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里反对建设三门峡工程吗？_风闻

自从网络成为主要媒体以后，鱼龙混杂的消息也就多了起来。特别是所谓的“百科知识”类的数种“XX百科”，传播的资料准确的确实不多，错误的确实不少。例如关于关于黄万里的（摘录）：

【“ 黄万里（1911年8月20日—2001年8月27日），中国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近代著名教育家、革命家黄炎培第三子，早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后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工程博士学位，是第一个获得该校工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曾因反对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而被错划为右派。黄万里一生主要反对过两项水利工程，一是三门峡工程，另外是三峡工程。2001年8月27日病逝于北京。”

“1955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同月，中国水利部召集学者和水利工程师70多人就已开工的黄河三门峡水利规划方案进行讨论。在当时流传“圣人出，黄河清”的言论下，黄万里是唯一反对建造三门峡水库的与会者，并与其他专家在会上进行了七天的辩论。”】

实际上，黄万里根本没有反对建设三门峡工程，也就谈不上因为反对建设三门峡工程而被错划为右派。至于他反对建设三峡工程，是确有其事，但反对的有一部分人，而不是个别人。值得一提的是，黄万里的几个反对的理由，被至今为止的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三门峡工程）

千百年来，黄河下游屡屡决口改道造成水灾一直是中华民族、特别是黄河两岸人民的心腹之患。新中国成立后，从1950年7月开始一直到1954年10月，国家水利部、黄河规划委员会、还有苏联专家，对黄河拟建水利枢纽的几处地址进行了查勘，认为三门峡是建水利枢纽的优良坝址。黄河规划委员会组织数百名国内专家，会同苏联专家一起，编制出《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接下来周恩来指示国家计委邀请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召开会议，讨论黄河规划和三门峡工程问题。1955年7月中旬，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决议确定兴建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为根治和开发黄河的第一期重点工程。至此，建设三门峡工程的法定程序，也就是民主程序已经完成。下一步就是如何建设的问题。

作为列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中唯一的水利项目，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分院于1956年底完成了《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此设计在我们国内引起争论，其中包括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和电力部年轻的技术人员温善章关于降低水位、加大泄水排沙的意见。

需要指出的是，争论不是针对是否建设三门峡工程的争论，而是针对工程设计的争论。1957年6月，水利部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主要由各方面70余名水利专家参加的讨论会。会上无人反对建设三门峡工程，但绝大多数人主张高坝大库蓄水拦沙的设计方案。

关于黄万里和温善章的观点，2012年温善章是这样说的：

【 问：温老，您当时是否反对上三门峡？

温善章：这个说法不准确。我当时不是反对上三门峡，而是认为修三门峡水库不应迁那么多人。为了减少移民，我提出要把三门峡从一个高坝变成低坝，从蓄水拦沙变成排洪排沙，只是在洪水超过下游河道渲泄能力时，临时滞一下洪水，等洪峰过去后，继续排洪排沙。因此，我并没有反对上三门峡水库。

问：那黄万里是反对上三门峡水库的吧？

温善章：这个说法也不准确。我所知道的情况是：1955年黄万里给黄河规划委员会（由水利部等7个部委组成）提出的意见是针对三门峡水库的规划设计方法，在水文方面他没提出什么具体意见。他当时提出要用偏微分方程求解，得出一个效益最大、成本最小的方案，用一个公式来确定三门峡的坝高。另外，他在报告里和1957年的会议上（他参加了一半，后因反右中途离席），提出要留底孔排沙；再有他提出修水库是洪水搬家、灾害转移。这是我看到他写的文章和参加会议的发言纪录。由于有些纪录可能表述的不太准确，有这么一件事：当时有的会议发言纪录上说他反对上三门峡，后又有个更正；这是黄万里主动提出的，还是有人参加会议认为不准确而提出的，我就不知道了。他当时的发言是7月份登在中国水利上，8月份又登出一个更正，他说自己没有反对上三门峡工程。】

