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书: 美国遏制华为，无助于解决自身通讯业的瓶颈_风闻

华为CFO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扣留的消息传至国内，引起了国内各界的愤怒。当前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和媒体公开评论存在一个共识，认为这与即将来临的全球化5G市场竞争存在密切关系。当前国内群情激愤，对美国这种不正当的“耍流氓”竞争行为表现出强烈不满。**其实美国在5G方面的掣肘有其自身内在的原因，美国的通讯业巨头自身已经成为了阻碍美国通讯科技的瓶颈。如果从这个方面看，美国对华为的扼制并不足以构成实质的威胁。**我们将结合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简称AT&T）怎样通过“旋转门”来阻止美国本土通讯业公司发展来说明这一问题。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简称AT&T）创建于1877年，作为美国的老牌跨国电讯公司和美国电信业重要利益集团，有着丰富的“内斗”经验。充分利用美国的政治结构，利用美国特色的“旋转门”将自己的利益保护发挥到极致。

一、成立专门的政府事务部门吸纳旋转门人物

AT&T内部设有专门处理政府关系与公共事务的部门，并吸纳大量旋转门人物。该部门员工大多都有国会或者政府工作经历。例如从2005年开始担任AT&T外部法律事务部主任的詹姆斯·西科尼（James W Cicconi），他在任职AT&T之前是艾金·岗波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同时詹姆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都曾在总统行政办公室工作过。他曾担任过老布什总统时期的行政副主管、里根总统特别助理。所以詹姆斯在代表AT&T公司处理政府相关事务时具有优势。

**从AT&T的年报和官网资料就可以看到，AT&T涉及公共关系，市场等关键岗位都聘用了大量在政府及国会担任过要职的旋转门人物。**AT&T有政府工作经历的职员，有些曾为参议员/众议员工作，有些之前在政府机构担任职务。我们对相关职员和高管分析发现，这些“旋转门”参与者们都有从公司到政府、政府到公司，或者从政府到公司再跳回政府部门工作的旋转门过程。

对于AT&T而言，更倾向于在涉及政府事务或者行业政策的重要岗位安排有广泛政府人脉资源、对政府内部工作程序非常熟悉的旋转门人物。这样能够保证公司有快速政治反应力，例如联邦通讯委员会在某些制度制定中需要听取外部意见，就需要公司能够准确快速做出反应，而不是临时雇佣外部咨询公司及人员。AT&T公司充分利用旋转门关系建立起来的强大政治能力是保证其在通信行业领域可持续占优的重要保障。据CRP数据库数据显示，AT&T是美国对国会、政府游说投入最多的公司之一，也是美国通讯政策及法规领域影响力最大的公司。

二、维系或支持大量政治行动委员会（PAC）

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简称PAC）是美国的一种由工会、工商界、贸易组织或独立的政治团体组织的，为竞选各级公职的候选人筹集政治资金的非党派的基金管理机构。根据联邦竞选法案（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规定，在联邦层面，一个组织在影响联邦选举中只要获得或者花费多于2600美元就能称之为政治行动委员会（PAC）。简言之，PAC是一种为政治活动集资的机构，并由委员会自主决定竞选捐款去向。在大公司和利益集团的幕后支持下，PAC利用手中掌握的资金对美国政治施加影响，使自己成为美国政治中非常重要的力量。AT&T有专门的预算用于PAC捐赠，以达到支持相关竞选人进入政府或国会领导岗位的目的（参见表1）。

表1 PAC中AT&T给竞选人的捐赠

数据来源：CRP数据库，www.opensecrets.org

如表1所示，AT&T每年向各PAC捐款不少于250万美元，用于支持自身利益方竞选人。AT&T的捐赠目的性非常明确。在2011年该公司年报上明确指出，如果某立法委员会主任在涉及AT&T利益的法案上有投赞成票的记录，或者在公司主营业务所在区域，对公司表示支持的政治领袖竞选对象，公司将进行捐赠。

三、利用旋转门人物和游说公司开展大量游说活动

**AT&T雇佣具有影响力的前国会或政府旋转门人物是公司向国会、政府开展游说的重要策略。**雇佣这些旋转门关键人物有三个作用，一是可利用旋转门人物资深的经验对未来公司政策、规章制度做出某些有利的改动，例如防止触犯反垄断法等；二是能够对国会立法机构、在任政府领导施加影响；三是利用旋转门人物开展游说能推动行业法案修改，可以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减少未来潜在竞争者。

根据CRP数据库统计，AT&T每年花费重金聘请专业游说公司团队及旋转门重要人物开展游说活动。图2为近16年（2000至2015年）来AT&T在游说活动上花费的费用，共计2.73亿美元，年均约花费1700万美元在游说活动上。

