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博洲 |《人间》之前：陈映真1984的台独批判_风闻

《人間》之前

---陈映真1984的台独批判

藍博洲

编者按

1979年《美丽岛》事件后，台湾“党外运动”急速转向台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映真创办了《人间》杂志，以此为阵地一面抵抗国民党政府的镇压，一面与台独进行论争。保马今天推送的文章展现了陈映真从1975年出狱到1985年创办《人间》这段历史，让我们仿佛接近了这个在夹缝中为“被挖去左眼”的台湾社会寻找出路的斗士。感谢作者蓝博洲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1983年8月底，陈映真先生应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之邀赴美短期访问。也就在这次访美期间，面对已经渗透党外阵营的岛内外台独势力，为了维持民主运动统一战线的团结，隐忍已久的他终于不得不准备对台独主张的意识根源展开思想的清理与批判。

党外统一战线

其实，早在1967年同一个写作计划已经邀请过映真先生。但是，他却在准备赴美之前的1968年被捕入狱。1975年，因为蒋介石逝世的“减刑特赦”，刑期10年的他提前出狱。

映真先生说，系狱期间的1970年春节前，他在“四面环山，被高大的红砖围墙牢牢封禁的”台东泰源监狱，“头一次遇见了百数十名在一九五0年韩战爆发前后全面政治肃清时代被投狱、幸免被刑杀于当时大屠的恐怖、在缧〇中已经度过了二十年上下的政治犯。”从而“终于和被残酷的暴力所湮灭、却依然不死的历史，正面相值了。”这时候，对身系监牢的青年小说家陈映真来说，那些在“50年代心怀一面赤旗，奔走于暗夜的台湾，不惜以锦绣青春纵身飞跃，投入锻造新中国的熊熊炉火的一代人……再也不是恐惧、神秘的耳语和空虚、曲扭的流言，而是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

出狱后，作为小说家的陈映真的再出发，首先还是通过文学。同年10月，远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小说集《将军族》与《第一件差事》。就像经过组织严格审核后所写的<自传>那样，他也通过许南村之名的自序<试论陈映真>，对自己前一阶段的思想与作品做了阶段性的总结，并针对小资产阶级的许信良、张俊宏等人的《台湾社会力的分析》(1971，大学杂志)，做出更有社会科学性(阶级观点)的台湾社会分析。

与此同时，严家淦继位。但大家都知道，这只是一个法律上的过渡，真正的接班人则是“行政院长”蒋经国。

尽管，在泰源监狱时，身历台独派政治犯欲以统左派政治犯祭旗，向美国主子投名输诚的未遂暴动事件。此时，面对主要矛盾的强大“国家机器”，出狱后的陈映真还是随即投入方兴未艾的党外民主运动，与暗藏台独主张的异议人士建立统一战线。而当时的客观形势是这样的：

1975年8月，黄信介、张俊宏、康宁祥创刊第一本党外政论刊物《台湾政论》，主编是主张台独的政治犯黄华。据1950年白色恐怖时期系狱十年的“老红帽”陈明忠先生(1929-)说，因为黄华排拒社会主义统一派倾向者的文章，所以陈映真与老台共苏新(1907-1981)的女儿苏庆黎(1946-2004)找上他，说要另办一份自己的刊物。陈明忠答应负责筹募创刊的经费。10月，白雅灿发表声明，提出蒋经国率先公布私产等29项呼吁而被捕入狱。12月20日，台湾省第一届增额立委第二次选举，陈明忠与陈映真等统左派不遗余力地在幕后助选的黄顺兴顺利连任。宜兰地区参选人郭雨新落选，23日支持者示威抗议。据陈明忠先生透露，他把郭雨新的秘书陈菊(1950-)提供的有关选举不公的资料交给陈映真，陈映真据此写了一篇题为<台湾政坛老兵郭雨新>的报导，以化名戴乃民刊载在香港《七十年代》杂志。国民党当局从文风知道此文肯定是陈映真所写，但苦无证据处理(王拓被捕后的刑讯主要也在追查此文的作者)

。而两陈当时的政治考虑，除了揭发老K选举舞弊的做法之外，主要是想团结帮郭雨新助选的有“台独”倾向的一批党外年轻人(也就是以邱义仁(1950-)为首的后来的新潮流系) 。选后，陈明忠又经常到新当选立委的黄顺兴家里，和党外人士郭雨新、康宁祥等人喝酒、聊天、议论时政，创建统一战线。

《夏潮》创刊与乡土文学论战

1976年。陈映真39岁。

3月，《将军族》被查禁。尽管如此，陈映真的再出发也通过文学作品与<试论陈映真>这篇文论在青年群体中取得了重大的影响。

7月1日，从日本秘密去了一趟大陆的黄顺兴的女儿黄妮娜被捕。7月2日晚上，黄妮娜的家人把她被捕的消息透露给了陈明忠。7月3日晚上，陈明忠把难友蔡意诚(抗日前辈蔡惠如的孙子)捐赠的创办杂志的第一笔款项交给陈映真。7月4日清晨，47岁的陈明忠第二次被捕。陈映真得知消息后也做了“二进宫”的心理准备。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情治单位的鹰犬一直没有找上门，他知道陈明忠挺过去了，于是放手与苏庆黎团结保钓一代的知识分子(陈鼓应、唐文标、王晓波、王拓、王杏庆等等)，为开展第三周期的台湾左翼运动而迈进。

