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宪 | 改革，沿着它自己的逻辑展开_风闻

陈宪 |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编者按】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于2018年初，开辟“一个人的40年”专栏，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学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心路历程，描绘气象万千的当代中国，对过去中国以总结、对当下中国以启示、对未来中国以期冀。专栏推出以来取得良好反响，不少学界人士应征投稿，本专栏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本期推出陈宪教授从经济学角度对改革的分析。

从经济活动的侧面望去，40年改革，就是沿着不断引入市场，不断摆正政府和市场关系，不断激发增长动力的逻辑展开的。在未来相当的一个时期，这一过程将继续下去，其深度和广度将继续延伸。我在这四十年中的就学和工作，都与此相关，故有话要说。

话从高考开始说起

1978年，中国改革元年。那年，我和很多想上大学的年青人一样，在用心备考。

我是69届初中生，“文革”爆发的那一年小学毕业。上了两年多中学，1970年4月，还不满16周岁，就到江西农村插队了。两年多后，机缘巧合，我当上铁路警察，后又担任公安处团委副书记。在那个年代，铁路局的工作，又是共青团干部，的确会被人们羡慕。但是，我一直在惦记上大学。如果我用远大志向解释，那真是把自己说伟大了。我觉得只有一个靠谱的理由，那就是从小在大学校园长大，始终以为上大学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只有事实上的小学文化程度，考上大学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从77级开始考，到79级才考取大学。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和改革走得更近了。

1979年9月，我踏入正在复校中的江西财经学院（现为江西财经大学），开始在计划统计系国民经济计划专业的学习。在当时，这个专业颇受青睐。1985年和1991年，我到中国人民大学计统学院读硕士和博士时，这个专业的名称分别为，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和国民经济管理。现在，它被归入国民经济学专业，并已成为一个比较冷门的专业。由此，多少可以看到改革逻辑的一些影子。

铁路警察时的作者

市场经济成为改革目标

从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因此，改革就是要引入市场，以解决计划经济体制僵化和动力不足的问题。对此，邓小平的认识是超前的、深刻的。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谈到：“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1985年10月，邓小平在回答外国媒体提问时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邓小平不能说服他身边的同事，改革共识难以达成。直到改革开放14年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写进了党的正式文件。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期间，曾有一本书，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受到热捧。至少在人大，经济学类的研究生几乎人手一本。这本书将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归结为“短缺”。在一个供给短缺的社会，人民向往美好生活是无从谈起的。尽管我的专业是“计划经济”，但对计划经济的弊端，有着比常人更多一些的认知。记得当时北京有一家《经济学周报》，我在上面发表短文，就用了市场经济的概念，阐发对改革的希冀。90年代初期到人大读博后，我在导师钟契夫先生的指导下，将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确定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行为。

到了经过三年“治理整顿”的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再度提出市场经济。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市场经济”第一次被正式写入党的文件。十四大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报告要求，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习近平高度重视党的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探索。他指出，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出，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在不断深化。由此得出的重要结论是，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大的作用。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牢固确立了经济体制中市场的主导地位。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的“和”改为了逗号，文句更加通顺了，二者关系的表达也更加准确了。到这个时候，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及其中核心问题的理论探讨，基本可以画一个句号了。但是，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以及它的动力机制。这个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倒逼下，逐渐显现并提到应有高度。 

  重要的是微观基础重构

 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政府为了防止经济过快下滑，进而导致严重失业，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政策。但由于外部需求冲击比预想的要严重，同时，刺激政策将原本已经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主要是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和债务问题推向了更加严峻的地步。所以，在2014-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相继提出“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战略和新举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社会动员和实施途径也同时提了出来，试图从激发中长期增长动力的角度，并通过自下而上的力量，实现中国经济转型。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新常态”；11月，他在APEC演讲时，概括了“新常态”的三个特征：中高速增长，结构调整优化和创新驱动。2015年年中的一段时间，人们已经熟知的“权威人士”（刘鹤副总理）在考察和会议中三次提到“企业家精神”。文汇报的记者很敏感，问我是否可以写一篇文章。我在《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原始动力》一文中提出，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不是所谓“三驾马车”意义上的来自需求侧的动力，而是指供给侧动力，主要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到2015年11月10日，总书记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文汇报又让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在文中强调，中国目前还有大量阻碍供给侧动力形成和发挥作用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所以，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激发和产生供给侧动力。这就是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性，或大致的逻辑。至此，以改革的方式培育中长期增长动力，基本达成了共识。

