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中的G20_风闻

一、纵览G20机制问世成长历程

全球化经济需要全球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石油危机、笼罩几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滞胀”使得主要经济体财金领导人会晤和领导人峰会的协调形式应运而生，正在阿根廷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就堪称这种协调形式的最重要平台，也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最重要平台之一，而这种形式的产生发展历程又体现了世界正在经历的百年变局，其特征表现为西方世界力量相对下降而新兴市场力量相对上升。

二十国集团起源可追溯至1973年3月美、英、西德、法国四国财长在美国白宫图书馆举行首次会议形成的“图书馆集团”（Library Group），同年9月，日本财长应邀加入而形成五国集团（G5），到1975年召开首次G5领导人峰会，到1976年意大利、加拿大加入而正式成立七国集团（G7）。在此后二三十年里，七国集团领导人通过年度会晤就世界经济形势、政策应对等问题交换看法，达成共识，进而付诸实施，从财政、金融、贸易等渠道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政策环境格局，号称全球经济“指导委员会”。

西方七国能够长期这样决定全球经济政策环境格局，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那时占据的压倒性经济优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直到1990年，23个工业化国家占世界实际GDP份额仍有54.4%，占世界货物服务贸易总出口份额更高达75.9%，其中七国集团实际GDP占工业化国家份额为86.1%，占全球份额为46.9%，七国集团货物服务贸易出口占工业化国家份额为73.5%，占全球份额为55.8%。

[1]1976—1979年间，发达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以上，1980—1989年间为70%，1990—1999年间为60%左右，[2]如此优势，决定了他们的共识、决策足以直接决定全球经济存量和增量的大部分份额。

然而，世易时移，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经济、贸易存量和增量中所占份额日益增长以至于相继过半，七国集团要想继续如同昔日那样发挥全球经济“指导委员会”作用，日益难乎为继，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又加快了这一进程。

2013年，“扩员”到36个国家和地区的发达经济体占全球实际GDP份额仍然下降到43.6%，[3]是近两百年来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份额中首次跌破一半。到2017年，进一步“扩员”到39个国家和地区的发达经济体占全球实际GDP份额进一步下降到了41.3%。[4]与此相应，发达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0—2009年间为45%，到2010—2015年间进一步下滑至30%，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贡献率则上升至70%，分布格局与1980—1989年间倒转。[5]

正是这样的变局，使得七国集团（G7）机制不可避免发展到了二十国集团（G20）机制，1999年成立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作用逐渐成长，并在2008年次贷危机的冲击中升级为G20领导人峰会机制。

二、全球经济需要G20维护、强调全球化

十年弹指一挥间，时至今日，在不是外部经济危机冲击、而是发达国家、特别是长期领导国际经济体系的主导国家的“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行动冲击之下，在已经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的美国新一轮经济萧条、金融危机阴云之下，正在举行的阿根廷G20峰会将会向世人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

我们希望是维护多边开放经济和自由贸易，希望峰会的结果是强调全球需要全球化；因为开放经济倒退对解决“反全球化”和主动寻衅发动贸易战的倡导者所期望解决的问题只有反作用，走出当前的困境需要依靠深化全球化来为解决问题创造更好条件，需要通过强有力的制度改革来为全球化兴利除弊。

与“全球化”如影随形的“反全球化”存在根源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在相对显而易见的第一个层次，就总体而言，近年的反全球化浪潮根源主要还是经济，是经济不景气激励了当前的反全球化高潮，但民族、种族、宗教、文化冲突等社会问题的影响已经明显上升；主要源于长期性问题，并因经济不景气的周期性因素而加剧。

在更深的第二个层次，是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制度建设方面的缺陷，包括社会福利、劳动制度、国家政治体制等等，是这些缺陷导致上述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日益膨胀，也削弱了很多国家因应全球化进程及时自我调整、与时俱进的能力，不少国家甚至有丧失正视问题、凝聚共识、采取行动的勇气和能力之虞。从反全球化根源就不难看出，退而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对解决经济不景气毫无裨益，只有反作用。

须知，在1929年金融危机期间，正是由于美国国会通过了极端保护主义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引爆各国竞相报复的关税战，触发贸易保护与贸易萎缩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终于将在危机边缘挣扎的世界各国推向创纪录大危机的深渊；今天，全球贸易已经连续数年增长乏力，美国新一轮萧条和金融危机已经不是不可想象，倘若按照“反全球化”弄潮儿、主动发动贸易战斗士们的呼声去全面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并坚持不改，全球经济必将重蹈《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之覆辙，这个结果与主动发动贸易战斗士们的期望南辕北辙。