8月，青年作家王拓出版小说集《金水婶》。

10月《夏潮》接续已经办了三期的苏庆黎前夫的精神病专业杂志，改头换面问世。陈映真及其战友们创建了出狱后的第一个统左派阵地。他们同时刻意在《中央日报》刊登广告，让囚禁在太平洋的绿岛的陈明忠及已经系狱近三十年的林书扬(1926-2012)等同志得知此一历史性的发展。

11月，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一大强调面对中共的“三不政策”。

12月，陈映真出版第一本评论集《知识人的偏执》。通过其中的〈鞭子与提灯〉，他刻意提到中国认同的理念，也就是在他首次入狱第一年的初次面会时，“饱含着热泪听受了”父亲留下的一句话：“孩子，此后你要好好记得：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其次，你是中国的孩子；然后，啊，你是我的孩子。”

    时序进入里程碑的1977年。

   以《夏潮》为阵地的乡土文学思潮已经成为台湾社会运动的主流。诚如陈映真所云：

从70年到80年，是台湾第三波左翼运动的十年。1970年，台湾和海外知识分子中间发生一个很大的思想运动，就是"保钓"。当时，甚至有人称它为"新五四运动"。那一年，出现了钓鱼岛问题，大家很愤怒，是非常单纯的民族主义，咱们中国的土地，怎么让美国送给日本了?从此作为出发点，面临很多问题。比如，国民党告诉青年人，你不要被共产党利用，美国和日本是我们的重要盟邦，谁要这么调皮，就有共产党嫌疑。北京当时是在文革时期，调子很高，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呀，打倒美帝国主义呀。在两边这样的情况下，运动分裂了。留学生应该"站边"了，你选择哪一边的中国?产生了"我是谁?“的问题，“中国是什么?“的问题。一批人，像马英九，是反共爱国联盟，他们要求的只不过改革保台，但还是要反共，还是以前《自由中国》的老问题，就是怎么才能更有效地反共?更多人是向左转，觉得北京才是我们的政府，你看立场站得这么稳!大量的人去找30年代的文学和共产党的文件学习，真是产生了触及灵魂的改变，有的人因此离婚了，有的人放弃学业了。这种情况，后来侵染到岛内来。那时已经有各种复印技术，他们把大量的宣传品寄到台湾，虽然受到邮检的拦截，但终究还是流进来不少。第三波左翼运动，就这样起来了。跟过去两波的左翼运动完全没有关系，是台湾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再加上左翼思潮突破了冷战和内战的思想框框，看到了社会，看到了阶级，看到了国际上的帝国主义问题。这是一个完全新的视野。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杂志，《夏潮》。以《夏潮》为中心，集结了一批"泛左翼"的知识分子，跟当时台湾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在当时起到很大的影响。[1]

但是，逆流涌动，情势险恶。

5月7日，蒋经国声明：不放弃对大陆主权，不与“匪伪”谈判。

6月16日，长老教会发动“一人一信”运动，号召民众写信给美国总统卡特，要求支持“台湾人”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

8月17日，彭歌在《联合报》发表<不谈人性，何有文学>，针对以陈映真为首的《夏潮》与《文季》集团的乡土作家及其作品，发动整肃的第一声。同月20日，余光中又在《联合报》发表<狼来了>，指控乡土作家的作品是“工农兵文学”。陈映真等人以《夏潮》为阵地迎面展开论辩，并获得胡秋原、徐复观等外省籍先行代知识分子的声援而幸免于难。陈映真历史地成为乡土文学论战的主将，也被公认为“台湾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也因此成为《中华》杂志的同仁，扩大了反独统一战线。

乡土文学思潮取得表面上的胜利。一时之间，乡土不再是乡间土臭的落后象征，反而是过度西化之后的矫枉性的时髦。从挂斗笠摆水缸的啤酒屋装置到不分阶层的口咬槟榔时尚，台湾的表情跟以前不一样了。

陈映真（中）与蓝博洲（左）

向着反民族和分裂主义转向的党外

其实，陈映真在当时就已经清楚地看到：乡土文学论战“所欲解决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迎来了全面反动、全面倒退和全面保守的局面”。

1977年8月16日，就在当局对陈映真等展开肃清的舆论造势的同时，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表了所谓<人权宣言>，“坚决主张：‘台湾的将来应由一千七百万住民决定’……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

1978年岛内外形势有了更为地动山摇的巨变。

3月，美国宣布从1979年起停止对台军援。蒋经国继位。

5月，卡特说，台湾与大陆的分歧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蒋经国回应说国民党决不与中共谈判，决不妥协。

10月31日，“党外人士助选团”针对即将于年底投票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发表“十二大共同政见”，“主张联合所有爱乡爱国的同胞”，“追求我们的政治人权、经济人权与社会人权”。基本上，这个政见还符合夏潮阵营统一战线的原则与立场，于此可见夏潮在党外阵营尚有决定路线的发言权。夏潮阵营的王拓与陈鼓应也投入选举，尤其是陈鼓应与后来出柜的台独派陈婉真的联合战线，更在台大掀起了一阵“民主墙”与“爱国墙”争议的热潮。而陈映真更是幕后助选的主要操盘手。