说来也巧，也就在这一段时间，我利用带EMBA学生去以色列游学，到深圳为MBA学生上课、面试的机会，对这两个地方的创业创新做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和调研，增加了不少创业创新方面的见识。

基于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和许多经济学者一样，将目光转向了总供给、中长期增长这一侧。此后，我时常想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说过的一段话。他说，“印度政府是否能采取某些行动使印度的经济像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经济那样增长？如果能，那么应该采取哪些政策呢？如果不能，那么到底是哪些‘印度的特性’使其无法这么做呢？这些问题中间所包含的人类福利含义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我们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就发现很难再去思考其他问题。”像他说的那样，我发现，开始思考与增长有关的创业创新问题后，我对其他问题都感到兴味索然。这是因为，创业创新接近经济增长的本源和原因。我对卢卡斯这段话的深意有了新的体悟。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我被“冠名”“双创学者”的趣事。2016年年底，利用在深圳给MBA同学上课的机会，深圳湾创业广场邀我做了一个讲座，当时的讲题是《中国经济的希望在“双创”》。回来后，讲稿发给解放日报编辑。发表时，他们根据文中内容，将标题改为《“双创”并非权宜之策，而是转型大计》。我猜想，半是演讲内容，半是这个标题，国务院主办的中国政府网，在网站头条位置将这篇演讲稿挂了十多天。

据说，学者的文章在该网站挂那么多天，比较少见。期间，国务院有关部门给我打过电话，问我是否还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文章被国内各大网站转载。不知是笔误，还是其他原因，一家知名网站转载时标题出了状况。他们的标题原本应该是，《总理力推“双创”，学者说“双创”并非权宜之策，而是转型大计》，但是，他们漏了前面那个“逗号”，这样一来，不仅句子是不通的，而且意思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总理力推“双创”学者……，我就成了总理力推的“双创学者”。此后，有人给我发邮件，说他有一个好项目，要我向总理推荐，令人啼笑皆非。在上海经济学同仁的有关会议上，有人戏称我“双创学者”。在重本抑末的传统文化影响下，草根创业本来就不登大雅之堂，现在又被“炒作”得如此热闹，确实有人认为，这过头了。

我不这么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于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尤其在最终确立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培育中长期增长动力和新兴产业试错，乃至重构社会主流价值观等重要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且，经由无数次创业创新试错，进而走向成功的企业家，是社会最为稀缺也最为重要的资源。我们今天大力倡导的“双创”，就是培育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源泉。

我们在讲发展方式转型时，不能忘记中国的体制转型并没有完成。厉以宁先生说，我们现在是“双重转型”。尽管以国家创业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框架上已基本瓦解，但是，由民间创业构筑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微观基础还没有建立起来。我在深圳湾演讲时，用下面这段话开场：但凡社会在经历大的变革和转型的时期，一定会有一件自下而上的重要事情，影响甚至决定着变革和转型的成功。就像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的中国革命，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那么，正在进行的这场中国经济转型，哪件自下而上的事情对其至关重要呢？我以为，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当然，人类社会有许多自上而下的事情也很重要，但更为有趣、影响更为深远的，总是那些自下而上的事情。自下而上的“双创”，不就是构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所需要的吗？

重要的是可持续动力

美国经济学威廉·鲍莫尔在将熊彼特的理论范式运用于创新增长的实践时说过的，市场经济的最佳形式（亦即微观基础）就是大企业型和企业家（创业者）型两类企业的混合。大公司有专业化和规模经济的优势，在经济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中国的大公司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前者正在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实现动力机制转换；后者也有在做大基础上继续做强的问题，才能形成强大的动力。企业家型企业，就是现在常说的新创公司，它们有着充分的活力，进行着新经济所需要的各种试错，进而成为新动力即可持续动力的源头。这里，重点阐述三个与可持续动力最为相关的问题：创业创新内涵的变化，创业创新主体的转型和创业创新生态的作用。

创业创新内涵的变化。创业，是最原始、最基本的经济活动。但是，由于创业所处的时代背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所以，创业的内涵也在随之发生变化。我们看到，对应中文“创业”一词，有两个英文单词，一个是entrepreneurship，另一个是start-up。长期以来，中文的“创业”都译为entrepreneurship，它是一般意义上的，包括以前人们常说和常做的谋生型创业。我第一次看到start-up译为创业、创业的，是在一本书的封面上。这本书是《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的经济奇迹》。创业的国度，英文是START-UP

