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中美关系的合适标签是“共进关系”【走出去智库】_风闻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走出去智库观察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12月5日报道称，加拿大已逮捕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这发生在GO峰会两国元首会晤后，中美经贸关系缓和之际，引发了世人的哗然及担忧。

走出去智库（CGGT）观察到，美国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两份重磅级报告近一年来，中美关系成为了当前世界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中美建交近40年，可谓一波三折，从最初“准同盟”性质的关系，逐渐走向正常的国家间关系。如今，中美关系出现新的转折点已是事实，正进入“新阶段”。

如何认识当前“新阶段”复杂的中美关系？今天，走出去智库(CGGT)刊发基辛格的分析文章，供关注中美关系的读者参阅。

要点

1、认为中美注定迎头相撞的观点是，太平洋两岸的两国像两个相互竞争的集团一样对待对方。但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条通向灾难的道路。

2、对“二战”后重建世界秩序的这代人来说，其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提出了大西洋共同体的概念。

3、共同的区域政治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中国对美国执行对华遏制政策的担心。

4、亚洲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美国的远见，以及两国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对方的地区历史角色。

正文

**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是“共同进化”，而不是“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

**为了两国人民，为了全球福祉，美国和中国应该作此尝试。任何一方都很庞大，不可能任由对方支配。**因此，在战争或冷战式冲突中，双方都没有能力确保获胜。它们需要自问这些在《克劳备忘录》时期显然没有正式提出的问题：冲突将把我们带向哪里？当年也许正是由于各方缺乏远见才把均衡变成一种机械程序，而没有考虑到万一稍有不慎，庞大的机器失去控制迎头相撞会把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如果把国际体系带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领导人知道“一战”结束时世界的模样，难道他们不会望而却步吗？

这样的共同进化必须处理好三个层面的关系。第一个层面涉及大国正常交往中出现的问题——30年前形成的磋商机制被证明大体能解决这一问题。通过磋商，双方都很专业地维护了共同利益，如贸易关系和具体问题的外交合作。当危机出现时，一般都通过讨论来解决。

**第二个层面是尝试把对常态性危机的讨论提升为更全面的框架，消除紧张状态背后的原因。**在东北亚整体概念中处理朝鲜问题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谈判各方无能为力，朝鲜得以保持核能力，那么事态就到了危急关头，整个东北亚和中东地区的核武器扩散将成为可能。在共同认可的东北亚和平秩序之下，继续采取措施处理朝鲜核扩散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到了呢？

更为重要的远见卓识是把世界推向第三个层面，一战浩劫前各国领导人从未达到的层面。

认为中美注定迎头相撞的观点是，太平洋两岸的两国像两个相互竞争的集团一样对待对方。但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条通向灾难的道路。

在当今世界形势下，战略紧张的一个方面是中国人担心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同样，美国人担心中国试图把美国赶出亚洲。太平洋共同体概念能够缓解双方的担心。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属于这个地区，都参与这个地区的和平发展，这将使美国和**中国成为共同事业的组成部分。共同目标以及对共同目标的阐释将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战略焦虑。**日本、印尼、越南、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其他主要国家因而也将能够参与这一体系的建设。这将被视为一个各国联合的体系，而不是一个划分为“中国”集团与“美国”集团的两极体系。只有有关国家的领导人高度重视，尤其是坚信这一体系，努力构建这一体系才有意义。

**对“二战”后重建世界秩序的这代人来说，其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提出了大西洋共同体的概念。**能否有一个类似的概念，可以消除或者说至少缓和美中两国之间可能会出现的紧张态势？这就反映出一个事实，即美国在亚洲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而许多亚洲国家也需要美国。与此相呼应的是，中国也同样渴望在全球发挥作用。

共同的区域政治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中国对美国执行对华遏制政策的担心。了解人们所说的“遏制”是什么意思，这一点十分重要。印度、日本、越南、俄罗斯等拥有大量资源的国家与中国接壤或相邻，它们所代表的现实不是美国政策造成的。中国有史以来一直与它们相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拒绝遏制中国的主张，就是拒绝由美国在反华基础上牵头建立一个战略集团。而在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过程中，中美彼此之间以及和其他参加国将拥有建设性关系，而不是敌对集团的成员。

**亚洲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美国的远见，以及两国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对方的地区历史角色。**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中国行为的依据是其独特性，它通过文化渗透而非传教狂热来扩大影响。

对这两个代表不同版本例外主义的社会来说，合作之路必定复杂。一时的感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培养一种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仍能持续的行为模式的能力。太平洋两边的领导人有义务建立共同协商、相互尊重的传统，这样对他们的继任者来说，共同建设世界秩序将成为并行不悖的国家抱负。

**当中美两国40年前第一次恢复关系时，当时领导人的最大贡献是愿意超越眼前的问题而放眼未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因为长期相互孤立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短期的日常问题。这使一代人之前的领导人能够不惧压力、谋划未来，为一个当时难以想象但没有中美合作便无法实现的世界打下基础。

为了理解和平的本质，我自从半个世纪前攻读研究生时，就研究国际秩序的建构和运作。基于这些研究，我知道，即便对于双方最有善意、最高瞻远瞩的领导人来说，文化、历史和战略认知上的差异也将形成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如果历史只是机械地重复过去，以往的任何转变都不可能发生。每个伟大成就在成为现实之前都是一种远见。在这种意义上，它产生于勇于担当，而不是听天由命。

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在其著作《论永久和平》中指出，永久和平最终将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降临这个世界：或者由于人类的洞察力，或者因为在巨大的冲突和灾难面前，除了永久和平人类别无他择。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的十字路口。

当年周恩来总理和我就宣布我秘密访华的公报达成一致时曾说：“这将震撼世界。”40年后，倘若美国和中国能够同心协力建设世界，而不是震撼世界，那将是何等大的成就啊！

来源：摘自《论中国》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