11月24日，以主张台独的施明德为主导的“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正式成立。

12月16日，卡特宣布明年元旦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台湾当局宣布中央民意代表选举无限延期；党外人士要求政府恢复选举。

12月21日，国民党开除陈鼓应与陈婉真的党籍。

1979年党外阵营的统独力量开始倾斜。

元旦，中美建交，中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三通、四流”。月底，《夏潮》被查禁。

4月，卡特签发<与台湾关系法案>。

5月31日，康宁祥创刊《八十年代》。

6月2日，党外候选人联谊会成立。

7月12日，蒋经国表示要以民主化、自由化、中国化来统一中国。

8月24日，《美丽岛》杂志创刊。发刊词表示：“美丽之岛，是我们生长的家乡。我们深爱这片土地及啜饮其乳汁长大的子民，更关怀我们未来共同的命运。同时我们相信，决定我们未来道路和命运，不再是任何政权和这政权所豢养之文人的权利，而是我们所有人民大众的权利。”。发行人：黄信介，社长：许信良，副社长：黄天福、吕秀莲，总编辑：张俊宏，总经理：施明德。它以社务委员的型态组成施明德所谓“没有党名的政党，主张实行国会全面改选与地方首长改选”。虽然以康宁祥为代表的“稳健派”，以及夏潮系统都有代表参加，但是主要还是以施明德等激进派为骨干。

10月3日，早晨7点，“和11年前一样”，与有台独倾向的《美丽岛》保持一定距离的陈映真“被两人一左一右地夹持着，坐进一部大轿车。放眼望去，整个巷子若说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大概也不为过。”拘禁36小时后，他幸被释放。在侦讯时，他才知道当局“有专门对他的作品和言论做系统的思想检查分析和汇报的专业思想侦探”。劫后归来，尽管他的“生意”与“生计”，“正面临着危机”，他还是通过《美丽岛》杂志发表<关于十·三事件>一文，报告历劫经过，同时非常有针对性的语重心长宣称：

我深深地感觉到我的事业毕竟在文学工作上……我自知我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驮负着与我的才能不称的关爱，我决心不论今后的生活多么艰难，我要把这只笔献给我所爱的中国和她的人民。[2]

11月，映真先生的小说集《夜行货车》出版。面对党外运动朝着台独主张的歧路前进的严峻形势，他又通过自序，再次表明坚定的中国认同的写作立场：

在中国，和在古老的亚洲一样，一切不屑于充当本国和外国权贵之俳优妾妓的作家的命运，是和写一切渴望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由、政治与社会的民主和公平、进步的人民一样，注定要在侮辱逮捕酷刑监禁和死亡中渡过苦艰的一生……物质生活基本上公平和充裕；精神生活上不虞组织性的谎言和神话教条；政治上充分的自由、民主；国家完全的独立；民族从帝国主义下获得解放……这一全中国人民共同的、不可压抑的、不容妥协的愿望，就是海峡两边中国作家自己的愿望。他们决心不惜牺牲性命，为实现这一民族共同的愿望，和全中国人民一道，奋斗到底！

那年，映真先生42岁。无论台独人士喜不喜欢，这个总是自称“在台湾长大的中国人”笔下的“中国”当然包括台湾。当历史走到他面前时，他绝不随波逐流，选择了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应该走的路，并且用一生去实践。

   

但是，创刊以来即日渐激进而与一批“反共义士”的《疾风》杂志冲突不断的《美丽岛》杂志，终于12月10日在高雄市引发了“美丽岛事件”。右翼的民主化运动成员大量被捕，左翼夏潮系统的王拓、杨青矗与陈忠信也因此入狱。其后，国民党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公开审判，报纸连篇累牍登载他们在法庭上的答辩，起了很大的作用，引起全社会对党外的民主同情。因此，人虽然被抓了一箩筐，影响反而扩大了。形势改变，党外左翼的力量被边缘化了。

映真先生说，他忧心地看到，以此事件的“勃发、公开审判和判决的全事件过程为分水岭，台湾的政治思潮和文艺思潮发生了鲜明深刻的变化。”他“眼看着原本毫无民族分离主义思想，甚至原本抱有自然自在的中华民族主义思想感情的一部份台湾文学界朋友，和全社会全知识界的思想氛围，以‘美丽岛事件’为界，逐渐从反国民党的义愤，向着反民族和分裂主义转向。”

美丽岛事件

指向消费社会的桃花木剑

另外，如映真先生后来所说：

1976年文革结束，文革十年极“左”路线的黑暗，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定方面的不发达，使一些海外保钓运动左派感到幻灭。而文革结束后政策上的重大转变，也使不少人主张中国社会主义“变修”了。他们对大陆全面否定十年文革有所不满，往往以“毛派”自命。而中国脱离毛泽东革命路线、中国资本主义化之说，竟可以延长为“台湾不必急着和非社会主义化的中国统一”之论，以左派统一论为“民族主义”，甚至也有人提出“台湾一岛社会主义论”，遂和“左派台独”有较接近的距离。于是台湾比较进步的思想界与运动圈，产生了“阶级解放优先于民族统一”；“左派不迷信民族主义。民族统一论是民族主义”、“中国离脱了社会主义，不主张与非社会主义的中国统一”和“一岛社会主义论”。台湾左翼运动第一次在思想上出现了“左而不统”的主张。[3]