NATION。我曾经带着这本书和交大的EMBA学生到以色列游学，该书的作者之一索尔·辛格为我们做了一个讲座，并给大家赠送了英文版的《创业的国度》。start-up是这本书的关键词，在书中反复出现。现在，start-up除了译为创业、创业的，更多的是译为新创公司，也有译为初创公司，或者就是创业公司、创新公司。我觉得译为新创公司最佳，不仅表明公司新，在0—1的阶段，而且，做的事也很新。

创新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经济学家熊彼特最初提出的创新，是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革命性、破坏性的重新组合。也就是生产函数的改变。他特别强调，他所说的创新不是技术发明。所以，熊彼特创新源于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精神，或者说，熊彼特创新是企业家创新。我认为，这个内涵的界定与当时经济学内在技术中性假设有关。在技术进步如此迅速的今天，创新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家创新，二是科技创新。

不同于entrepreneurship，start-up专指以研发新技术和新模式的创业，内在着创新的创业。在以色列，新创公司主要在做新技术，因为基本没有做新模式的需求；在美国，新创公司大部分在做新技术，也有做新模式的，如亚马逊和Facebook；在中国，作一个大致的估计，前些年来，做新技术的少于做新模式的，BATJ都是做新模式起家的。这种情形当然与中国的国情有关，但肯定要发生变化，研发新技术也将成为中国越来越多的新创公司的使命。惟其如此，才能把关键技术、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

新创公司大量产生，有着深刻的经济、技术背景。首先，产品和服务全面过剩时代的到来，倒逼创业活动必须致力于新技术、新模式的研发，既供给创造需求，又改变需求实现方式。其次，各领域技术革命的活跃，互联网平台的出现，使基于新技术和新模式的创业，有着很大的想象空间和实现空间。理解这一背景的变化，了解今天的创业做什么，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创业创新主体的转型。纵观历史，早年从事创业的主体是移民。移民行为纵然有许多复杂的原因，但是，移民群体的一般特征是，具有冒险精神，渴望成就事业。美国成为创业创新的国家，与三次大移民有关，第一次是英格兰、苏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向美国东北部的移民；第二次是向美国西部，主要是今天的加州移民；第三次，就是二战以后从世界各地向美国的移民。在《创业的国度》一书中，作者告诉我们，以色列成为创业创新的国家，与前苏联解体后，那里的100多万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有重要的因果关系。再看民国时期的上海，改革开放以后的深圳，这两个城市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大发展，都是与移民在那里的创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移民成为创业创新的充分条件。

历史发展到今天，再希望通过大量移民谋求大规模创业，已几无可能。创业创新人才是今天的创业主体。创业创新人才成为创业创新的必要条件。他们当然可以从一个国家或城市到另一个国家或城市去创业，但这已经是个体的行为，而不是群体的迁居。创业创新人才来自于高等教育机构，特别是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就像斯坦福大学、MIT、特拉维夫大学等，被公认为是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未来中国也会出现一批这种类型的大学，在培养创业创新人才方面产生独特的作用。当然，唯有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才能产生中国自己的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

如果我们把劳动人口分为创业者和打工者，那么，他们各自的本质性差异在哪里？在《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一书中，作者观察和研究了创业者的行为，进而挑战了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说，提出高于短期理性动机或超理性动机的创业者行为。“在对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人类行为建立一个自下而上的新阐述时，我们质疑经济学家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一些基本假设。”他们认为，创业创新需要个人超越短期个人利益，并关注于长期共赢。作者说，在热带雨林（指创新生态）中让人们从事创新的动机是超理性动机，是指竞争的刺激、人类利他心理、渴望冒险、探索以及创造的喜悦、为后代做打算、渴望实现生活的意义等。超理性动机是基于创业者和创新文化，提出的对人类行为的另一种假说。

观察雨林，这里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虽然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与需要，但是创新却要求巨大的自我牺牲与自我约束以实现成功。这正是内在超理性动机的创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有人认为，企业家精神并不是通常所谓的企业家所特有的，究其本质，社会中任何个体，只要是愿意通过承担风险而获得超额回报，都可以认为是有企业家精神的。这其实还是在讲经济理性，任何谋求最大化的行为，都有程度不同的风险。根据我的观察和有限的访谈，不难看出创业者身上那种坚持、坚毅的品格，这些用最大化是解释不了的。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具有企业家精神，并最终成为成功创业者和企业家的人为什么少之又少？这取决于他或他的团队是否为“对”的创业者，是否在满足“对”的需求。经验表明，是否为“对”，是试错的结果，为“对”概率很小的试错。当然，他（们）是否处在一个“对”的地方（雨林）也很重要。然而，是“对”的创业者，又找“对”了需求，是否就意味着成功呢？答案是否定的。还有第三个试错，“人格试错”，亦即企业主能否在激励和约束之间找到平衡，既能够直面挑战，赢取各种商机，又能够克服自我膨胀、过度投机和不良习性等人格缺陷，进而，人格试错为“对”，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完成这个平衡的创业者和企业主，一定具有超理性动机的特征。

