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放弃对日战争索赔权力的全过程_风闻

抗战一结束，中国政府便着手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但最终决定放弃赔偿要求，这让许多人迷惑不解。事实上，中国弃赔绝非国家领导人一时冲动，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做出的现实选择，整个弃赔过程大致可分为“美国提议、蒋介石开头、毛泽东承诺、邓小平签约”4个阶段。

一、美国提议

《波茨坦公告》明确宣布“日本可以保留维持其经济运转所必须的工业设备和实物，其余的可以用来赔偿”，因此，战后初期，美国对日索赔相当积极，1947 年4月便开始将日本工业设备设施进行“先期拆迁”，但不久就发现，索赔会加重美国占领日本的经济负担，而且随着美苏矛盾日益尖锐，国民党政府迅速垮台，美国认为有必要将日本建成反苏反共基地，便积极扶持日本，不仅返回了部分从日本拆走的设备，还纵容其抵赖战争赔款。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加速对日媾和。在美国操纵下，包括日本在内的48个国家于1951年9月召开旧金山和会。会议期间，美国提议免除日本赔款，并说服苏联、英国、印度、荷兰、澳大利亚等国放弃索赔权力。

由于大国弃赔，虽然日本战后向13国支付赔款，但总金额仅为22.3亿美元，而且没有向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支付。最后在苏联和蒙古的强烈要求下，才勉强同意以无偿援助名义，向蒙古支付50亿日元赔款。

二、蒋介石开头

日本投降不久，致力于内战的蒋介石为让日本帮他争夺天下，发表了“以德报怨”的著名讲话，虽然该讲话未提战争赔款一事，但已确立了中国对日“宽大处理”的方针。

蒋介石可能也想为国家争取更多利益，无奈日本资源短缺，国库已被掏空，设备设施被美国炸毁殆尽，而在索赔的美英中苏诸国中，中国相对弱小，因此，虽然中国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要求获得日本赔偿总额的40%，但由于美英等国对中国利益的漠视和国际时局的变化，各国仅同意中国获得总额的30%。而且由于各方争吵不休，问题久拖未决，中国实际所获赔付微不足道。加上蒋介石忙于内战，无心顾及赔款，使中国对日索赔“雷声大雨点小”，处于停滞状态。

1949年夏，菲律宾特使拜访蒋介石，谈起对日索赔，蒋介石觉得国民党大势已去，便说了句冠冕堂皇的话：“要对这次战争负责任的是日本军阀，而不是日本人民。要求日本人民负担战争赔偿的作法是不公平的”，并提醒菲律宾特使：“80亿美元的赔偿加诸战后日本国民，如同剥夺日本全体国民的生命，在赤色帝国主义虎视眈眈的时候削弱日本，决不是为了亚洲安定与和平的上策，必须在亚洲形成未来强有力的防共国家”。可见，蒋介石为了“反共”，致民族利益于不顾，已产生了弃赔念头。

旧金山和会后，美国要求日台“建交”，蒋介石不敢不从，随即在1952年4月与日本签订了“华日和平条约”，正式放弃对日赔偿要求。蒋介石之所以这么做，原因有三：一是蒋介石政府败退台湾后，国际地位大降，迫切希望通过弃赔换取日本支持；二是美国政府提议，蒋介石不敢“忤逆”，且日台关系紧张，不利于蒋介石“反共”；三是即便蒋介石政府强行索赔，也榨不出多少油水，不如给日本送个顺水人情。

不过，无论动机如何，日本对蒋介石率先弃赔都很感激，因为虽然他已不能代表中国政府，但毕竟开了“好”头，这对日本将来与中国政府进行战争赔偿谈判极为有利。为表感谢，日本在爱知县为他修建了中正神社。

三、毛泽东承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曾执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日两国没有外交关系，对日索赔没有进展，但中国政府多次声明保留对日索赔的权力。然而，中国政府却在1972年9月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明确承诺：“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众所周知，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资金短缺，日本赔款对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为什么要放弃对日索赔呢？

中国弃赔纯属无奈之举，一是经过战后近30年的演变，大国弃赔已成国际共识和既定事实，中国单独对日索赔既不合时宜，又无成功可能；二是蒋介石已开弃赔先河，使中国政府在对日索赔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三是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咄咄逼人，中国需广交朋友对付苏联，日本作为美国盟国和经济大国，中日建交能极大改善中国的周边环境，又能增加日本外交的独立性，分化日美关系；四是在美国包庇下，日本赖账想法由来已久，而且由于中国索赔数额巨大，日本不愿赔付，僵持下去势必不利。因此，毛泽东、周恩来决定弃赔是最现实的选择。当然，如果没有苏联威胁，中国在对日索赔谈判中，将会更从容更主动。

不过，尽管中日两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声明，并于1972年9月建交，但两国在台湾问题上依然分歧严重，其焦点是中国要求日本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日本仅表示尊重和理解这一立场。由于两国僵持不下，因此，直到毛泽东、周恩来逝世，两国一直未缔结和平条约。这同时说明《中日联合声明》是权宜之计，好在联合声明只是两国政府间的意向书，没有法律效力，因为我国宪法规定：“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须由全国人大批准，而《中日联合声明》未经全国人大批准，没有国家法权效用，这就像商人谈生意，纵有成交意向，但在签订合同前，是不能算数的。

总之，苏联威胁是毛泽东弃赔的主要原因，在国家面临生死威胁的关键时刻，放弃战争赔款、与日本建交无疑是明智之举。因此，虽然蒋介石、毛泽东都主张弃赔，但蒋介石为一党私利，关注的是“反共”和政权的“正统”问题，毛泽东却为民族安危，关注的是7亿人的生死问题，二人弃赔的动机不同。另外，毛泽东仅发了份声明，尚有回旋余地，蒋介石却签了条约，算是签字画押，二人弃赔的方式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不相同。

四、邓小平签约

毛泽东、周恩来逝世后，邓小平于1977年7月“复出”，为推动改革开放，加速推进中日缔结和平条约进程，如1977年九、十月间，连续会见河野洋平、二阶堂进等3个访华团，谈论缔约事宜。最终经美国督促和双方努力，在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见证下，《中日友好和平条约》于1978年8月12日签订，中国政府正式履行了毛泽东的弃赔承诺。

不过，由毛泽东承诺到邓小平签约，中间仍然存在变数，这种变数表现在，邓小平可以变更承诺，也可以遵守承诺，这取决于他对国际时局的判断和对国家利益的把握，而且国际间尔虞我诈，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把承诺推的一干二净。如美国曾在《八一七公报》中向中国政府承诺，逐步减少对台售武规模和层次，但后来为遏制和敲打中国，对台售武日趋频繁，《八一七公报》沦为一纸空文。

因此，如果邓小平觉得弃赔不符合国家利益，可以另起炉灶对日谈判；而且即便遵守承诺，也可以在和平条约中，将日本应履行的义务，规定得更清楚更详细。遗憾的是，《中日友好和平条约》仅延续了《中日联合声明》的提法，在条约中，中国放弃对日索赔权力的条款明确清晰，而日本应遵守的约定相当模糊，就连毛泽东生前很关心的台湾问题也被一笔带过，以至于时至今日，日本仅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却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反观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美国对台湾地位的表述非常清晰，即“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近年来，由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抬头，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人们对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和《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的评价日趋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将中国弃赔的责任全都推到毛泽东身上，这既不符合历史，也很不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