彼时，映真先生处境的艰难与同道寥寥的孤独可以想见。面对现实上左右统独的辩证，他在困局中突围的问题意识于是转向通过小说创作与论理对跨国公司与消费社会的批判，从而建立范围更大的统一战线。

1981年，我担任学校文学社社长的一年任期内，曾经邀请了映真先生两次到校演讲。当时，“陈映真”还是一个禁忌。第一次，学校课外活动组以“此人不宜”否决了申请。我于是再次以小说家的本名陈永善提出申请。这次，课外活动组负责人却教训我说办演讲应该找个有名气的人，怎么找个没听过的人来?然后就盖了通过审核的章。演讲那天，陈先生准时来到已经挤满了同学、老师乃至于监听教官的学校的某个大演讲厅，然后说了一段简短的开场白，随即转过身去，擦掉原先写在黑板上的讲题，另外写上“消费文化․第三世界․文学”。后来，这场讲演记录也整理出来，在学校对外发行的《益世》杂志全文发表。应该就从那个时候起，作为小说家的陈映真经常发表批判大众消费社会的文章与言论，并且强调作家应该努力在生活中有意识地抵抗人在消费社会中被商品所异化。

同年6月，当年帮郭雨新助选的那批年轻人进入新创刊的《深耕》杂志。

1982年6月，针对当时的党外主流的康宁祥，《深耕》以展开路线批判为名进行夺权斗争。同月29日至8月7日，康宁祥与尤清、张德铭、黄煌雄等赴美访问。映真先生则从反帝的不同面相对“党外四人”亲媚美日的失格言行提出路线批判。

文学阵营的南北分裂

映真先生说：“在1970年代末期乡土文学论争时还信誓旦旦地说台湾的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一些台籍作家，也是一夕之间，随着政治形势的改变，就完全都站到‘台独」那一边。”又说：“他们过去写过一些东西，过去写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台独」意识。他们有些年纪大的一代就写当时在日据时代怎么样的被日本人压迫，但基本上站在中华民族主义，更没有什么特殊的作品突出地主张‘台独」思想。现在却说我突然觉醒了：我是台湾人，我不是中国人，也没有那一类作品。”[4]

其实，早在当局发出整肃“乡土文学”舆论之前，映真先生就在同属党外阵营的文学界嗅到分离主义者发出的异味了。

1977年5月，叶石涛(1925-2008)在《夏潮》第14期发表《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一文，对“乡土文学”作了新的阐释。他把1867年从福建来到台湾的郁永和的《裨海纪游》到吴浊流的小说之间的台湾重要作家作品都包罗进去，把近、现代的，至少是1945年前的台湾地区的中国文学，全都看作是“乡土文学”。但是，他又抄用史明的《台湾四百年史》的“史观”，从“乡土”衍生出所谓“台湾立场”的问题。他说，日本占据台湾之后，台湾从半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过程中，近代都市兴起，一种和过去的、封建的台湾的传统没有关系的近代的、城市的市民阶级与文化产生，从而也就与农村的、封建的台湾的源头(中国)脱离了关系。于是，一种新的意识——“台湾人意识”产生了。他更进一步将这种“台湾人意识”推演，说台湾人虽然是汉民族，但由于上述的原因，发展了和中国分离的、台湾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主义”。

映真先生敏感地意识到“这是用心良苦的，分离主义的议论”，随即在6月号《台湾文艺》革新第2期发表<“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分析指出：日据时代的台湾，在整个经济中起重大作用的是“中国意识”最顽强的农村的经济，即使是城市，中小资本家阶级所参与领导的抗日运动也都“无不以中国人意识为民族解放的基础”，所以，“从中国的全局去看，这‘台湾意识’的基础，正是坚毅磅礴的‘中国意识’了”。因此，“所谓‘台湾乡土文学史’，其实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史’。”

也许是为了防止叶石涛炮制的文学分离主义恶性传播，映真先生接着又在同年7月1日出版的《仙人掌杂志》第5期发表的<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一文里强调“台湾新文学在表现整个中国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自由的精神历程中，不可否认地是整个中国近代新文学的一部分。”10月，他再次在《中华杂志》第171期发表的<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一文里强调，“30年来在台湾成长起来的中国文学”的作家们，“使用了具有中国风格的文字形式、美好的中国语言，表现了世居在台湾的中国同胞的具体的社会生活，以及在这生活中的欢笑和悲苦；胜利和挫折……。这些作家也以不同的程度，挣脱外国的堕落的文学对他们的影响，扬弃了从外国文学支借过来感情和思想，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和形式，生动活泼地描写了台湾——这中国神圣的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民众。正是他们的文学，……在台湾的中国新文学上，高高地举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自立自强的鲜明旗帜!