因此，今天是创业创新人才在创业；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超理性动机的行为特征；他们中的成功者，一定是出于超理性动机，在做他们的创业创新事业。

创业创新生态的作用。对于创业者来说，好的创新生态系统是“对”的地方，能够提高试错为“对”的概率。首先，创业活动比产业发展更需要集聚，也就是说，稀缺的创业者和其他各种创业资源，需要集聚在一个类似生态圈的地方，才能提高创业的成功率。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硅谷、硅溪和深圳湾，正是因为那里的创新生态系统优于其他地方，所以，那里出现了更多的新创公司，更多的成功企业。

2017年7月6日，我出席了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在发言的最后部分，我着重谈了创新生态系统的问题，并提出了建议。总理当即感兴趣地说，“关于‘双创’生态系统，你有没有对国内一些地方做过比较性分析？如果有系统性报告可以给我们，谢谢你。”总理给我布置了“作业”。当年暑假，我撰写了《基于硅谷与深圳湾比较的创新生态系统研究报告》，完成了这个任务。

生态系统是生态学的概念。借用到创新领域，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各个创新主体、创新环节和创新因素之间组成的，相互联系和依赖的生态链。不同要素和行业间创新链的组合，形成区域创新生态圈。创新生态是一种崭新的创新范式。与此前的机械式、靶向式和精准式创新范式不同，这种范式具有多样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如果将之前的创新范式比作目标明确的“市场”或“工厂”，那么，创新生态这种范式就是众多“物种”杂居，有可能产生新“物种”的“雨林”。在“雨林型”创新生态中，新的科技创新成果就会在一定的概率下产生。创新生态的质量往往就是由这个概率的高低体现出来的。

观察和数据均表明，创新成功的绝对数与创新主体有关，所以，要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业创新成功的相对数（概率）与创新生态有关。当创新生态为既定，创新主体数量越多，质量越高，成功结果就会越多；当创新主体的数量和质量为既定，创新生态就决定着创新的成功率。人群中风险偏好高、组织才能强、性格特质适合创新创业的人，是一个小众人群，近似于常数。因此，对于创新成功来说，创新生态是一个相对更加重要的问题。对于政府和社会有关方面来说，在做人才的文章的同时，也要关注创新生态。唯有在一个好的创新生态，创新意愿才能得到增强，创新的成功率才能得到提高。我这些年在深圳湾调研多次，那里的创新生态在中国堪称一流，所以，那里已经诞生，并将继续诞生伟大的企业。

创新生态有多个层次。如果说一个企业构建了内部创业的平台，那么，这个平台上的主体、要素和相关环节就构成创新生态。现在比较流行的创客（众创）空间，有各自的创新生态。这些是微观层面的创新生态总是存在于不同的区域中。在区域层面，分别有街区（小镇）、城区和湾区（城市群）的创新生态。它们既独立存在，又交互作用，共同影响着创新的效率和成功率。湾区现在是全球区域创新中心的代名词，新经济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策源地、集聚地的代名词。它是从一个或若干个增长极开始，从“点”到“带”、到“片”而形成的。目前，被公认的这样的湾区，是纽约湾区、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粤港澳大湾区一经提出，就被称为是全球的第四大湾区。所谓粤港澳大湾区，就是以深圳的科技创新资源和香港的金融资本资源为主导，并整合区域其他各种优势资源，沿珠江口和深圳湾形成的都市圈意义上的“大湾区”。

为什么科技创新、新经济的集聚地都在“大湾区”？除了湾区特殊的区位条件，这也只能用创新生态和其中的人才集聚来解释。“大湾区”有着积淀起来的创业和产业的创新生态，其中，以旧金山大湾区最为典型。创新生态中的资源集聚，以人才集聚为主要内容。科技创新的发现、发明，最终能否产业化，靠的是什么？投资家的眼光，创业者和企业家的试错。也就是说，新经济最终是创业者和企业家试错的结果。其人才集聚，主要是创业者、投资家和企业家的集聚，还有大量科技研发人才即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集聚。这些人才对生活品质有较高的要求，大致包括气候宜人、环境优美；多样化需求的满足，如教育、医疗和文化；生活和交通的便利性等。同时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非“大湾区”莫属。

