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扫黑除恶”：半年狂杀6万人，他想干嘛？_风闻

李鸿章开始“解冻”了。

1899年，因为甲午战争战败，被大清帝国当成替罪羊贬黜“冷藏”达四年之久的原大清帝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终于等来了“复出”的机会。

这一年，大清帝国的实际控制人慈禧给他下了一道懿旨，让李鸿章前往广东担任两广总督“扫黑除恶”，从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后被千夫所指、一直被迫赋闲在家的李鸿章，此时终于看到了自己东山再起的希望。

随后，李鸿章迅速南下，从1900年1月18日抵达广州，到当年7月17日离开广州北上，按照当时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日记记载，李鸿章在短短半年间，在广东下令处决的黑帮成员及“盗匪”多达近六万人，也就是说，李鸿章每月下令处决的黑帮及盗匪达万人之多。

如果这一切属实，那李鸿章将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扫黑除恶”中的“佼佼者”。 

**▲**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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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李鸿章扫黑除恶的这一年，大清王朝，早已失去了对社会治安的控制力。

早在太平天国爆发前夕，1850年，清朝兵部右侍郎赵光面对大清国内黑社会与盗匪蜂拥而起的局面，就曾经忧虑地说：

“近来盗风愈炽，直隶、山东陆路行旅，往来多被抢劫。两湖三江连年水灾，盗贼日众。至如河南之捻匪，四川之啯匪，广东之土匪，贵州之苗匪，云南之回匪，又皆肆意横行，目无法纪。且到处都有邪教、会匪，各立名目，煽诱乡愚，胁从既众，蹂躏尤多。”

社会秩序的濒于崩溃，突出的表现就是黑帮与盗匪的崛起，而广东**“盗甲天下”**的“威名”，更是成为历任广东官员的头痛大事。

著名政治强人岑春煊在1898年出任广东布政使，临行前，光绪皇帝就特别嘱咐他说：“广东土匪甚炽，到任后宜设法剿办。”但这个任务，连此前的政治强人、晚清中兴名臣，曾经担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也束手无策。

对于当时广东治安的恶劣，1897年1月，澳门《知新报》就报道说：“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盗贼之多，以广东为最。”

1899年11月的《广东日报》，甚至直接发表文章《说贼》指出：“今日广东，贼之密布如棋局，遍地皆贼，官无文武，皆以防贼为虑；家无贫富，皆以防贼为虑……翻阅省港各报，其内地纪闻一栏，纪贼之现象者，十事而六七。”

而与盗匪横行相结合的，是广东作为反清抗清的前沿阵地，从明末清初以来，就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等众多秘密会党的活跃地区，随着时间的演化，这些起初带着政治色彩的帮会组织逐渐蜕化，演变成更为纯粹的地方黑社会。

这些会党黑帮，通过“拜会”等方式扩充队伍、收取会费，再通过绑票勒索、强收保护费、开设“黄赌毒”等产业，不仅形成了庞大的“黑色经济”，而且与当时广东地区的政界、军队相互勾结，俨然成了广东境内的“二政府”，使得广东在晚清时期，逐渐成为黑白两道共管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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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本土的大清王朝都不忌惮，广东的黑帮土匪们，自然也不忌讳洋人们。

当时，自从在中法战争中（1883-1885）不胜而胜后，法国势力开始入侵到广东湛江等广州湾地区，而湛江民众包括会党武装在内，则在当地官员带领下，公开与法军战斗周旋；而自鸦片战争以后，一直不断入侵广东内陆江河地区的英国商人，则在西江等水域被频频抢劫刺杀，在此情况下，1899年12月，觉得“忍无可忍”的英国驻华公使向大清帝国总理衙门发出了措辞强硬的照会，表示鉴于广东盗风猖獗，英国军队将准备进入广东，自行打黑剿匪。

面对英法等列强的干涉威胁，为了杜绝外国势力入侵渗透，守住广东这一大清帝国的南大门，慈禧最终想到了已被闲置达四年之久的李鸿章。

另外在慈禧看来，除了盗匪、黑帮和列强势力，广东自古出反贼，从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到参与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再到当时开始崛起的革命党孙中山，这些人个个都是大清帝国和她本人的心腹大患，因此她急需一个强势人物，来帮助清廷守住广东、镇住南方，这个得力人选，在当时除了李鸿章以外，几乎无人能够担当。

更何况，李鸿章自从1895年甲午战败被当成替罪羊贬黜后，慈禧本人也一直想着找机会扶持李鸿章东山再起，而将李鸿章直接从闲职提拔进入帝国中央，难免议论多多，因此，让李鸿章赴任两广总督这一把守帝国南大门的要职，不失为让李鸿章寻机再起的良好跳板，在这种背景下，自1895年后一直被称为闲人一个的“伴读宰相”李鸿章，兴高采烈地前往广东赴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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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新官上任三把火，更何况是一生精明强干、位列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列的李鸿章。