从经济长周期审视，反全球化主张还会恶化新经济增长长周期所需要的外部环境。世界经济已经在前几年结束了一个康德拉捷夫长波周期，但还缺乏新的革命性技术创新来开启新的长波周期繁荣阶段。从短周期来看，本来新世纪前10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业绩总体就低于发展中国家，次贷危机-美欧主权债务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形势改善，但未彻底改观；新兴市场经济体则开始经历经济震荡。

由于一个国家、一个区域大批民众感到自己、乃至自己子女一代丧失了生活水平持续改善的希望，甚至可能持续恶化，他们被反全球化主张吸引而聚集在这个旗号下宣泄自己的不满、骚动，确有其必然。但是，新的革命性技术创新倘若出现，要想拉动整个世界经济步入新的长波周期繁荣阶段，就需要有开放的全球性市场；倘若反其道而行之，一旦新的革命性技术创新问世，它又如何发挥其全部潜力？

为了维持国内较高劳动力收入及其增长率而限制、禁止产业转移，发达国家工会和政府的这种企图能否成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在一国之内，这种企图都是徒劳的，更不用说限制国际间的产业转移了。欧洲中世纪的行会组织曾经力图控制手工制造业从城市转向周边农村的产业转移，低地国家的城市雇主及其亲信们闯入农村去破坏纺织机，恐吓农村的竞争者，最后逼得乡村织布工们学会了以牙还牙保卫自己。

……

正因为如此，要解决当前全球化带来的一些负面冲击，出路不在于退回贸易保护主义，而在于实施深刻的改革，只是这些改革往往会带来一些眼前的损失和阵痛，因此格外需要社会上下的勇气与共识。最典型者莫过于社会福利制度。

从表面上看，社会福利是一项有利于弱者的制度设计；但今天的社会福利制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异化成了对传统中产阶层的压榨，导致不少发达国家占总人口60%—80%的传统中产阶层成为“全球化冲击”中相对损失最大的输家。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占总人口10—20%的上层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更多的机会获取利益，同时也有更多的办法逃避在母国的税收等项义务，而高福利带来的高税收也大大激励了他们花样百出逃避母国税收义务的动机。占总人口10—20%左右的最下层可以获得较多的政府扶持、社会帮助，在深受“白左”（社会民主主义）思维影响的社会福利制度下，不工作、吃救济的寄生者实际收入甚至往往还高于老老实实工作纳税的传统中产阶层，甚至往往发展到“按闹分配，多闹多得”的地步。

相比之下，传统中产阶层既不能如同上层那样攫取全球化的大部分利益，又不能逃避母国的税收，而且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净付出者，承担了大部分税收负担而得到的扶持、社会帮助较少。同时，由于高福利侵蚀了公共收入的过多份额，基础设施等其它必要的公共产品相应得不到足够的维护，从而削弱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后劲，进一步压缩了传统中产阶层上升的空间。

不仅如此，过于泛滥的社会福利制度与“属地主义”国籍制度（自动获得出生地所在国籍）相结合，还大大加剧了近些年引爆发达国家传统中产阶层反精英、反体制情绪的难民危机等跨境人口流动问题。

因为过度丰厚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大大减少了外来移民生存的困难，从而直接激励了这类移民的增长，特别是激励了惰性较强而自我奋斗精神较差的移民来分享福利蛋糕。同时，如果外来移民不能指望福利救济，必须劳动谋生，生存压力将激励其尽快、尽可能全面地融入东道国社会，这样才能赢得较多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们可以指望相当丰厚的福利救济，他们这样做的动力就将大大衰减。

特别是如果有许多福利救济项目是与外来移民身份挂钩，那么，他们更将具有强大的动力拒绝融入东道国社会，以保持其“外来移民”身份和与此挂钩的福利救济。至于美国退伍老兵所得社会福利不如非法移民之类现象，更是极端不公，彻底颠覆了一个正常社会的立国之基。

有鉴于此，占西方国家总人口60%—80%的传统中产阶层面临选择：是忍受一时冲击而削减不合理福利、相应削减他们的负担，还是继续这样下去深陷恶性循环？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丧失正视问题和采取行动的意志、能力比问题本身更令人担忧。我理解包括美国在内西方国家政府和许多传统中产阶层的忧虑，但我不能不认为，美国决策层今年以来采取的贸易战策略是一条死胡同，而不是出路。美国经济问题治本之道在于福利制度等国内问题改革，而不是“自己生病，别人吃药”。