优质的人才、生态和空间，事关创业创新的成功和成功率。新创公司（创业创新团队）的成功，就孕育着可持续动力，乃至新经济即新兴产业。

重要的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硅谷生态圈》一书的两位作者指出，凡是与创新有关的地方，市场都是非常低效的。这个观点会令许多人震惊。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认为政府是创新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我们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公共机构承担了远比一般思维中所认为的更加重要的角色。根据以上对创业创新人才、创业创新生态和空间的讨论，我认为，在教育体制改革、创新生态营建和区域发展规划等三个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值得深入讨论的。

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部分城市出现的人才“大战”，一方面佐证各地对创业创新人才的渴求；另一方面，也凸显各地在人才集聚上面临的困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创业创新人才的培养应当提到更加重要的议事日程。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在“新常态”引领下，逐步进入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新发展阶段，经济活动的投入要素正在发生重大的历史性转变，人力资本和技术、企业家精神一起，成为中长期增长的“三驾马车”。在这个关键时刻，有必要作出与这一转变相适应的前瞻性调整，将教育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重点。教育体制改革决定着中国能否有自己的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在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形成的人才培养模式，决定着中国人力资本和创业创新人才的数量与质量。

我在上面讲到的各层次创新生态，它们所处的宏观空间就是城市群。国际经验和中国实践已经表明，在基础设施便利、环境气候宜人、思想观念开放和经济优势先发的湾区或半岛形成的城市群，例如，世界著名的纽约湾区，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的城市群；又如，正在中国规划建设的粤港澳大湾区，环杭州湾大湾区和山东半岛的城市群，都有着新动能集聚、新经济策源的创业和产业创新生态。人们现在似乎更关心湾区、半岛这些地理描述，而不是城市群这个落脚点。率先提出粤港澳、环杭州湾城市群，是因为这里有着更加成熟的城市群发展需求和条件。根据中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城市群发展推动城市化，并推动中长期持续增长，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创新驱动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发展粤港澳、环杭州湾城市群，意味着以城市群方式推动城市化发展，将极大地拓展和优化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中国更多的城市群不在湾区和半岛，在未来不同的时期，将陆续提出内陆地区的城市群发展规划与建设。所以，率先提出湾区城市群建设规划表明，在我国先发地区的城市群，聚集新动能、发展新经济，对于引领中国经济的创新驱动有着重要作用，同时，城市化道路也在相应地升级和优化。这是规划和建设大湾区城市群的一般意义。

在经济社会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区域规划一方面不断调整原来的不合理设置，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将体制创新、制度创新的新元素，放到一个或若干个特定的空间，或先行先试，或重组融合，产生增量意义上的动力和价值。现在提出的大湾区城市群规划，将突破单个城市的行政区划，以打破行政区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束缚，进而产生积极的作用，如减少土地低效开发，提升中心城市集聚高端要素的功能等。与产业规划相比，政府编制区域规划的作用相对正面。其原因是，区域规划和发展的主导者和行动者，本来就是各级政府。产业规划则不是，它的主导者和行动者是企业家、投资家和创业者。尤其在新兴产业领域，大量的新技术、新模式的试错都是在上述主体的主导下进行的。政府可以通过区域规划，为科创资源和新兴产业的集聚和辐射，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政府是创新生态中的一个机构，是服务链上的一个环节，肯定要有所作为，但是，还要进一步问的问题是，作为什么？如何作为？例如，在我国的研发经费中，用于基础研究的占5%左右，而在美国、日本等国家一般在20%左右。基础研究经费主要来自于政府，这一点说明，政府应该对基础研究加大作为，以往政府作为还不够。过去，补贴和扶持基金是政府主要的对创业创新的作为方式，而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更多的则是政府购买。二者的效果如何？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但有一点是必须的，那就是不断改革和优化政府对创业创新的行为方式，以谋求更好的效果。

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硕期间，《资本论》课程108个课时。留下很深印象，也终身受用的，是方法论，尤其是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论。40年改革的历史起点是农村改革，它所改变的，是从集体经营到个体经营，即建立家庭（农村的基本生产单位）联产承包经营制。这个变动触及了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决策这个根本，开启了市场经济的分散决策。历史从这里开始，逻辑也从这里开始。改革的逻辑起点就是引入市场，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当然，40年改革是一个“庞然大物”，在它的面前，每一位学者的研究都是“盲人摸象”。可能的区别是，在把握它的逻辑时，研究者有各自的判断。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