在李鸿章看来，能否在广东顺利“扫黑除恶”，是关乎自己政治复兴、东山再起的硬考核，为了筹措打黑经费，李鸿章首先祭出了出人意料的一招：开赌筹钱。

1900年1月27日，到任仅10天的李鸿章，在清廷的批准下，全面放开了广东的赌博行业，以广开财源充实广东财政，另外则利用赌税操练队伍、重拳打黑。

对于此前清廷打黑之所以屡屡失败，李鸿章明白，缺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此前，清廷缉捕、拘押、押解犯人的费用，全部都要由作为地方政府的州县承担，并且盗匪案件发生后，所在州县如果不及时破案抓获盗贼，州县长官还会被牵连处罚。

为了避免摊上事儿，当时清廷的地方政府纷纷避重就轻，即使在发生盗匪案件后，也往往压制不报——例如1843年和1844年，广东顺德境内的两大黑帮三合会与卧龙会两次发生大规模械斗，而地方官员竟然嘱咐当地黑帮切勿“声张”，以免事情被发现后，地方政府受到处罚。

更有甚之的是，当时广东境内不少军队士兵和退伍军人，甚至直接加入黑帮组织，公开“下海”劫掠烧杀，对此，同样作为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一，曾经担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也只能是无奈地说：“近年海防多事以来，各路投营遣撤之游勇，纷至沓来，纷纷勾结土匪，打单吓财，入村拦路，劫掠惨杀。”

为了筹措打黑经费，李鸿章顾不得危害，开始允许广东赌博业合法化并从中收税，还任命自己的心腹刘学询公开承包经营当时的博彩“闱姓”，以及山票、铺票、番摊、彩票等当时一度被禁止严查的地下博彩，在获得李鸿章的默许后，刘学询开始利用自己的权力成立“宏丰”公司经营广东赌业，从而一跃成为当时广东的“赌王”，而他的“贡献”，就是为饮鸩止渴的李鸿章提供了充足的赌税以支持剿匪和扫黑除恶事业。 

▲广东剿匪。

在赌税提供的充足财源支持下，从1900年1月到任两广总督后，李鸿章随即开始了在广东境内轰轰烈烈的扫黑除恶，为此他整顿团练、保甲，甚至派出正规军深入农村清乡，还成立了专门的打黑机构——缉捕总局，这也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专业打黑机构之一。

仅仅打黑，在李鸿章看来，不杀则不足以震慑粤省。由于当时的死刑核准权仍然在帝国中央手中，为此，李鸿章特地向清廷请求，暂时获得了在广东境内重新启动“就地正法”的特许权，也就是说，当时李鸿章派出的缉捕队伍，可以在广东境内随地捕杀任何他们眼中的“黑恶分子”，至于是非标准，则完全由缉捕队员们自行判断。

在这种死刑核准权被极大放纵的情境下，李鸿章派出的缉捕队伍也开始在广东大开杀戒。

在李鸿章开始大规模扫黑后，1900年3月1日，澳门《知新报》曾报道：“半年以来各属拿获正法不下数百余名”，然而此时，李鸿章的打黑才刚刚开始，《知新报》发出报道后十多天，1900年3月14日，李鸿章正式拿到了清廷批准广东缉捕人员对犯人“就地正法”的核准权，在这个“尚方宝剑”的“荫护”下，李鸿章的“扫黑除恶”开始迅猛推进。

对于李鸿章在广东打黑期间的杀人数量，当时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从各种消息获悉，李鸿章在1900年主政广东的半年间（1910年1月18日至7月17日），在广东处决“盗匪”近六万人。

尽管瓦德西的这一记载显得很夸张，但也并非空穴来风，在李鸿章雷厉风行的打击下，1900年的广东开始到处人头落地，一时腥风血雨，而广东境内的黑帮和盗匪慑于李鸿章的威力，也暂时一度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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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小贼可抓，大寇宜纵。

尽管对于当时广东境内的黑帮和盗匪下手毫不留情，但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党人，以及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李鸿章却暗自懂得**“玩寇自重”**的道理，于是，他对康、梁以及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基本持消极放纵态度，尽管在慈禧看来，打击康、梁以及孙中山等人是更为重要的政治任务。

李鸿章赴任广东一个月后，1900年2月12日，慈禧命人电令李鸿章，命其让人去刨掉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祖坟，“逆党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外洋。日久未能弋获。该犯等罪大恶极。神人共愤。其广东本籍坟墓。著李鸿章查访确实。即行刨毁。以儆凶邪。”

但对于这一要求，李鸿章却故意拖延推挡，一直到当年3月，李鸿章才向清廷复电说：**“惟虑激则生变，铲平康坟，似宜稍缓。”**对于李鸿章对康、梁两人祖坟的保护，康有为后来还特地写信向李鸿章致谢。 