顺便提一下，温善章后来还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有人要他“禁言”的事情。

但由于温善章的意见，还有黄万里的意见处于绝对少数，没有被采纳。这也在情理之中。但在工程设计问题上秉承走“博采众议”的民主路线，则是始终如一的。

为听取更多意见，凝聚各方共识，1958年4月，周恩来约请对西北情况比较熟悉的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和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一起来到三门峡，召开现场会议并对工程设计重新进行审查。三天多时间里，与会人员畅所欲言，发言热烈，气氛十分活跃。周恩来聚精会神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4月24日，周恩来作了3个多小时的总结报告。他特地指示，对于有争议的问题，还可以再讨论。他说：

【“你们回去写信给我，或者写文章来争论，来讨论，在报纸上也可以。我们继续还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这样才能使我们根治黄河工作做得更好。”】

1958年5月24日和6月下旬，周恩来在北京召集有关部门继续研讨黄河三门工程问题，召集有关省的负责人进一步交换意见。6月29日，水电部（此时水利部与水电部合并）党组根据各方面研究的意见进行了综合，向中央写出了《关于黄河规划和三门峡工程问题的报告》。至此，关于工程设计的各方意见基本得到统一。

但是，由于没有先例可资借鉴，对黄河泥沙规律的探索不可能一步到位。三门峡水利枢纽于1960年9月蓄水运用一年后发生严重淤积。这说明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有个过程，并不是什么到决策民主方面的问题。不过同时也说明，即使某项决策程序完全符合民主的普遍要求，也不能保证这个决策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民主决策的成本最低，则是人们的共识。后来三门峡工程的改建也体现了这一点。

周恩来除了积极担责外，又多次亲自召集或者指示水电部有关人员座谈讨论，商量解决办法。但意见极不统一。大多数人认为，增建设施可以减少水库淤积，情况可以改善。但也有很多人反对改建，甚至还有人主张炸掉大坝。周恩来要求水电部领导下到现场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种意见，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开会讨论，寻求最佳解决方案。

1964年12月5日至18日，周恩来在北京民族饭店亲自主持召开治黄会议。周恩来参加了六次会议讨论，他鼓励大家多发言，尽可能把问题说透，以便解决问题。他说：“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能使黄河水土为民兴利除弊，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是允许发表的。旧中国不能治理好黄河，我们总要逐步摸索规律，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不断地解决矛盾，总有一天可以把黄河治理好。我们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在博采众议作出决策的基础上，从1965年1月开始到1973年，三门峡工程经过两次改建，基本上解决了泥沙淤积问题。在改建过程中，周恩来不断指示水电部和相关省积极跟进，遇到问题要召集各方人士开会讨论，集思广益。1974年12月，周恩来在病榻上看到《人民日报》刊发《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改建获得初步成功》专题报道后，立即让身边工作人员询问并核实相关情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9年5月，周恩来提议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到三门峡去，研究工程改造，解决泥沙淤积问题。在周恩来的鼓励下，清华大学水利系迁至三门峡办学长达九年之久，进行教学、实践和科研三结合，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为三门峡工程的成功改建作出了积极贡献。

据统计，从1952年到1975年，周恩来就三门峡水利枢纽建设召开专题会议、实地踏勘、作出批示、约谈相关人员等达到百余次，充分彰显出党和政府，特别是周恩来本人尊重民主、发扬民主的执政理念。

三门峡工程在防洪、防凌、灌溉、发电、供水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综合效益，成就巨大。在防洪方面确保了黄河下游岁岁安澜。发电方面，从1973年第一台机组投产发电至2003年，创产值23亿元，是三门峡工程投资9亿元的2.5倍。同时，三门峡工程的曲折历程，还为后面的水利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著名水利专家、时任国家水电部部长钱正英称：“三门峡工地可以说是新中国大坝建设的摇篮。”1978年美国河工代表团参观后说：“你们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多沙黄河上取得修水库、综合利用的经验将载入史册。”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是中国有史以来建设最大型的工程项目，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

2008年5月4日，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在参观三峡工程时说道，三峡工程是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百年以前孙中山先生就有这个梦想，现在终于实现了。连战没有提到，三峡工程一度也是蒋介石的梦想。