我们发现AT&T游说业务支出的金额数量与公司发展动向有着明显的正比例关系。如果公司发生兼并和收购业务时，游说费用也明显增加。2011年AT&T公司宣称要收购美国T-Mobile公司，当年的游说费用比上一年度增加了25%。2004年到2006年的费用的上升也是因为AT&T公司对Cingular公司的收购。同时也可以清晰看到，2007年以及2012年在没有收购业务的时期，游说支出费用明显下降。

图2 AT&T游说活动支出费用（万美元）

数据来源：CRP数据库，www.opensecrets.org

AT&T的游说活动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积极提供立法建议，引导立法过程倾向公司利益；二是发布行业法律和管制政策评估报告，向立法者和政府管理机构施压；三是联合行业领域公司集体游说。

（一）立法过程游说：积极提供立法建议，引导立法过程倾向公司利益

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利益集团和公司可以合法发表建议，从而替自己所在行业领域和自身公司利益说话。在2000至2010年联邦通讯委员会（简称FCC）的相关法规制定过程中，AT&T共计提出超过7000多份立法意见及建议[数据来源CRP数据库（www.opensecrets.org）]。例如2008年手机号码转移法规[FCCDatabase,Docket07-244.]案例。电话号码迁移是指如果用户更换电信运营商，用户有权使用原电信运营商提供的手机号码。在相关法规制定过程中，FCC拟要求原电信运营商（例如AT&T）在某一限定时间内配合用户选择的新运营商完成手机号码迁移。但显然这一限时完成号码迁移的要求会给原号码所有运营商在号码迁移业务上增加成本。2008年4月21日，AT&T正式向FCC提出建议，指出号码迁移限时完成要求是多余的，最终在FCC出台的相关正式法规中取消了手机号码迁移限时完成的规定。类似的立法建议看起来很小，但超过7000份类似的建议结合起来能给公司运营成本控制、市场拓展、技术开发等各方面带来巨大的利益。立法过程游说的实质是促使潜在的可能影响公司利益的具体法规条文在该法规正式出台前调整或者删除，从而实现公司利益的最大化。

（二）法律实施反馈：发布行业法规和管制政策实施报告，向立法者和政府管理机构施压

对于已经实施的行业法规及相关管制政策，公司及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发布行业法规及政策评估报告的方式向管制机构进行施压，迫使其做出对自身公司或利益集团有利的修改。图3为FCC数据库记录的AT&T在2007至2011年间向FCC提交的行业报告/政策评估报告数量，均排在美国通信行业公司前5名。向FCC提交的报告内容主要涉及产品定价、通讯特别领域豁免权、助听器标准、通讯领域营业许可证等公司重要利益领域。

图3 AT&T公司向FCC提交的报告数量及排名

数据来源：CRP数据库，www.opensecrets.org

（三）联合行业领域公司集体游说

单个公司游说目的是争取获得一定的专属特权，提高行业竞争力。而行业领域集体游说则是为了联合消灭潜在竞争者，给那些准备进入行业领域的公司设立门槛，或者提高已有行业市场准入门槛。例如从1998年到2012年间，通讯行业在游说方面共支出44亿美元（不包括政治捐赠）。移动电信和互联网协会（Cellular Telecomand Internet Association）和无线宽带联盟这两个机构作为美国通讯行业重要协会，其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向国会等立法机构开展游说活动。AT&T是这两个协会重要资金支持者之一。

**AT&T的例子充分说明大公司对政治游说的重视。AT&T战略思路明确：即参与到政治过程中，影响政策和法律制定。**在对国会及政府施加影响方面，对公司来说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如何选择说客以及找对关键的政治家、议员或者政府官员，这个过程构成了旋转门关键人物丰富的活动空间和灵活的交易条件。

四、“旋转门”视角下美国通讯业的未来和华为的5G之路

**从国际媒体新闻也可以看出，当前关于5G通信技术的争夺正愈演愈烈，而华为公司的5G技术实力，让美国政府、相关行业领域企业都表示出强烈担忧。**明年，英、德等国将就5G举行公开招标，华为凭借其在欧洲多年脚踏实地的深耕，竞争优势明显。上个月美国代表团访问欧洲时曾明确表示欧洲必须在5G上参与扼制华为的行动。

但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市场经济规律是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科技公司的生命力始终是以产品为核心的。美国国内的通讯巨头们可以“窝里横”扼杀自己本土的竞争对手，但要国际上“耍横”，光靠政治手腕是行不通的。并且，当前美国国内通讯业的疲软事实上也明确表明，应对未来的科技大变局，美国更需要调整自身的经济和产业结构，一味护短，让少数公司绑架制度性利益，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加速衰落。

对于华为而言，从深圳小渔村走到今天，步步惊心，只是越经历大风浪，越不足为外人道而已。困难终究只是暂时的。华为的核心竞争力始终是产品。产品，才是打动国际市场最大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