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有位骑马来去的教授，很牛_风闻

西南联大旧址杂记之三：

西南联大有位骑马来去的教授，很牛

1

西南联大旧址的模型教室，大概一般只有从大门一进去的这间开放。

我走进去时，看到那桌椅、黑板，忽然有点小激动，这时候心中才涌出一句：“西南联大，我来了！”

随即又感叹：“这就是大师们讲课，那些千里而来，一腔热血的学子们听课的地方了！”

当年的联大总务长郑天挺先生的一段话，大概最能说明联大的优胜之处。

“三校都是著名专家学者荟萃的地方……经过长沙临大五个月共赴国难的考验和三千五百里步行入滇的艰苦卓绝锻炼，树立了联大的新气象，人人怀有牺牲个人、维持合作的思想。联大每一个，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关怀，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的主意……校内始终是团结的。”

郑天挺是北大国文系毕业，中国近代有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一生醉心学术、教育，多有贡献，他当年出任联大总务长，却是被逼的。

梅贻琦校长一再坚请，郑天挺一再推辞，到最后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工学院院长施嘉炀等，以及他的北大同事傅斯年、杨振声、吴大猷等一齐出马，直说“斯人不出，奈苍生何”，这才让他只好“牺牲个人”，身兼教授、总务长、校警队长三职，成了联大最忙的教授。

郑天挺无论学问、做人、性格、心胸、办事才干、负责精神，都为人钦佩，当时三校公认，呼声一片。

（首发于公众号：九鸦人物）

2

那一刻我也仿佛听到了雨声。

战火中的联大是一所艰苦的大学，当年的教授们曾靠卖字卖衣兼工维持。闻一多做过刻章的活，梅贻琦、潘光旦、袁复礼等的夫人曾共同做过糕点，拿到昆明街头售卖，学校的屋顶，都曾用过铁皮、茅草。

一日雨大，打在铁皮屋顶上如瀑布之声，学生根本听不见讲课，某教授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六个大字：“现在听课赏雨”。

这种浪漫，是只有文化气息浓厚，个性十足，豁达乐观，心有雅趣的大师们才能有的。

我突然想在那暗红的色调里，仰望讲台，坐一会了，但终于没有。不是慑于那道拦绳，而是心中有一种敬畏，怕不够格，有所亵渎。

后面遇到一个写着装修免进的纪念室，当所有游人止步而去的时候，我却是无视装修师傅的目光，大摇大摆，只管在里面转了一个多小时的。我本来脸皮够厚，贼胆也很不小。

正是在那个禁入的纪念室里，我见到了两位骑马来去讲课的教授的照片，这让我的杂记，现在再也无法按照原定的游览顺序来。

我现在一想到联大，就会听到马声嘶鸣，马蹄杂沓，看到飞尘扬起中，一骑在教室前猛然顿住，所有的学生都朝外看去。

那马蹄声异常响亮，如打在青石板的雨。

早上骑马离家，一路得得而来，丢下缰绳走进，就口吐锦绣；傍晚夕阳斜照，书生又变骑士，一路得得而去，到家妻儿陪读，这是一种什么景致？马上之人又会是怎样一种人？

3

两位自己养马，又骑马来去的教授，一位是周培源，一位是施嘉炀，这两位都是工科教授，一向不大讨媒体的喜。

周培源作为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和理论物理奠基人之一，特别著名，我这次不想说他，只想说说施嘉炀。

施嘉炀，是清华大学工科的创建者，中国近代土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的先驱，著名的教育家，一生献身于科研、教学、实践，贡献卓著，当然也是位牛人。

但是他的牛，却不止于这些方面，我作为一个八卦倾向严重的半吊子文史爱好者，尤其喜欢注意这些人物的个性、轶事、风采，他们那些令人惊奇、迷恋的东西，所以就从一般枯燥的资料里，看到了这些。

有关施嘉炀这方面的史载，非常稀少，但这也够瞧的了。

施嘉炀所以选择工科，是因为在上海亲眼目睹了租界巡捕对苦力的殴打，要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当时中国有一个出国热，科学救国要师夷长技，所以他就考上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施嘉炀清华毕业后，先在美国麻省理工，仅用二年就拿到了机械工程学士学位，他因为机械工程与机电工程关联很深，兴趣大起，忽而又用一年的时间，去拿了一个机电工程的学士。

