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VS许知远：同款的发型，不同款的远方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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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多数人安放良久的人生，取决于自己所处的若隐若现的时代。

我们终其一生，最难描述的就是自己所处的时代，就像穷极一生也没学会对挚爱的女人表达爱意。

有那么几个耀眼的时代，如雷电击中高楼避雷针顶端的一瞬，避雷针被劈得通红，照耀世间刍狗。这样的时代里，有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有孔子、孟子，是大师先哲的时代。

还有几个有光的时代，浩瀚星空，几盏星辰亮得刺眼，逼迫其他星辰黯然无光。这是李白、杜甫、苏东坡、但丁、歌德的时代，是天才的时代。 

还有那么几个有趣的时代，就像女人晾晒在阳光下的迎风花裙，阳光明媚、乍泄春光。这是周作人、张爱玲、拜伦、雪莱的时代，是才子的时代。

一个时代，没有大师、没有天才，这不奇怪，如果一个时代连才子也没有，那这个时代就像光鲜的女人没有牙齿，让人生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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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时代，才子无非是高晓松和许知远这两种类型。

才子具备这些特点：

狂放的青春，灼烈的内心，不羁的发型、还有天马奔腾的理想。

特别是秒杀世人、蓬松如草的发型，高晓松和许知远，忧郁的眼神，白色的衬衣配上金毛狮王特有的发型，一幅青年才子步入中年才子，秒杀一切的即视感。

高晓松和许知远，你更喜欢谁？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其实更想问：喜欢他们哪一种人生？ 

是喜欢声色犬马、纵横四海的人生？还是喜欢和时代格格不入、不妥协、充满违和感的人生。

我不是很喜欢别人的人生，每个人的人生都独一无二、无法复制、也无从模仿，我只能更喜欢自己的人生。

高晓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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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松的人生，一开始就不具有可模仿性。 

出生的家族，群星璀璨。随便举两个例子，就可以击垮中国99%的人出生背景。外公张维是深圳大学创办者，两院院士。外婆陆士嘉是著名流体力学家、教育家。少年时，高晓松住在清华园。他的话说：

“随便踹开一家的门，进去聊会天就长知识，梁思成林徽因就住我家前面的院子。”

我们只能在书本里像仰望星辰一样仰望的那些人，却是他家的邻居，这不是我们人生的悲哀，只是高晓松人生的幸运。

我们喜欢在别人的人生里追逐自己人生的倒影，其实所有人的人生差别都差在三两步的选择。

高晓松的人生第一次选择发生在1990年，摆在他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当流浪歌手，一个是做科学家。如果换做我们，可能会选择后者。而高晓松的选择却是：

“每当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时，就先想想自己不想要什么。上清华，再去国外读博，然后成为科学家，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决定从清华大学退学。”  

这是高晓松的选择，也是高晓松的勇气。弗罗斯特一首诗里说：

树林里有两条路，我选择了人迹稀少的那一条，从此人生就大不同了。

1990年，高晓松选择了前一条人迹稀少的路，从此他的人生就大不同了。

1993年，高晓松迎来了民谣时代，《同桌的你》让他声名远扬。当音乐时代远去，同时期众多歌手改行或苦撑。高晓松却选择远行，1995年开始，高晓松背着行囊周游世界，走了两年，壮游三十多个国家。

高晓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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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松第三次人生重大选择，发生在2010年。因为一次酒驾，人生突然坠入谷底。在监狱里，他重新思考过往人生。

“我确实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但我从来没有把这些事情静静地梳理过。”

半年时间里，他想明白一件事： 

“我确定要做一个知识分子。” 

归来之后，高晓松制作了电视节目《晓松奇谈》、《晓说》，从辛亥革命讲到美国革命，从阿根廷讲到希腊，从世界电影又讲到大航海时代。 

他一个人对着几千万听众侃，将自己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全都讲出来，侃了8年。只侃自己知道的，不知道的不聊，没吃过的饭，没走过的路不聊。 

同时期的音乐人，成仙的成仙，成佛的成佛，高晓松人生却阴差阳错地依然“在场”，并走上了一条 “侃爷”之路。人生前后，变化极大，如原地不动来了一个托马斯回旋。 

高晓松，就像一个胖子球员，他在每一个他能上场的机会里，当哨声响起，他就会抱着球勇敢地冲上去。 

8年时间，高晓松以梦为马、以史为鉴，做个两个图书馆：晓书馆和杂书馆。

晓书馆

这两个图书馆全部免费，杂书馆建馆三年，共接待书友176437人，举办了40场读书会，收到书友留言笺5000张。免费给读者提供5.3万包咖啡，98斤茶叶，19400斤水果。 