”他同时热忱地呼吁“一切海内外中国人”，“在对于台湾的中国新文学共同的感受、共同的喜爱、共同的关切的基础上，坚强地团结起来”。其后，他又陆续发表了<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1978年8月《仙人掌杂志》2卷6号)与<中国文学的一条广大出路>(1980年6月《中华杂志》203期)，反复地展开这样的论述。然而，这种善良的愿望已经阻挡不住“分离主义文学”的逆流了。

多年以后，即便不是台独派的具有理论素养的进步学者都还是认为，当年“陈映真这种防卫过当、欠缺同情的态度对日后他口诛笔伐的‘分离主义’的壮大实有不可磨灭的功劳。”[5]由此可见，映真先生当年的批判，不但不能“治病救人”，通过批评起到团结的作用，而且为日后文学阵营的分裂埋下情感上的病种。

1980年12月，彭瑞金(1947-)在《台湾文艺》70期发表<80年代的台湾写实小说>一文，针对陈映真对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的批判，站在“本土论”的文学本位立场，批评70年代以来写实小说“工具化”和“现实化”的发展趋向，攻击陈映真的民族文学论。

1981年1月，詹宏志(1956-)在《书评书目》93期发表<两种文学心灵——评两篇联合报小说得奖作品>一文，把台湾放在中国视野里考察和评价，认为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旁支”，或如同小说家东年所说是相对于“中国的中心”的“边疆文学”。这两篇立场绝然相反的文论，引发了陈映真和叶石涛的直接交锋。同年10月，陈映真和叶石涛同为第2届巫永福评论奖[6]评审，詹宏志、彭瑞金都是候选人，结果，获奖者当然是叶石涛力挺的彭瑞金。时尚书

1982年元月，以叶石涛为首的南部文学界进而创刊《文学界》同仁杂志，以所谓“本土文学论”与映真先生的“第三世界文学论”争夺文学思潮的话语领导权。

一时之间，关于“台湾文学南北分派”的风声在小小的党外的文学圈口耳流传着。映真先生当然也听到了风声。为此，他与《文季》的战友黄春明一路南下拜访各地文友，想要巩固阵线的团结。

3月20日，通过旅美作家陈若曦的居间串联，映真先生和黄春明在高雄出席了《台湾时报》副刊主办的题为“台湾文学往哪里走？”的“南北作家座谈会”。面对包括叶石涛、钟肇政、宋泽莱等在内的一众后来走到对立面的所谓“本土派”作家，他在发言时还是强调：他们“并不认为南北作家有分派的事实”，他“很同意钟肇政先生所言，文学与政治不同的是：不喊口号……唯一凭恃的是其创作本身的质量。我们台湾文学工作者如能谦卑、用心地团结起来，相信很快可以产生很好、很伟大的创作。”[7]

7月，在《大地生活》第1卷第9期“海峡两岸文学专题”的<访陈映真谈伤痕文学>中，采访者问道：“有人认为台湾社会与大陆及第三世界者不同，所以台湾文学应该寻找它的‘自主性’。你的看法如何呢？”他回答说：

我十分注意这一“理论”的形成。截至目前为止，我以丝毫不具轻蔑的意思说，这“理论”目前还在幼稚的形成期。我注意它，一方面也愿意它是正确的，以便矫正我可能的错误。

 很显然，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目前我不想，也不便发表任何意见。原因之一，是因为它还不具一个严格意义的理论形式与内容。原因之二，是处在当前条件下，那理论的发展与发表有客观的困难，我不能利用这共同深受的困难来激人议论，这是不道德的。我只希望他们要多读书，多做深刻、真诚的思考，则也许会对整个包含台湾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都有帮助。

但是，不论如何，对大陆反体制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的深刻关怀，应该与主不主张台湾（文学）的“自主性”无关吧。透过文学作品，理解中国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心灵中之声音，是台湾文学家应该有的态度吧。

11月，学生时代受到《夏潮》杂志影响而从事过山地服务工作，也曾经在《夏潮》发表文章，但在美丽岛事件之后具有强烈台独倾向，有经济能力也有行动力，后来担任过建国党主席的精神科医师陈永兴(1950-)，接办吴浊流创办的《台湾文艺》。

映真先生极力要维持的文学统一战线显然已经难以为继了。

1983年：反中国的本土化运动的起点

1983年2月，映真先生远行归来的系列小说<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万商帝君>结集成《云》出版。

4月，在文学战线上，面临南北夹击而孤立的映真先生与文季同仁复刊《文季：文学双月刊》，并为此贡献了扛鼎的小说<铃铛花>。

映真先生后来在回顾历史时一再说过：在“台独”运动和以他所属的《夏潮》为中心的左统派都同受当局“严重的虎视”的当时的条件下，左统派在道德上、在政治上却无法对民族分离派的论述开展针锋相对的批判斗争。于是，他只能就“台独”意识产生的社会构造和历史根源，展开思想的清理与批判。因此，基于策略需要，在政治禁忌犹存的年代，他的创作从批判消费社会与跨国公司的“华盛顿大楼”系列转为表面上较无批判意味的“自然主义风格”的<铃铛花>系列，其实是直指台湾问题核心又禁忌的历史根源---50年代白色恐怖，及其背后的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的双战构造。通过<铃铛花>，他勇敢地展开揭露50年代白色恐怖历史的系列创作与批判。

5月，谢里法(1936-)在《台湾文艺》发表<断层下的老藤---我所找到的江文也>，藉由滞留大陆的台籍音乐家江文也的命运强调台湾人被中国迫害的历史与命运。映真先生阅后随即写了一篇题为<从江文也的遭遇谈起>的回应文章，指出“受迫害的是全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台湾人背负的“原罪”，呼吁台湾人要“和一切爱国的中国人民一样”，“为了自由、民主、民团结与和平的中国而奋斗”，从而“治疗歪扭的历史给予”包括台湾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带来的各式各样的心灵的疾病”。[8]

