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录：《初使泰西记》与《瓜种兰因》中的概念挪用_风闻

歌德有言称：不了解外语者，对自己的母语也一无所知。反过来看，我们也必须通过母语来学习外语（至少学第一门外语时是如此）。若扩大到以语言为基础的整个文化交流过程来看，用自己的文化概念去理解他者文化，或者以他者文化为镜反观自身都是很自然的事。近日翻阅几本清人首次出访外国时留下的游记，作者为了将自己所见西方之物为中国读者所理解，他们挪用自身文化的某些概念并加以重新诠释。观察这些概念如何被挪用和再诠释，便是相当有趣的工作。一下我举志刚《初使泰西记》两个片段为例。

1868年，志刚作为随员同蒲安臣一道开始了对欧美诸国的正式访问。他在日本换上了前往美国的大轮船“斋那”号（我不确定是不是“China”的音译），这是一艘蒸汽动力船，其运行的原理自然引起了志刚浓厚的兴趣。他花了相当的篇幅详细描述了轮船蒸汽驱动装置如何运转，尤其是对于水汽循环装置的灵巧设计颇有赞赏，但是虽感洋人设计精巧，但他却总结说：“然作用纵多，皆秉于一气，而一气生于水火。虽云机事，亦不能不法自然也”[1]。从这个“不能不法自然”出发，志刚开始了挪用中国概念的解释：

“如人之生也，心火降，肾水升，则水含火性。热则气机动而生气，气生则后升前降，循环任督，以布于四肢百骸。苟有阻滞则为病，至于闭塞则死。此天地生人之大机关也。识者体之，其用不穷。此机事之所祖也。”[2]

于是中医的概念被挪用到蒸汽机远离的解释中，而同时代中国的医术也从西洋，甚至日本汲取新概念和新知识。日本人对于西方解剖学的了解较早，1774年日本人杉田玄白就翻译的德国医学家J. Kulmus所著的Anatomische Tabellen 为《解体新书》，其中许多人体器官名称的翻译如“神经”、“软骨”和“动脉”都影响深远[3]。中国最早的类似译著是陈修堂与医生合信（Benjamin Hobson）的《全体新论》（1851年），其对名词翻译的犹豫，Larissa在The Afterlife of Images 中有详细的论说[4]，这里就不提了。

回到志刚的《初使泰西记》，挪用中医的理论来解释蒸汽机的原理虽然显得怪异，但并无价值判断于内。志刚在瑞典得到接待时，描述其礼节“作乐侑食，皆近古礼”，故有“礼失求诸野，不其然欤”的感叹[5]。志刚在此把中国文化中常见的崇古倾向和自己对外国礼节的良好印象结合在一起，认为西方良好的社会风俗其实是中国古礼的复兴，这使得在褒扬的同时为己文化保留了足够的面子，但又隐含着对中国现状担忧之意，将崇洋与好古结合一体，不知是该称赞巧妙还是视作一派胡言。

志刚所处的时代是中外关系缓和之后的蜜月期，蒲安臣使团正是这一时期中外友好关系的代表。不过1870年代开始，随着阿礼国休约的失败和天津教案的爆发，中外关系再度缓缓走向动荡与不安[6]，而到了世纪末，更是伴随着庚子拳乱而陷入无可挽回的境地。而这一时间段内，随着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了解的加深，概念的挪用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带有更加明确的目的。1904年，上海上演了由汪笑侬创作的新风格京剧《瓜种兰因》，这部剧的主要情节挪用了瓜分波兰的历史事实，但是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三个历史上真正瓜分者在剧中并非波兰灭亡的元凶，作者认为的和波兰“同种”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才是屠灭波兰的国家。在剧情中，由于一场外交侮辱，土耳其决定惩罚波兰。在一个受过教育并不满于波兰现状，希望用自己的背叛换取利益的波兰人带着土耳其军队越过了一位自以为握有天险而傲慢无能的将军所守卫的边境。在战争中，波兰贵族院的不团结和皇帝的无能导致了战败[7]。

《瓜种兰因》因其巧妙的剧名而带来丰富的暗示，“瓜”既可以理解为一种相对于“种”的“结果”，也可以解读为动词“瓜分”；“兰”显然是“波兰”的音译而“因”和“种”都有解释原因的意涵，瑞贝卡还认为这里的“种”暗示人种，即汪笑侬认为正是“同种”的土耳其人灭亡了波兰[8]。剧名中所隐含暗示符号的多义性与模糊性同样反映在对于其象征意味解读的多元性上，剧中的波兰既可以被认为是被日本瓜分的朝鲜，也可以看作即将被瓜分的中国，而波兰和土耳其“同种”的设定自然让人联想到被认为是“同文同种”的中、日两国。这无疑相当程度上反应了甲午战争对中国知识界带来的冲击。

总之“波兰”这个概念在20世纪初，被挪用成为一个固定的象征话语，即中国最不堪的将来：被列强瓜分，而最大的威胁，正如汪笑侬所暗示的，正是来自“同文同种”的日本。为此，他不惜挪用历史上的成例，强行把根本没有关系的波兰和土耳其加上了“同种”的设定，以达到自己戏剧所需的寓言效果，概念挪用的目的性昭然若揭。

因此，无论是翻译，还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交流过程，都难免带有有意无意的概念挪用或误用。如何挪用，又如何诠释，渗透着相当程度的主观性质，甚至明显的恶意和权力诉求，这也是翻译过程难以避免的信息减损和冗余添加的双重过程。所以尽管明知中文的“是”和英文的“is”,德文的“ist”或日语的“です”绝非完全相等，可还是不得不建立起彼此的对应关系，可是若无此代价则翻译便不可能。

于是，我不得不对那些超越语言边界的真理的存在产生了怀疑。既然如此，那人类社会的理解又将立于怎样的基础之上呢？大概巴别塔毁灭之后，这个问题就永远得不到解答吧。意大利语有谚曰“traduttore, traditore”（翻译即背叛），即是如此。

[1] 志刚，《初使泰西记》，见钟叔河 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一）》，长沙：岳麓书社，2008，页256。

[2] 志刚，《初使泰西记》，页256-257。

[3] 顺带一提，新房昭之的动画作品《再见！绝望先生》第二季的开头OP的画面大量引用了《解体新书》里面的画面，由于其怪异的表现风格和OP音乐（空想ルンバ）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4] Larissa N. Heinrich, The Afterlife of Images*：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33.

[5] 志刚，《初使泰西记》，页327。

[6] 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7] 瑞贝卡，《世界大舞台：19、20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页40-41。

[8] 瑞贝卡，《世界大舞台》，页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