这是8年以来，高晓松做的最小的一件事，却是让我最钦佩的一件事。

回归8年，高晓松和青春无悔时期相比，多了许多常人没有的生命领悟，也多了许多常人没有的世事通透，更多了很多人到中年后的安静从容。 

他自己说：把自己想做的事，一件件都做了，这样才能等着永逝降临。

人生到了中段，就会心怀世界，当自己足够强大，又会反刍世界。既有见自己的勇气，也有见天地的敬畏。

每个人的人生注定是条选择之路。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就要负担什么样人生的代价，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就要接受什么样的生命色彩。

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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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晓松相比，许知远的人生更难复制。 

当高晓松在北京德胜门外读小学时，老前辈许知远才在江苏农村出生。

1983年，邓小平裁减100万军队，许知远父亲所在的铁道兵首当其中。7岁那年，许知远跟随父亲来到北京，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被动选择。

1995年，许知远考上了北京大学的计算机系，他发现北京大学不再是蔡元培时代的大学，而是流水线化培育学生。这让他很苦恼，他开始不务正业自费做了一本叫《微光》杂志。

主要内容批评北大，顺道批评教育体制。杂志印出来，五块钱一本，没人买，改为两块钱一本，还是卖不出去。毕业后，许知远在《经济观察报》担当主笔，还给《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写稿，一写十几年，不死不活地写下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国纪事》、《时代的稻草人》，还开了一家不死不活的书店叫单向街书店。

可当忧郁的眼神，透过蓬松的长发看到整个中国，这个青年无比忧伤。 

“我们这个时代不再厚重，我们这个时代精英特性越来越弱化，社会越来越实用，消费的力量、享受的力量迅速在膨胀。”

他说的都是实话，然而并没有人买他的账。

于是许知远成功把自己搞拧巴了，过去的十年，拧巴的人不止他一个。

2007年到2008年，许知远开始游荡中国。2009年到2012年，许知远又用了三年游荡世界。期间还在剑桥当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去了三十多个国家。他给自己的游荡取了一个名字叫：

逃离浮躁。

许知远常常挂在嘴上三句话：

1、时代病了。

2、每个人都要尽量地寻找自己。

3、不要让年龄成为唯一的武器。

许知远总是把自己搞的得很深刻，很深沉的样子。

人一深沉，就容易遭骂，这是定律，当然他也骂别人。

2010年，当韩寒入选《时代周刊》年度百人榜，许知远没忍住，撸了一篇《庸众的胜利》。批判韩寒的文章没有任何阅读障碍，浅显直白。顺便也批判这个崛起大国内在苍白、可悲和浅薄。 

最后，韩寒没伤，许知远伤了。

骂韩寒的代价大家都知道，冯唐当年骂韩寒，半夜刷微博，铺天盖地的人在骂自己，半夜打电话给罗永浩：“顶不住了，网上人都在骂我”。高晓松当年跟韩寒搞，也没顶住，方舟子顶得也很吃力。

骂韩寒的代价太大，许知远就这样被韩寒的粉丝吊打，许知远一出场，好像就是一副很欠骂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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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许知远遇见两个合伙人，张帆和于威，三个人开了一家公司，做视频也做产品。张帆负责执行，于威负责管理。许知远担任“首席哲学官”，就是啥都不做，等着挨骂就行了。

他们的节目，好像也只有一个特点就是乱。想做采访节目，列举了13个名人名字，采访名单很乱，有舒淇、也有意大利的明星莫妮卡贝鲁奇，还有相声演员郭德纲。制作人说： 

“那不就是十三不靠吗？

于是就有了用麻将命名的采访节目“十三邀”。 

大家一合计，就给许知远配上了塑料人字拖、白衬衣、牛仔裤、小瓶啤酒，屁股后面兜里永远别一本书。

许知远标配

然后就送许知远上网挨骂了。这个世界很荒诞，许多人是骂别人火，许知远是被别人骂火。 

采访罗振宇，面对一个成功的商人，许知远变得警惕和不适应，他又开始怀疑了，罗振宇耐克牌翘起的嘴角，似乎也是在宣誓对挽歌式的文人的嘲弄。 

采访马东，他刚严肃起来，马东就告诉他，我已经放弃了做一个文艺青年，娱乐的本质没有高下之分，这个世界只有5%的人是精英，95%的人都只是在生活。节目无比尴尬，好几次都聊不下去。

然后许知远就被马东的粉丝骂了，一大堆道德审判家奔袭而来，《许知远，你距离采访马东还差十个朱军》这样的文章像被打捞的金枪鱼，一夜之间全部都被扔到了甲板上。

采访1989年出生的谐星李诞，李诞也告诉他：许老师，你活得太沉重了，你没有活明白，洒脱点吧，人间不值得。

许知远迎来人生真正的“大火”，是采访女演员俞飞鸿。只是说了几句，“挺奇妙的，我还梦见你两次”、“你真是很好看啊。”“你担心自己老吗？”“你有男朋友吗？”

