正让迟斌火起来的是他追问《明日之子》侵权行为的电话录音。对于学计算机出身的迟斌来说，他一直在用及其细致、全面的幕后工作，来维持李志率性、独立的形象，即使是面对高度专业化的综艺团队也不在话下。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无论加盟太合的决定，和迟斌离开李志团队两件事之间谁先谁后，其实都可以看出李志已经认为，自己的势能应当由更大的团队、更商业化的运转来维护。

虽然迟斌和李志分手了，但两人共同缔造的这段旅程，还是为中国独立音乐起到了不错的示范作用。“独立音乐”这个 title 可以这么叫，但是音乐行业要真的进步和发展，靠的不是每五年八年能蹦一个不世出的天才，不是“独立”，而是完善、专业、职业的分工和协作。

前两年的民谣热，撞上了一个城市青年人普遍焦虑的时期，民谣的意涵也被电视屏幕局限在了诗和远方。在听众的反向要求之下，民谣变成了“一个人，一把吉他，一杯酒”。

但要持续创造高品质的音乐作品，不管什么流派，好的团队协作、分工是必然的，用影视圈常用的话术叫“工业化”。即使是科恩这样的音乐人，也只能归类为 singer-songwriter，更何况后期的优秀作品也是在 Sharon Robinson 等优秀制作人的操刀下完成。

客观来说，目前国内民谣人在普遍音乐底子有限的情况下，持续创作能力有限。过度依赖个人灵光而非体系，会发生什么情况？宋冬野谈自己吸毒的时候说过了，“挣钱挣多了之后，实在写不出来了”。

马世芳说过，李志的歌是屌丝文青和诗人愤青的结合体，呼应了十几年中国社会尤其是离乡打工的知识青年。迟斌说，这就叫“城乡结合部摇滚”。

这意思就是，中国本土音乐的表达重心转移，和改革中突出人群的重心转移是一致的：最先是旧政治权力掌控者的后代，这些“忠臣逆子”们玩的是摇滚；然后是城市知识分子的孩子，他们身上混杂了小布尔乔亚情调和传统文人特质，吟唱着校园民谣；接着是从乡镇、小城走出来的新知识青年，他们在快速城市化中既受益又迷茫，把大陆的摇滚和民谣一同引向 了 indie 时代。

按这个逻辑推导，在城市白领与小镇青年的文化娱乐消费倾向日益弥合，大家都一起看《中国新说唱》、刷抖音、打王者荣耀的今天，李志恐怕也会很快变得不合时宜。

今天的年轻人，无论来自北上广深，还是“新津青年”孙笑川这样的，所有文化娱乐精神需求基本上都由同样的几个平台解决。长视频看“爱优腾”，短视频刷抖音快手。娱乐平台完成了一波更新换代，流量集中在少数几个头部平台上，于是大量的用户喜好反过来指导了内容创作。

这么说吧，仔细想想，过去这两年能被称为全民传唱的爆款单曲，有没有一首是没经过抖音、快手发酵的？从“陪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想摘下星星给你”到“人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

甚至，今天那些“神曲”创作者，可能在写歌的时候，就要想好这首歌里哪几句歌词应该写得具象化一些，或者情绪明显一些，方便给网红们拿去拍短视频了。

渠道之外，电子、嘻哈在线下的消费场景里，也比 indie 适应得更从容。从工体夜店、酒吧到郊外大型场地，party 型的电子音乐侵食了大量市场空间，与之相对的是从前为民谣、摇滚乐服务的 live house 因为收入匮乏从二环内往外节节败退。

唯一一家还是成规模的独立音乐公司就是摩登天空，前面说过了，它拥有者最好的音乐节品牌，而这个环节是独立音乐离钱最近的地方。

沈黎晖 1997 年创办摩登天空的时候是为了给自己的乐队发唱片，头几年还是很看重兄弟情谊的。那时的摩登天空签了不少沈黎晖的朋友或他欣赏的音乐人，结果就是不挣钱。为了能让公司坚持下去，沈黎晖把北京的 4 套房子全都卖了。最惨的时候，公司需要把一半的办公场所租出去，换点钱给员工发工资。

但摩登天空早就把自我认同更换为“互联网思维的音乐公司”了。沈黎晖也说“在今天这个时代里，科技就是摇滚乐，而乔布斯、扎克伯格则是这个时代里真正的摇滚明星，他们用科技的手段颠覆了世界原来的游戏规则。”

说明白点，就是摇滚乐的故事讲不下去了，接下来讲的是互联网的故事，抢占市场，快速扩张，赢家通吃。但这在很多独立音乐人眼里，就变成了过于商业、吃相难看。

《有嘻哈》火了之后，坐拥红花会和 Tizzy T 等嘻哈歌手的摩登天空被视为这波热潮的最大赢家。那时的沈黎晖对媒体说：“如果说嘻哈都会死，那真的没得听、没得看了。”言下之意，是他之前一直扶持的 indie 已经差不多死了，已经没什么好听，没什么好看的了。

但当嘻哈被严控之后，沈黎晖一点都没表现出痛心：“对我们而言会有自己的路线图， 相比看所谓的趋势，摩登天空更倾向制造趋势。”

沈老板画起饼来，是连郭广昌的复星集团都愿意吃的。但无论太合还是摩登，恐怕都很难凭一己之力，去消除摇滚乐、民谣，在这个消费时代之下，和移动互联网一代中国年轻人市场之间产生的膈应。这种膈应包括“怀疑”、“批判”为主的精神内核和现今年轻人普遍生存状态的鸿沟，以及他们形态与传播渠道、消费场景之间的鸿沟，等等等等。

臧鸿飞说过这么一件事：他和李志、宋冬野一帮人在东直门一个饭店吃饭，一个男的拿着箱琴推门进来说哥们，听歌么。那男的抬头看了下在座的人，一愣，转头出去了。

微博下面全是调侃，只有老狼哀叹人生不易。也许经历过人生起伏的他知道，很难说在座的各位不会有沦落至卖唱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