就在此时，6月4日，因作《龙的传人》一曲成名的校园民歌手侯德健(1956-，外省人第二代)

“背着他的吉他悄然走进了大陆”，以圆回归祖国之梦。同月11日，“党外长子”林正杰(外省人第二代)创办的《前进周刊》第11期报导了侯德健赴北京进修的消息，并刊登了杨祖珺的〈巨龙、巨龙，你瞎了眼〉，对曾经是“爱国的孩子”的侯德健作了反讽的批判。同月18日，该刊第12期又刊出相关文章两篇，其中一篇是映真先生的〈向着更宽广的历史视野……〉。映真先生的文章发表之后立即遭到台独派的围剿，并被冠上是具有“中国结”的，无可救药的“汉族沙文主义”、“爱国沙文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者。

6月25日，《前进周刊》第13期刊载了三篇批评映真先生的文章：

1.蔡义敏的<“父祖之国”如何奔流于新生的血液中？---试论陈映真的“中国结”>：集中反驳陈映真以“台湾、台湾人意识”为“错误”。

 2.陈元的<“中国结”与“台湾结”>：呼吁不要在“台湾走上民主化之前……党外自己发生意识型态上的、或者战略路线上的分裂。”

3.梁景峰<我的中国是台湾>：强调“如果中国各地的中国人不能认同他们生活所在的中国，而只仰望天边的中国，那中国不会有希望！因此，我要说，我的中国是台湾，然后才能谈大陆的中国！只有认同生存所在的人才可能是民族主义者。”

映真先生阅读过《前进周刊》寄来的蔡义敏之文后，随即以<为了民族的团结与和平>为题，回信林正杰与杨祖珺。7月2日，《前进周刊》第14期刊出此封回信。映真先生“坚决反对破坏人民团结”而写道：

你们说，这篇文章很可能引起一场广泛的论战。这原是一件好事。被少数一些人诠释成为“中国人”民族与“台湾人”民族的矛盾的台湾地区内部的省籍矛盾，实在应该有一个自由的环境，进行公开而深入的讨论。所谓“台湾民族主义论”，牵涉到广泛的历史哲学、台湾史、台湾社会史和对于台湾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和评估。由左翼台湾分离主义、非国民党民族主义和国民党等三个不同的意识形态，进行学问的辩论，是解决所谓省籍问题的最好的方法。事实已经证明：不准别人还嘴的，“台湾人和大陆人都是中国人，只差先来后到”论，“国民党和大陆人民八年抗战，解救了台湾同胞于日帝倒悬，台湾同胞应感谢德政”论和“台湾没有政治上的歧视。重要权利握于大陆人手中，是因为大陆人比本省人更有行政经验”论，这些官式的宣传，早已经破产。如果国民党硬是不肯实事求是去面对这个由历史积累下来的历史问题，一味使用高压禁止公开讨论，则这个原本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例如公开、自由、认真的讨论）解决的相对性矛盾，就会逐步在高压、苦闷、欠缺沟通的情况下，演变成对民族团结造成重大裂痕的、无法调和的绝对性的矛盾。

但是，在目前，正如我在给你们的短笺中所说，完全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的主观和客观的条件。在目前情况下，任何主张台湾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的言论，都是为国民党所不容，甚至可以据而入罪，逮捕和判罪的言论。从而，批评“台湾民族论”的言论，不论多么独立于国民党官式意识形态，在客观上都不免有为国民党作伥的嫌疑。因此，我只有婉谢参加“论战”了。而且，这个题目既然由我“无心”间“挑”起来，则静静地挨人几个拳头，我是甘之如饴的（其实，对于某些人特别在近一年来在这里、那里，用这样、那样的方式，说别人是“汉族沙文主义”、 “爱国沙文主义”、 “中国民族主义”，我们一直是隐忍的。）

因此，凡是因为拙文而非打我几拳不足以泄忿的人们，我只要说两点：第一，要很当心自己的拳头，免得为他人所乘。第二，尽量写出好文章。因为批评不必只出于论敌的我。每一个认真、严肃，有一定文化和知识素养的读者，都是他们沉默而清明的批评者。

……

让一切追求民主、自由与进步的本省人和大陆人有更大的爱心、更大的智慧，互相拥抱，坚决反对来自国民党和左的、右的台湾分离论者破坏人民的民族团结。尤其是和上一代的仇怨无涉的、新一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更要独立地思想和相互探讨，然后同时学好同样优美和丰富的普通话和台湾话，广泛地到台湾的每一个角落，看一看这一块美好的土地，去接触这么善良的人民，坚定、和平地发展出一个人民的、独立于国民党和“台湾民族”派的民族团结运动。

让我们怀着同情和一份忧伤、严肃、认真地去研究和讨论一切“台湾民族”论，让我们平静地、科学地找出真相和事物的真理，让我们绝不对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同胞，随便指责他们“数典忘祖”、

“没有国家民族关念”。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这于历史中仅为一时的台湾分离主义，其实是中国近代史上黑暗的政治和国际帝国主义所生下来的异胎。让一切自己承认是中国人的人们，怀者深刻的悔疚，用最深的爱和忍耐，坚定不移地为反对在人民中制造仇恨与分裂，为增强民族内部的团结与和平，在各自的生活中做出永远不知疲倦地努力。