**▲**康有为与梁启超。

在李鸿章看来，强力打击盗匪和黑帮，是堵住英法等列强嘴巴，稳住广东治安形势的必需动作，但如何处理与康、梁以及孙中山的关系，则是需要政治智慧的。

也因此，李鸿章在主政广东的半年间，只是简单“打黑”，但对慈禧眼中牵涉政治的“巨匪”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等人及其家族、祖坟等，却故意予以“保护”和回避，这一方面是他对康、梁以及孙中山的改革主张抱有同情；另一方面，则是李鸿章深深懂得**“养寇自重”**的道理——政治犯们假如都干掉了，那还需要打手干什么？

兔死狗烹的道理，李鸿章比谁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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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鸿章的“扫黑除恶”和“养寇自重”，背后则是大清帝国更为凶险的政治波澜。

就在李鸿章抵达广州第八天，1900年1月24日，从戊戌变法后就一直图谋废除光绪帝的慈禧，通过清廷官方宣布册封当时仅有15岁的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

当时，慈禧先是让人对外扬言假称光绪“病重”，意图加害光绪帝，在遭到列强和逃到海外的康、梁等保皇党人的强力反对和谴责后，慈禧又想出歪招，试图通过册封“大阿哥”的建储方式，来渐进废除光绪皇位。

由于列强担心慈禧指定的大阿哥溥儁上台后，清廷内部的保守和排外势力会甚嚣尘上，因此列强普遍倾向于支持意图改革的光绪帝，慈禧为此恼羞成怒，当时，恰好义和团势力大肆发展，在此情况下，慈禧决定联合所谓“拳民”，并于1900年6月21日正式向帝国主义列强宣战。

与列强进入战争状态后，慈禧接连电令要求南方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勤王”，而刚刚通过扫黑除恶、稳住广东局势的李鸿章，则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等人公开抵制慈禧命令，坚持认为**“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衅不可开”，拒绝服从慈禧命令，李鸿章并且故意公开指斥慈禧的宣战令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随后，以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为首的南方各省私下与帝国主义列强达成协议，并通过表态保护列强在华人员安全、支持列强权益的形式，来换得列强对南方各省的不予入侵和干涉，这也就是庚子事变中著名的**“东南互保”**事件。

正是在李鸿章等人的正确认识和联合抵制下，大清帝国尽管在庚子事变中北方大乱，却仍然保证了南方各省等财赋贡地的和平安宁，这不能不说与李鸿章等人的远见卓识息息相关。 

**▲**李鸿章在晚清大臣中的外交才干，堪称一流。

与列强战争打响后，1900年7月，慈禧将李鸿章从两广总督任上，紧急调任恢复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不断电报催促李鸿章北上助阵，但在从广州乘船抵达上海后，鉴于甲午战败后成为清廷背锅侠的前车之鉴，李鸿章随后以身体不适为由故意停留在上海观望局势，一直到当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裹挟光绪帝仓惶西逃后，李鸿章才在慈禧的电令下极不情愿地前往北京。

至此，李鸿章在广东为时半年的扫黑除恶行动，也在大清王朝狂暴的政治风雨中黯然收场。

尽管希望通过“打黑”以自重，来为自己的东山再起塑造资本，但为庚子事变收拾残局，却是经历过《马关条约》后身败名裂的李鸿章所极度抗拒的，但作为大清帝国的臣子，他又似乎别无选择。

李鸿章抵达北京后，被迫再次代表清廷，与八国联军签订了丧权辱国、赔款高达4.5亿两白银的《辛丑条约》，而在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后，两次为慈禧和清廷担任背锅侠的李鸿章，也在广东扫黑除恶的意气风发后，为清廷耗尽了毕生心力，1901年11月，李鸿章最终在北京城外的贤良寺吐血身亡。

临死前，这位大清帝国的所谓中兴名臣向周围人留诗一首，他写道：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死后，广东的盗匪与黑帮开始再度崛起。

而失去了政治强人李鸿章压制的广东黑帮与会党中人，则先后参加了由孙中山和黄兴等人领导发起的“十次起义”中的广州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潮州黄冈起义等九次革命起事，为推翻大清王朝起到了重大作用。

武昌起义爆发后，1911年11月9日，在由广东黑帮会党武装参与组成的十多万民军的进攻压力下，两广总督张鸣歧最终被迫宣布广东独立，随后，十万多民军开进广州城内，揭开了民国广东时期，更为混乱的政治与黑帮乱世。

参考文献：

雪珥：《危险关系：晚清转型期的政商赌局》，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汪衍振：《大清权臣李鸿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谭松林：《中国秘密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隋丽娟：《名家说清史：光绪皇帝》，故宫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