从1953年开始，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就多次讨论酝酿三峡工程。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议会议安排讨论三峡工程问题，并派飞机把对兴建三峡工程两种不同意见的代表林一山和李锐接到会上，请他们各抒己见。林、李两位早在1956年就在专业刊物上发表了对立观点的文章，争论激烈。毛泽东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提出了三峡工程建设要“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这个方针是在肯定兴建三峡工程的同时又充分吸收了反对意见的合理部分形成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三峡工程再次提上日程。以林一山为代表的主建派和以李锐为代表的反对派多次向中央陈述了各自的主张。社会各界许多人士也通过各种渠道提出了大量的意见和建议。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发扬毛泽东、周恩来对三峡工程民主决策的传统，积极欢迎反对意见，尽可能吸取其合理内核。1986年6月，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扩大论证，责成水利部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以钱正英为组长的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立了14个专家组，进行了长达两年八个月的论证。1990年7月，以副总理邹家华为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成立；至1991年8月，委员会通过了可行性研究报告，报请国务院审批，并提请第七届全国人大审议。邹家华在《关于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的说明》中再次肯定：任何意见“都是从对国家和人民负责出发。这些意见对增加论证深度，改进论证工作以及完善论证结果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同、171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近三分之一的人反对或者弃权的结果，通过了《长江三峡工程决议案》，1994年正式动工兴建，2003年开始蓄水发电，2009年全部完工。

这个过程，充分彰显了民主决策在三峡工程建设中的作用。

黄万里是反对建设三峡工程的。他的几条主要理由是：

【 1、预言三峡大坝根本不能建成。

2、“三峡大坝将于几年内堵塞重庆港、断绝黄金水道上段……终将被迫炸掉”。

3、“三峡电站20年内只有工费支出，没有电费收入，国家财力不堪负担。”】

历史证明，这些理由都没有能够站住脚。

2017年11月8日是三峡工程成功实现大江截流二十周年纪念日。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发表《三峡工程大江截流二十年综合效益显著发挥》一文。文中写道：

【 “二十年后的今天，三峡工程已全面建成，运行安全稳定高效，自2003年6月初期蓄水以来，连续8年达到正常蓄水位175米，发挥了巨大的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

文章提供的详细的数据，证明了建设三峡工程的正确性。国际河流组织政策主任白好德(Peter Bosshard)早在2011年就在美国报刊撰文称：

【 “都江堰体现出中国顺应自然的道家哲学，长江上的大坝则是毛主义征服大自然的象征，三峡大坝被视为全球大坝的建设范本”】

但是，正如毛泽东1966年4月10日在一份关于建设三峡工程的批示：“需要一个反面报告”一样，像黄万里这样的反对者，在民主决策过程中是很有积极作用的。一些反对意见可以使论证更科学，实施过程更完善。在这个角度上，他们的贡献应该肯定。

无论是三门峡工程，还是三峡工程，黄万里敢于直抒己见的精神都应该肯定。但是，如果不顾历史事实去神化他，那完全是错误的；如果还借此来否定中国在建设项目上的民主决策过程，甚至上纲上线，那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实在是有些糊涂了。

2018年10月23日，“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发布了《看百年来各国发电量变化视频，5分钟后被中国震撼到了》，文中写道：

【 “1831年，法国科学家法拉第发明了第一台发电机；47年后的1878年，还是在法国，世界上第一座水电站建成发电 。在之后的100余年的时间里，水电逐渐成为仅次于火力发电的第二大电源，在法国、瑞士等国家的水能资源利用率已经达到97%。但从中国瞄上水电并有能力自主建设水电之后，一项项世界纪录便信手拈来，时至今日，中国水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分别达到33211万千瓦和10518.40亿千瓦时，稳居世界第一，在世界排名前20的水电站中，‘中国造’独占11，继桥梁之后再次独占。”

“中国的水电如此牛，哪些水电站是中国的最强水电呢？在世界上的排名又是怎样的呢？下面，就用数据说话，带大家一览中国十大水电站的风采。1. 三峡水电站（世界最大水利枢纽工程）它是当今世界综合规模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它有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内河船闸，它有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的垂直升船机，它刷新了全球单座水电站年发电量的世界纪录，它点亮了近半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