蛐蛐咋成了“民族昆虫”？论文原作者这样回应_风闻

最近的“瓜”有点多啊，蟋蟀“火”得有些“猝不及防”。

这还要从新晋“网红”论文谈起，一篇题为《中国传统文化对蟋蟀身体与战斗力关系的认识》的论文发表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作者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陈天嘉博士。

（全文详见文末）

文章大概讲了这么个事儿：

作者特别梳理了《功虫录》和《斗蟋随笔》这两本蟋蟀“将军”战斗的时间、方式和身体特征，量化统计分析了蟋蟀身体部位和特征的记录频度，发现了充满智慧的中国古人们早就认识到了一个规律：善斗蟋蟀的头部、腹部前端最重要，而“背厚腰圆”的蟋蟀将军数量最多。

总的来说，文章主要研究中国历史典籍中有关蟋蟀的身体器官及其与战斗力关系的描述。

引起大家争议的点在这里：

作者在最后结语时延伸提到**“蟋蟀是一种负载中华文化的民族昆虫”**。

读到这里，很多人内心的OS一定是这样的……

这种小动物怎么成了“民族昆虫”？它们是如何“负载中华文化”的？研究蟋蟀干啥用？

有人这样“解读”：

他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如此解释“蟋蟀是负载中华文化的民族昆虫”。

——微信公众号“郁土”

还有这些……

也有较为中肯的声音：

人大科学哲学教授刘永谋在个人公众号“不好为师而人师者”上发文，首先表示：

从科技史上可以研究蟋蟀，作者花了时间和精力，把中国古代相关材料做了一番比较细致的梳理，就“中国古代对蟋蟀战斗力的认识”这一问题而言，有贡献、有观点。我不敢说有多优秀，但无疑是符合学术发表水平的。

刘永谋最后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

作者本人对此有着怎样的看法和回应呢？

争议一：

“蟋蟀”值不值得研究？

1. 《中国科学报》：您研究蟋蟀的初衷是什么？

陈天嘉：

动物行为学（ethology）界把蟋蟀作为争斗行为的模式生物，进行了不少研究。

研究蟋蟀的行为方式和身体器官与其战斗力之间的关系，用于发展争斗机制和策略的理论模型，还可为理解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领地行为和资源占有潜力提供启示。

其实，动物行为学作为一门科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

1973 年动物行为学家卡尔·冯·弗里希、康拉德·洛伦兹和尼可拉斯·廷伯根因研究蜜蜂舞蹈行为共同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我研究蟋蟀是受两篇被Nature发表和报道的文章的启发。一篇是德国动物行为学家霍夫曼（Hans A. Hofmann）等发表题为《飞行能恢复蟋蟀战斗力》的文章，提到从中国传统经验中受到启示。

我写信问他：究竟找的是什么经验？

他说，一些爱玩蟋蟀的人知道这样的规律：蟋蟀在“打完仗”后，如果输了，24小时以内是不会再战斗的。

但他从一位中国工程师那儿了解到，中国有经验的斗蟋蟀人士把蟋蟀往空中抛一抛，一会儿它就恢复战斗力了。

后来霍夫曼进行了一系列严格的受控和排除实验，发现抛本身并不能对蟋蟀造成什么影响，而是抛过程中蟋蟀的翅膀扇动，会使它体内产生化学物质，增强了蟋蟀的斗性，让它暂时忘掉“战争失败的阴影”。

另一篇是加拿大生物学贾奇（Kevin A Judge）等发表在PLOS one上题为《雄性斗蟋的武器》的文章，这篇文章被Nature进行报道。

动物在争斗过程中需要用身体器官作为武器。贾齐等同样参考了中国斗蟋蟀的民间知识，经过实验验证，发现头部尺寸与蟋蟀战斗力存在关联，头部越大，胜率越大。

事实上，中国关于蟋蟀的历史文献、民间经验还有很多。我想，从科学史研究角度一定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内容。

2. 《中国科学报》：作为一项学术研究，您这篇文章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陈天嘉：

我本科学的是生物技术，研究生受的是科学技术史训练。这是一篇科学史研究，从动物行为学视角研究斗蟋博戏，属于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传统的科学史研究者，如李约瑟等老前辈，在考察中国民间蟋蟀知识时，把注意力聚焦在中国人对蟋蟀生活习性和形态等方面的认识上，为我们从动物行为学上研究中国古人和民间的斗蟋知识留下了很大空间。

斗蟋蟀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博戏。

中国人从找蟋蟀、养蟋蟀到斗蟋蟀，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记载和民间经验。王世襄先生整理了巨著《蟋蟀谱集成》，我在前人的基础上挖掘了一些新的史料。

蟋蟀史料的记载五花八门，我只聚焦关于蟋蟀的行为特别是战斗行为的相关认识，再辅助田野考察，实地走访北京地区的斗蟋蟀比赛，用动物行为学的概念框架提炼、分析有关的蟋蟀知识，看一看还有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有待于科学验证，哪些能够为今天的行为学研究提供启示。