让我们看看中国共产党。与偏重强调分配、消费的拉美左翼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更加强调生产，无论是在“打天下”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全面开展经济建设的和平时期皆然；与苦于民粹主义绑架而普遍只能随波逐流竞相许诺“给甜头”的当前西方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仍然保持着列宁主义的“先锋党”性质，是社会的领导力量而不是大众的尾巴，更能动员社会大众为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而承受当前的代价。

当年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战争“打天下”时的社会基础中有很大一部分本质上是当时开放经济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受损者，但中国共产党从未将逃避工业化冲击、回归田园牧歌作为自己的理想，而是在夺取政权之后带领开放经济和工业化的受损者们义无反顾地向工业化发起了全面冲击。与当前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下各党派竞相诉诸贸易保护主义相比，这种向前看的精神干劲与之高下判若云泥；正是这样的区别，决定了中国至今六十余年“赶超”的成功。

对于中国人而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要保持这种能力，而不能自废武功；对于其它国家而言，他们需要能够凝聚社会共识、带动社会大步向前看的强有力领导力量。

三、“增量策略”才是当今中国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之道

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中国需要与其它新兴市场经济体共同争取推进国际经济新秩序，但其方式、路径应与时俱进。今天的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在1970年代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成果的基础之上开展的，它继承了那个时代斗争的成果，但也因此与那个时代的斗争内容、目标有很大不同。

在相当程度上，由于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吸取了不少1970年代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目标和主张，加之当时推翻整个国际经济旧秩序的主张有着强烈的冷战时期背景；相应地，在冷战时代已经过去的今天，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的目标就不应、也不能是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全推倒重来，而是要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开展进一步的修补、改良。

论综合国力，论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超群绝伦，GDP规模相当于印度、俄罗斯这两大金砖国家的五倍，但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发起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组建亚投行、呼吁重启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如同冷战时期的苏联那样去建立第二个“平行世界市场”，去颠覆现行国际经济体系，而是为了改良现行国际经济秩序。

基于上述定位，我们当前的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要采取的策略很大程度上应当是一种“增量策略”，而非“存量策略”；换言之，我们更多地要着眼于提供新的可供选择的、效率更高的系统平台让国际经济贸易去实现更快的增长，而不是对国际经济贸易规模的存量“动手术”。

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势格局与1970年代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时不一样，那时候发展中国家在当时的国际经济秩序格局中几乎一无所有，不动存量根本无法立足；而在今天，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格局中已经有了我们利益的相当可观的份额，中国等金砖国家还充当了多年的世界经济增长“优等生”角色。

在这样的格局下，我们若还是对存量大动干戈，一来可能影响扰乱我们自己已有的利益，而来必然招致现行秩序最大既得利益者和领导者——西方国家的全力反击。如果我们主要是致力于在增量中获得更大份额，随着增量增长快于存量、增量在总量中所占份额与日俱增而导致自己在总量中份额不断上升、影响力不断扩大，那样就不至于影响扰乱我们自己已有的利益，也可以相对减少阻力、反击。

中国经济改革为何成功？苏联东欧“休克疗法”为何失败？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着重于在旧体系之外放手让新经济力量成长，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对已有经济运行的干扰，保持整个经济规模持续增长，最后即使到了需要对难乎为继的旧体系开展大规模“手术”时，由此调整的人力和其它资源已经有了新的去处可以安置，整个经济仍然保持着较高速度的增长，调整的“阵痛”削弱到了最低限度和最短延续时间。

在增长中开展改革相对容易，在萎缩中改革千难万难；同样的道理适用于一国国内经济改革，也适用于国际经济秩序改革。

增量策略之所以可行，在相当程度上还因为今天的一批新兴市场经济体已经有能力发展起一批领风气之先的新产品、新业态，而不再是单纯被动地跟在发达国家后面追逐。从高铁到中国基于手机的电子商务体系，我们都不难看到这一点，在这些方面，现在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要向中国的创新看齐、学习。

在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进程中，我们要始终高度关注自己内部的不断改革更新，保持自己实现世界最高的效率。列宁有云：“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最重要最主要东西”；在国际经济秩序的竞争中，我们要想胜出，就必须提出效率更高、更能促进经济社会进步的规则。

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虽然有不少不公正之处，但相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内部现行的体制、规则而言效率要高得多，也公正许多。在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进程中，我们要警惕国内外一些落后、倒退势力，他们打着“反霸权”、“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推进一带一路”之类旗号而企图立足，甚至企图拖着整个社会倒退；而我们追求的是带动本国、本区域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继续进步，不能被落后、倒退势力利用当枪使，为其火中取栗，何况这些落后倒退势力对我们自己的权益已经制造了很多、而且越来越多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