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下的金门：军事化与现代化的交错缠结_风闻

历史和国际政治的逻辑时不时就会把一些原本鲜为人知的地方推上舞台的中央或记忆的神龛中。比如阿拉曼、库尔斯克或者瓜岛。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战争史无前例的全球性让一些遥远的荒岛、人迹罕至的沙漠高山都具有了荒谬的重要性，多少人死在莫名其妙的荒原上，加上现代信息传播的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大家上了一堂世界地理课”。

冷战的对峙加剧了这一现象，超级大国的对峙前线诞生了许多“明星”地带：柏林墙、北纬三十八度线、北纬十七度线、以及本文将要介绍的金门。

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所著《前线岛屿：冷战下的金门》（台北：台大出版社，2016年）所欲探究的主题是，冷战的地缘政治如何将一些历史上鲜具重要性的地区推上前台，在意识形态对峙的边缘地带高度的军事化社会又如何扭曲了当地的人的生活，以及其对于现代化进程的想象。金门正是绝佳的研究对象。

金门受到关注始于古宁头战役国军出乎意料的胜利，作为国府残存在大陆海岸边缘的最重要的据点，金门迅速被纳入完全的军事统治之下，尽管它被认为是“自由中国地区”的象征。金门的战地政务委员会是全岛的最高权力机构，并将民政机构纳入其下辖分支。会说国语的年轻村民被拔擢为村庄而破坏传统的权力结构，不过真正的实权掌握在军方派驻的指导员手中。这些指导员将金门的居民以联保制度组织起来，迫使他们参与军事训练，承担义务劳动。在九三炮战和八二三炮战期间，金门成为全球瞩目的冷战前线和“自由阵营”领袖最喜欢访问的地区之一。但是对于本地人而言，严峻的局势使得金门原本缓慢的农业生活被高度制度化的军事时间和高度科层化的人际关系所取代。农民抱怨农活做到一半就不得不参与集合训练，或者是出海打渔遭到的种种限制，因此，他们也用各种手段逃避，比如村子共同出钱雇佣职业挑夫来承担村民的义务劳动责任。

最有意思的是军队对卫生习惯的推行。和大陆的消灭四害运动类似，金门也因为对传染病的担忧而开始灭鼠运动，军政府要求每个居民和士兵每个月都要交出若干老鼠的尾巴以证明自己的灭鼠成绩，这种形式主义的要求很快催生出了作为商品的老鼠尾巴，一根尾巴的价格相当于一包香烟。如果抓到的是母鼠，就会切断她的尾巴而将其放生，以保证有源源不断的鼠尾来应对上级的要求。

所以尽管两岸抱持着似乎镜像般的意识形态对峙心态，但是从金门的例子来看，作者发现两岸所采取的是一种类似的动员和规训手段，大到以无所不在的军事威胁作为高强度动员和强制政令的合法理由，小到消灭四害和卫生习惯的推广。或许国府的手段中传统性的成分更高一些（比如保甲），但两岸在冷战时代社会控制模式的区别或许不应被夸大。正如作者指出：军事化型塑了亚洲理解和追求现代化的方式，公民不服从并不可能被接受，军事化引发社会变迁，也决定了变迁的形式，迫使一些变迁去约束其它的变迁。

可是军事化并非始终同军事威胁直接挂钩，金门军事化进程的吊诡之处就在于随着1970年代中共的军事威胁越来越小，金门的军事程度却越来越高。从越共那学来（当然对外宣传是从美国友邦那学来的）的“战斗村”被运用于金门，每一座民居都必须修建防空洞和抢眼、大规模的地道得到开掘。在文化层面，莒光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成为对中国激进运动的回应。高度军事化造成了相当深刻的社会变迁，作者在后版本书着重讨论了军事化给金门社会留下的烙印。首先是金门的经济高度依赖军事基地带来的需求。本地人称之为“阿兵哥生意”，从提供新鲜的蔬菜和肉类，到无所不包的零售和服务业，近十万的国军驻军为金门人带来了相当的繁荣。可是这种繁荣大量依赖家内劳动中廉价的妇女和儿童劳动力使得经济发展反而巩固了父权制度，而依赖军事基地而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也不可能去推动任何的自由化改革。

金门上的女性也被整合进了军事需要之中，为了防止大量驻军可能带来的针对本地居民的性暴力，军妓被引入金门。在“军中乐园”的名义下由军方经营。当地人说共军炮火是“单打双不打”，但是“军中乐园”是“双打单不打”。除此之外，民防队的女兵、生儿育女的妇女都被归入“为国家奉献”的语境中而成为某种精神的象征。最后作者还谈到了金门本地的王玉兰崇拜如何被利用于巩固社会联系。

金门的戒严和军事化直到1992年才逐渐转变。在逐渐形成的历史记忆中，作者勾勒出三种叙述，被用于要求补偿的有关苦难的记忆、要求政府增加经济资助的英雄叙事（我们保卫了台湾！）和对于淳朴过去的怀旧。当然这种历史记忆还没有定型，金门的社会在去军事化之后，和台湾一样还处于新的转型之路上。当然，以官方的说辞来看，这是宪政的“恢复”（尽管金门之前从未经历过“宪政”）。那么整个冷战时代的金门，就是阿冈本所提出的“例外状态”的典型，简单来说，因为外部的危机，本来应该执行的宪政被暂停而进入一种“例外状态”（具体来看就是所谓《戡乱动员时期临时条款》），军事化往往成为这种“例外状态”中宪政的替代物，被长期执行，甚至成为常态。这不仅适用于金门，也同样适用于台湾甚至整个冷战时代的东亚（比如韩国的军政府）。这种“例外状态”用外敌临近作为整合内部的理由，虚悬公民权而为某种“军事化乌托邦主义”的发展模式而奋进。但是冷战的结束使这样的说辞的合法性逐渐削弱，因此不得不将某些虚悬的权利落实，来达成新的社会共识。

可是这当然加大了“开发独裁”模式的成本，因此“尚未完成伟大复兴”而不得不虚悬的诸多公民权，也可以被看作一种新型的“例外状态”。而且这种状态可能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自然，在虔诚的现代化主义者看来这还算可以接受的模式，但是并不代表可以对其带来的痛苦视而不见。金门模式虽然是一种极端的现象，但确实具有相当的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