这种忧虑和认识，其实应该很广泛地存在于深切关心党外民主运动的本省人和大陆人的心中。那么，从现在开始，让我们认真地、光明磊落地把这个关切表现出来。因为客观的政治环境不容许公开探讨这个问题，让我们开始在私下展开讨论。一切酷爱进步、自由、民主的大陆人和本省人之间，应该超越现有的政治禁忌，在每一个人的私下生活范围内，自己展开民族内部的沟通与对话，并且经由这个沟通与对话，展开中国人民自己的民族和平与民族团结的、长期性的运动。祝你们进步！并且预祝批评拙文的文章中有真正的好文章，开我闭塞。

《前进周刊》由于映真先生的〈向着更宽广的历史视野……〉一文引起的争论，在主事者理性的把握下并无恶化的的发展。但是，寄生在《生根》杂志的所谓“因为美丽岛事件而觉醒的一代”(同时也是后来的“新潮流”主干)却嗜血地逮住机会，于7月通过刊发陈树鸿〈台湾意识—党外民主运动的基石〉一文，对映真先生展开恶性批斗。陈树鸿以粗糙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将“中国意识”等同于不民主，主张为了民主就必须排除“中国意识”；他认为日本在殖民地台湾统一度量衡与币制、完成南北纵贯公路等是“资本主义化的建设”，

“促进了全岛性企业的发展……有了整体化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就必然地产生了全岛性休戚与共的‘台湾意识’了。”他并认为70年代之后台湾意识的强化，是由于台湾形成了“政治经济的共同体”。这篇文章的论点，一直到今天都是台湾主流社会的典型论述。

侯德健的回归引爆了党外阵营“中国结”与“台湾结”的论争，从此以后，统独论争便成为下一阶段党外阵营路线斗争的关键。就统一战线的发展而言，如果连原属夏潮系统阵营的梁景峰都出柜而表白对立的论点，映真先生“为了民族的团结与和平”的讨论初衷显然是失败的。尽管如此，在当时的条件下，在道德上、在政治上，他还是“为了民族的团结与和平”，没有“对民族分离派的论述开展针锋相对的批判斗争”。例如，他在刊于7月《夏潮论坛》第1卷第6期一篇题为<写作是一个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程>访谈中，面对采访者所提：“有人担心像你强调国际资本主义下第三世界民族命运的文学家，会和主张先高举本土性的台湾文学派，发生无谓的矛盾…….。”他还是一贯无奈地笑着回答说：“这是一个目前无法彻底讨论的问题。有禁忌嘛。”然后强调：

第一，把主张、哲学上的不同暂时摆着，让我们努力写出好作品。

第二，“台湾”也罢，“本土”也罢，要注意它的具体内容。我只是说，所谓一些人含泪高举“台湾”—它的文化、传统、特质—在国际营销体制和国际消费文化中，正在每时每刻，一寸寸地崩解。这似乎是本土论着所未察的……。

我主张民族的和平与团结。文学应该使人和睦，不应该制造纷争。[9]

​绿岛的风声和浪声

还是在台独派对其展开围剿的硝烟弥漫的7月，映真先生在《钟鼓楼》发表<绿岛的风声和浪声>，公开呼吁当局立刻全部释放50年代被捕的政治终身犯。同月14日，他的小说<山路>脱稿，随即发表于8月刊行的《文季》第1卷第3期。

9月9日，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成立，林浊水担任会长。18日，党外中央后援会成立，提出<党外中央后援会十大共同政见>，其中包括之前没有的“台独纲领”性质的第一条：“台湾的前途应由全体台湾住民共同决定”与第十条“重返国际社会”。

10月30日，人数绝对少数的台独派政治犯成立“台湾良心犯受刑人暨家属后援会”，具体打造“台湾人的悲情”史观，收割可以长久斗争国民党的“转型正义”的历史。

彼时彼地，眼看着在美丽岛事件之后逐步走向分离主义组党道路的党外运动，映真先生能不忧心吗？他应该为了维持表面的“团结”局面而装作什么都没看见而装聋作哑吗？而这样就能够争取群众团结人吗？

 这样看来，1983年完稿、发表的小说〈铃珰花〉与〈山路〉，尤其是〈山路〉，就是他给台湾社会乃至于存在“革命堕落了”可能(蔡千惠语)的海峡对岸敲响的第一记警钟了。

存异求同的会面

8月下旬，就在论战的余波荡漾之时，映真先生应邀赴美访问。出发之前的8月15日，他在中国时报主办的“第三届时报文学周．大众消费社会”讲座讲<大众消费社会和当前台湾文学的诸问题>时开宗明义定义“台湾文学”说：

我们应注意的是，“台湾文学”这四个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不同立场的人有不同的内容。譬如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是殖民地台湾的心声，是精神与灵魂的表达;是挫折、希望、悲哀、喜乐的交融。但在同一时期，从日本统治者的观点来看，台湾文学是殖民地文学，谈些妈祖、木屐、南国风光、椰子树等等。对他们来说，就如吉普林在印度所写的作品，在英国人眼中富有一种异国风味。

今天我们所说的“台湾文学”，也有很复杂的内容。第一，因为台湾在当前政治、历史上都有特殊的地位，所以在许多名词之前都冠上“台湾”二字;如台湾社会、台湾经济，因此而有“台湾文学”。另一种定义是我最近才看到的，认为他是相对于“中国文学”的“台湾文学”。这一派人主张台湾文学的特殊点有别于中国文学，主张台湾文学的自主性。关于这一点，我不想在此加以评论。 