​争议二：

蟋蟀怎么成了“负载中华文化的民族昆虫”？

3. 《中国科学报》：有人质疑蟋蟀负载中华文化，称其“民族昆虫”不合理，您怎么看？

陈天嘉：

如果单独把这句话拿出来，会产生误读。

但结合上下文的语境看，我主要谈的是中国的蟋蟀品种尤其是博戏中的蟋蟀，只是在这个语境下谈“蛐蛐儿”。有机会我希望大家能看全文。

“民族”是就人类而言的，昆虫当然谈不上什么“民族”。“民族生物”是指特定民族社会及其文明与之发生了特殊关系的生物。

宋代以来，中国历史上皇家贵族、文人墨客、市井百姓都曾一度喜爱斗蟋蟀，大书法家黄庭坚甚至赋予了蟋蟀五种道德标准（守信、忠诚、勇猛、知耻、识时务）。

此外，我国在斗蟋器具、斗蟋比赛规则、蟋蟀产业等方面产生了诸多文化现象。

至今，山东宁阳、宁津等县发展起了成熟的斗蟋蟀文化产业，台湾台南县新化镇亦有成熟的斗蟋蟀观光产业。

我的研究还特别得到中兴大学昆虫学系杨正泽教授的指点和帮助，他的团队在台湾蟋蟀保育等方面做得相当成熟。

如果你看全文的话，这一部分是作为结论之后的延伸，是呼吁大家能从更健康的角度去关注中国蟋蟀文化，关注合理的资源利用与开发。

用蟋蟀赌博是违法的，去蟋蟀著名产地过度捕捉蟋蟀也会对物种和环境造成破坏。

4. 《中国科学报》：您提到的“民族生物学”是什么含义？

陈天嘉：

这是另一新学科，近几十年在国际上比较热。现在各国各地都在反思，如何保护好有民族特色的原住民文化。

民族生物学（ethnobiology）是一门通过科学方法研究动植物如何被不同的人类文化所对待和利用的科学，主要研究从古到今人与某地区动植物（biota）和环境的动力学关系。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裴盛基先生就曾担任国际民族生物学会主席，他是我国民族植物学学科的开创者。

我们知道科学规律当然是普遍适用的。但是某些动植物只有某个国家或地区有，当地人在当地特色的文化和独特的自然环境下，与这些动植物进行有趣的互动，产生很多独特的文化现象，非常值得研究。

这里面涉及很多跨学科研究领域，如保育生物学、人类学、科学史、科学人类学等。

中国蟋蟀是典型的研究案例。

也有科学社会学家提出，科学知识中除了普遍性知识之外，还有所谓“地方性知识”。

科学人类学家还从某个区域或者民族文化的视角，研究自然知识生产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民族昆虫”的概念可以从这些意义上理解。

争议三：

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5.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看待网上的质疑？

陈天嘉：

首先我觉得很意外。

我的研究处于科学与史学之间，很小众的研究方向，怎么会引起关注。

我原来在历史学系从事科技史研究与教学。

我们团队多年来一直坚持研究中国传统科学文化资源，首先就是从当代科学的视角整理传统自然知识，以后计划在此基础上做些科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而不局限于史学研究。

单质砷、秋石、人部药、尿疗、食用胚胎等也曾研究过，主要是研究人们制造、加工、使用它们的科学原理和历史依据，目前还在做“气”、“丹药”“丹理”等等。

我们的研究是求知，基本没有受到国家研究基金的资助，也见不到立竿见影的商业效果。有时候投稿出去，刊物连审稿人都不好找。

我们这样的研究，读者少，引用率不会高，不会给刊物提高影响因子。就是国家有资助“冷门”“绝学”的计划，也不会把我们的工作纳入视野。

我们的研究现在有学科外的读者注意到，也还算高兴吧。

6. 《中国科学报》：是否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陈天嘉：

我多年给硕士研究生上《自然辩证法概论》等思政课，现在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师。

我打算今后在马克思主义科学论与传统科学资源研究的结合上下些功夫。

一些读者注意到了我的专业身份，我把它看成是一种提醒和督促，鼓励我在二者的结合上多做些事儿。

学者与公众实质性社会互动的机会很少，但是被我遇上了。

公众从不同的知识背景、看问题的视角乃至立场出发，对问题关注的点也不一样。我觉得大家理性讨论就好。

这也提醒我，写学术论文时要兼顾领域外的读者甚至一般公众。

现在想起来，这篇文章报道了我的研究工作，基本满意，但在具体写法上也有可以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比如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生物，在文章中有些突兀，没有篇幅展开，这是需要另文专门讨论的，在此文中不刻意提及也许更好。

7. 《中国科学报》：大家还讨论了您这项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陈天嘉：

价值跟意义也是做基础研究的老师们经常讨论的。

今天，当我们在谈一件事情价值意义时，更多谈的是与创收相关，能够带来哪些对人类的贡献或是具体的商业价值等。 

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学术价值，比如说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等，它的价值更多的在于弄清楚一个历史事件或者澄清一个思想观念。

像研究中国历史上如何认识这个昆虫，产生了哪些知识，把这件事弄清楚了，本身就是它的价值。

事实上，研究蟋蟀也的确很“有用”。

比如仿生学，荷兰研究者利用蟋蟀尾须感受气流的原理制作了人工蟋蟀毛，应用于飞机机翼上的大型传感网络。

又如蟋蟀斗败后恢复战斗力的情况，以及动物行为中的“替代活动”，是否能够有助于理解人类的拖延症等心理问题，也很值得研究。

中国传统的斗蟋蟀经验有很多是有效的，也有一些是错的，甚至包含一些天马行空的占卜内容。

中国古代人玩蟋蟀时根本没想要做出什么知识创新，那么对这些传统知识必须经过严格的实验验证才能带来真正有价值的科学发现。

实际上，斗蟋博戏反映的不仅仅是人与人（玩家）之间的关系，动物（斗蟋）之间的关系，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还有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但又易于抽象和模式化研究的系统，很值得我们进一步借助人工智能手段，开展文化学研究。

PS：这篇论文是陈天嘉博士系列论文的第四篇，相关论文包括有

《中国古代至民国时期对蟋蟀行为的观察和认知》（发表于《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斗蟋蟀博戏中的芡草与芡法》（发表于台湾人类学刊物《民俗曲艺》）、《中国传统蟋蟀谱研究》（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等。

论文全文：

（科学网/韩扬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