许知远采访俞飞鸿

本来只是一个正常的采访，然后就被许多人掐头去尾，配上图片的形式，把自己想呈现的一面全部呈现给了读者。

然后，一大批讨伐许知远的人成群结队就来了，一夜之间，许知远就成了 “油腻中年”的优秀课代表。在女权过剩的时代，只要在公开场合谈论女人，立刻都会遭到无休无止的吊打，这是这一代男性的宿命。

许知远就这样莫名其妙又合情合理地被骂火了。 

更加荒诞的是，当时骂他的那些人，转过头来看许知远的节目，却又喜欢上了当初被自己骂的这个“油腻中年”。这是时代的荒诞，一个人今天可以骂你，明天也可以粉你。

爱和恨都在一瞬之间，取关和点赞也在一瞬间，爱与不爱，反正都没有代价。

07

其实做电视节目，像开一个赌场。

在“十三邀”里，每一个嘉宾都代表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看世界的方式，每个人都拿着自己的一副牌，许知远是这副牌的一面。

除了采访白先勇这样的文人以外，许知远的节目基本都在“尬聊”，在“尬聊”中去寻找所谓的意义。许知远只好自嘲：

我是不太靠谱的作家，也是个勉强的创业者，经营和写作更像是互相逃避的方式。 

许知远套路很少，一有机会就会果断自嘲，他的时代焦虑，或许也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都具有生命意义。偶尔在深夜，许知远会在朋友圈自嘲自己，某一天，他发了一张有酒有书的照片，配了一段文字：

“一旦在夜半的办公室，一股失败的创业者加失败的作家的混合情绪就混在一起涌来，只好努力成为一个成功的酒鬼。”

许知远被争论也好，被吊打也罢，是知识分子也好，还是故弄玄虚也罢。这只是他的人生，也是许知远人生的选择。

当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有沦于庸常的危机时，我们仍然拥有另一种观看生活的角度。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也许，这就是许知远给每个人带来的一些思考维度和思考价值，也是这个才子的意义所在。

许知远（右一）、高晓松（右二）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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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松和许知远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选择和出场方式。 

高晓松像条大鱼，在每个他能掀起波澜的时代里，都不曾放弃上场的机会。许知远倒像一个书斋里的愤青，偶尔搞一搞这个世界，然后世界偶尔也会搞一搞他。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无力，每个时代都有自己乏味不堪。但有一点，不用怀疑，两个人都为当代提供了一些思考，一些思考的维度和边界，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有益的见识和常识。

前一段时间，在蜻蜓FM 声机·2018秋季内容生态发布会上，也是高晓松的《晓年鉴》在蜻蜓FM首播的那天。

两个人坐在一起，远远看上去，除了发型像，啥都不像，他们像两个时代的鱼儿，各自悠闲、颓废、进取地游在属于各自的湖面。

两个人的发言有点像，都是不同程度的忧伤。上个月，高晓松也度过了自己49岁生日，在49岁生日的这天，高晓松这个中年才子又一次重新出发。以“时光观察者”的身份，回望从自己出生的1969年到2018年，50年以来的时代变迁。

在庸碌的日常里，每个人都试图讲述自己的时代，这是我们的使命一般的宿命。

高晓松说：

我是1969年出生的，在小世界，我知晓了我自己的人间，但这50年世界也在改变，而且是人类沧海桑田的改变。1969年的时候，革命洗转全球， 1969年全世界到处热情激昂。50年来，世界慢慢演变，我觉得自己很幸福，我对自己说，希望到50岁的时候我就不再做任何节目。可能许多事情，我都要放下了。

许知远推了推眼镜，语言穿过销魂的长发：

我曾经非常喜欢邓丽君，在非常响亮的蝉鸣中和无所事事的时候，她的声音给我很多慰藉。后来成年，有一年，我在台东过年，整个城市非常冷，也有点潇洒，第二天，我要坐小飞机飞到绿岛去，那是邓丽君幼年生活过的地方。在那里，听了许多她的故事。如果通过声音突然在此刻抵达我旁边的时候，我会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温暖和慰藉。

最后还说了一句：我们的时代，每个人真得都需要对话，大概每个人都太孤独了。

也许这就是许知远不断对话的原因，把自己的怀疑全部不分对错地倒在公众的视野里，至于公众怎么评价，和我无关，那都是公众的事。

那天阴天，回家路上，我也一直在想，如果我们这个时代没有才子，会是什么样的存在。人类没有那么多的时代，都有雷电劈过避雷针顶端的一瞬。想想我们这个时代蛮好的，向上和向下的通道都在打开，堕落和飞行都在变得异常简单。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牛皮明明（ID：niupimingming），除了高晓松和许知远，我还写过梁文道、韩寒、郭敬明，由于我写字动辄都是一万多字，篇幅实在太长，可以移步到公众号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