可是接下来，他在美国参观了几座水力发电厂，却又发现修建水电站还需要土木工程知识，于是又跑康奈尔大学去了。这次他用了不到一年，土木工程硕士又拿到手。

施嘉炀四年时间，学了三个专业，拿到三个学位，可是留学时间依旧还未满呢，因此他转过头，就又回到了麻省理工。这最后一年，他是为了深造，结果这一次，他机械工程硕士的学位又拿到了。

学霸施嘉炀几乎一年一个学位，回来后就跑南京上访，打败校长罗家伦，恢复工程系，创建土木工程系，做了清华土木工程系副教授。这一年，他才不过26。

他就是1930年，出任土木工程系主任时，也不到30岁，那可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所以正当盛年的施嘉炀，那时候就很有些狂劲，也颇有些美国做派。

学生们都尊敬他的学识和教学，但也有些怕他，“敬而远之”，那是他们那时对他的态度。因为施先生走路时是“目不下顾”的，你有事找他，他基本是两腿放在桌子上跟你讲话，你只有规规矩矩在旁站着。

他在清华还有一件特别彰显个性，特别特别有趣的事，这跟后来的学生们所说的“淡泊名利，谦和热忱”，完全不是一回事。

清华校园开阔，那时候师生大都骑自行车来往，校警队为了便于管理，人人发了一个车牌号。施嘉炀去领车牌号很早，但是他去了后，领到的却是二号。

施嘉炀立刻不乐意了，一号呢？给我一号。

校警队说，抱歉，一号已经被别人领走了。

领走了，这是没办法的事，可是施嘉炀说，那你给我零号。

校警队有点懵，没有零号啊。施嘉炀说，数字从零开始，为什么车牌号就不能有零号？赶紧的。于是清华就有了一辆挂着“0号”牌的自行车了，相当拉风。

北大、清华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老师，他们就像百家争鸣时的那些先哲一样，只要随口说出某一特点，就立刻能知道是谁，但是学生们有时候虽然会以此为乐，却从来不会失去尊敬。

因为这些人的学养、道德、学术态度、教学态度，却依旧是一流的。

4

施嘉炀在美国，为了了解航空工程，还曾去波士顿机场，参加过飞行员培训班。他仅用了十个小时，就学会了开飞机。

他晚年有一次接受同事、学生、省市领导祝寿时，还曾兴致很高地提及此事，颇为自豪。

施嘉炀学东西快，运动能力非常强，早年参加福建省运动会小学组比赛，就曾拿过障碍物竞走第一名，后来在清华，大家都知道他跳高、跳远、高栏厉害，他还曾代表清华，拿过华北运动会的高栏冠军。

施嘉炀2001年12月23日去世，享年正好百岁，一个超级学霸、工科专家，一个一生为研究和教学呕心沥血的人，为什么竟能如此长寿？这才是与骑马最为相关的话题。

清华有一个优良传统，那就是从创建以来，就对体育抓得很紧。“体育手工”，那是十类学科之一，必考科目，如果你的技巧、体力、体格、精神面貌等方面不达标的话，那你就不但不能毕业，也不能出国留学。

梁实秋先生文名很高，大家都很爱护，可他当年也曾因为游泳不过关，被挡在那里。后面补考，勉强过了，这才算完。

大学者吴宓教授，当年更惨，他因为跳远只能跳三点五米，差了零点一五，就被扣了半年。他也是直到及格，才能出国。

这是一点不惯毛病的。

清华对体育的重视，不仅是因为身体非常重要，“体育是养成高尚人格的极好办法”，也是出于爱国心，中国当时的国情。

说到这点，这就不能不说说中国体育教育的先驱，施嘉炀的福建老乡，运动专家马约翰先生了。

人们说到清华那时的体育，常常会说清华的体育是化学老师教的，这是因为马约翰最初在清华，是化学助教。

马约翰接手清华体育部，是在1920年，这之前，他早曾有过这样的想法：体育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清华每年要送出一百名学生到美国留学，总要像个样子，不能送去“东亚病夫”。他非常担心学生出国受欺负，被人说中国人就是弱，就是东亚病夫。

清华很早，就已经规定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到五点，图书馆、宿舍、教室一律关门，学生必须到操场锻炼了，但这项“强迫运动”措施真正得到完善、实现，却是在马约翰上任之后。

他亲自去墙角、树荫，一个个劝，并不断增加项目，培养兴趣，制定措施，还建起了清华最现代，最人性的体育馆。清华男生的浴室，当时之所以建在体育馆，那就是为了让你运动、出汗。

清华的学生们“很坏”，曾经将马约翰称之为“耶稣下蛋那天给你送东西来的北极老人”，他们就是在1929年，马约翰率领的清华足球队，在华北体育联合会大赛上夺冠时，也“坏”得很。

全校欢腾，标语一面是很粗俚的“我快乐得要打滚”，一面是较文化的“我愿为你脱靴”，他们把马约翰等人从学校大门一直抬进了大礼堂，真是爱死他了。

这时候的学校体育，怎还能发展不起来？

孙立人，那个跟施嘉炀同班同学，后来还经常跟他要人才的著名抗日将领，后来曾回忆说：“清华有三种人，好运动的是武行、运动派；一种念书上图书馆的，叫老先生派；还有又不念书又不玩，游手好闲，喜欢找人这儿聊聊那儿聊聊的，就叫游手派。”

除了这，他们当时还有两个流行词，就像现在的网络语言一样。去体育馆打篮球，叫“斗牛”，去图书馆看书，叫“开矿”。他们的“斗牛”，却是不分人数，不论规则的，乱打、乱抢、乱投，总之是为了活跃精神，健身。

而孙立人和施嘉炀，都是好运动的武行，都是什么事都能干成的那种“站人”。清华总体上是好学的，积极向上的，功课很重，自发力也强，但是他们在那个生活水平、医疗水平极差的时代，却出了无数长寿的高端人才。

清华是流汗的清华，不但是大脑流汗，也身体流汗，他们是在年轻的时候，就在知识、身体方面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他们就会成为专家、大师，成为“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为自己高质量活上五十年的人。

只有精神、体格、人格俱全的清华式教育，才能走出骑马的学者，骑士般的文人。

（施嘉炀夫妇网上结婚照）

5

施嘉炀1937年结婚，妻子是协和护理班毕业的美女魏文贞。

施嘉炀起先是独自来的昆明，以西南联大工学院院长身份，兼任教授。1938年夏，魏文贞抱着将一岁的女儿，由天津经香港转河内，一路辗转来到，这才完成了他们夫妻的相聚。

施嘉炀去世时，魏文贞曾送心形花圈，上书：“亲爱的炀，百岁吉辰，安息吧。相携六五载，文贞永相随。”

65年，夫妻二人相濡以沫。

联大师生行三千五百里而来，他们一路上无论物资如何匮乏，道路如何艰难，都意志昂扬，没忘记民族民俗、风土人情、地质矿产等的调查、研究。

他们在昆明，也还是如此。这一方面是教学，一方面是实践，一方面是磨练，一方面是陶冶。

曾昭抡在带着学生横渡金沙江，跨越大凉山，他们的普查报告，成为后来中国开发攀枝花、建设钢铁基地的重要资料。

袁复礼等远去四川兴文、古蔺等地，发现了金矿、铜矿，闻一多据西南调查，完成了《楚辞校补》，他指导的研究小组，完成了2000多首民族歌谣的搜集，最后整理成书，罗常培的采风，开拓了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

而施嘉炀的勘测队，则提出了整个云南水利资源开发的宏伟计划。

他们都脚踏实地，心在远方，都有强健体魄的支撑，有精神的飞扬。骑马，骑马，马蹄得得。

抗战中，回到云南老家任弥泸水利监督的张冲，完成的那个水利一期工程，正是施嘉炀、丘勤宝、冯景兰三位教授亲自勘察规划的，这个工程使2万多亩农田受益。

为了保证抗战时期后方供电，施嘉炀率队勘测了26条河流的水力资源，亲自设计、监修了三个水电站，他负责的“清华服务社”，除了为学校创收，还为陈纳德的空军做了很多事情，他有很多学生，还在他的指引下，去了滇缅前线。

他们这些人的功绩是说不完的，他们远不只是学术抗战，文化抗战，教育抗战。

周培源、施嘉炀的骑马来去，应该是在敌机轰炸严重，联大教职工散居昆明各处，离校较远的时候，这不但为保证他们按时上课、做事，也出于他们的个性、体能。

周培源恰恰也是清华出来的。

马蹄得得，尘土飞扬，精神也飞扬，这是两位科学、教育上的骑士。

知识功底是年轻时打下的，强健体魄是年轻时练出来的，知识强，身体强，精神强，而我们年纪轻轻，就虚弱到捧起了枸杞保温杯，萎靡到做了油腻伪佛系，我们自以为比他们还忙，比他们还历尽沧桑。

没有汗水的青春是可悲的，没有高扬的青春更可悲，三岁已老的时代，只有虚假浮躁的青春。

文 | 九鸦

图 | 九鸦摄于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