最近我在中央文工会办的《文讯》上，读到叶石涛先生一篇文章，他说台湾文学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我很同意这个说法，这明显地说明了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脉。[10]

映真先生终于到了美国。

8月26日，他出席了在纽泽西州召开的台湾文学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发表演讲<台湾知识分子应有的觉醒---我对台湾乡土文学运动的看法>与论文<变动中的台湾和当面台湾文学的诸问题>。与会并宣读论文者包括立场相异的谢里法的<日据时期台湾画家与文学家的关系>、陈芳明的<日据时期台湾左翼运动与文学运动>，以及洪铭水的<陈映真小说中的写实与浪漫>、黄娟的<再谈《亚细亚的孤儿》>、杜国清的<《笠》诗刊与台湾小说初探>、许达然的<（日据前）台湾文学中的社会舆情>和叶芸芸的<战后初期台湾小说初探>。他公开说，“对于我，几乎每一篇报告都很引起兴趣。这个研究会很值得发展下去，由不同意见的人从不同角度去探究台湾文学，共同积累一些研究的成果。”

8月30日，他住进爱荷华。

9月中旬，他接受“《夏潮论坛》驻美特派员苏济维”访谈。

9月29日，《台湾与世界》发行人叶芸芸（叶荣钟之女）安排他与首次谋面的戴国煇(1931-2001)教授，在旅居爱荷华的诗人吕嘉行家，就“台湾人意识”与“台湾民族”等台独派大肆宣扬的概念进行一场深入的对谈。

10月。

在美国，《台湾与世界》发表映真先生的<变动中的台湾和当面台湾文学的诸问题>。

在岛内，1日出刊的《前进广场》第8期刊出映真先生的<台湾知识分子应有的觉醒---我对台湾乡土文学运动的看法>；同月出刊的《夏潮论坛》第一卷第九期以<温暖流过我欲泣的心>为题，刊发“驻美特派员苏济维”的“访谈中比较精要的部分”，其中，他回答了访者所提有关台湾文学研究会会议情况的提问时，公开表达了努力团结不同政见的独派人士的愿望：

问：大家都知道与会的一些人在政治上同你有不同意见…..。

陈：与会前，我做了一点调查（笑）。料想陈芳明先生、谢里法先生与我的不同比较显着一点。但会议开下来，大家都很民主、理智。那种感觉真好。大家都很能聆听对方的观点，交换意见。学术上的民主风格，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经验。我估计，在国内，这种谈论恐怕不太可能。后来我把这种体验告诉朋友。朋友说，在海外，这种情形也不多见。不论如何，我宝贵这次的体验。因此，我希望研究会中诸君子尊重自己和对方在哲学与政治上的歧异，却各自在各自的学研工作上认真、勤劳地工作，共同为了丰富台湾文学的研究而努力。[11]

台湾结的大体解剖

时序进入奥韦尔的“1984”。

元月，坐满三十年以上监牢的十一名政治终身犯终于假释出狱。与此同时，陈芳明(1947-)以笔名宋冬阳在元月号《台湾文艺》发表〈现阶段台湾文学本土化的问题〉，从台湾文学切入，回顾80年代以来台湾思想界、文学界有关“台湾意识”的论战，对陈映真等人的主张进行攻击。

这样，映真先生一直努力避免的文学界的南北分裂还是被急切着登场卡位的在海外的台独文士挑拨而难以挽回了。面对陈芳明宗派主义的分裂文章，陈映真等人知道表面的团结已经维持不下去了，着眼于争取支持党外民主运动的社会大众，尤其是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只能直面迎战。

于是，在美国，2-3月，叶芸芸的《台湾与世界》第8-9期刊出陈映真与戴国煇的对谈。

在岛内，映真先生通过3月复刊的《夏潮论坛》革新版推出“台湾结的大体解剖”专辑，内含三篇文章：

1.叶芸芸整理的<戴国煇与陈映真对谈：“台湾人意识”与“台湾民族”的虚相与真相>。[12]

2.戴国煇<研究台湾史经验谈>。

3.吴德山(杜继平)<走出“台湾意识”的阴影：宋冬阳台湾意识文学论底批判>。

其后，原本寄生在《生根》杂志(3月12日解散)的所谓“党外新生代”于3月29日出刊《台湾年代》丛刊，推出“台湾人不要‘中国意识’”专辑，包括以下六篇文章：

1.郑明哲<台独运动真是资产阶级运动吗？>：指出陈映真“台独运动为资产阶级运动”的论点在论证上所犯的“谬误”，并在结论中针对陈映真说：“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主张台独，也不在否定台独运动是资产阶级运动。而在指出，做这种论定的人在思想上的怠惰。这种思想怠惰就推展运动也好，就批判政敌也好，都将毫无所获。而如果除了怠惰之外，又加上轻佻，那么这种团体的结局如何就很明显了。”

2.黄连德<洗掉中国热昏症的“科学”妆吧!>，强调“不要执着于一组与特定的经济社会体之人民（指台湾人民）的现实需求以及历史经验都不符合的记忆与感情（指中国民族主义），来否定当地人民自己决定其政治身份的权利。”

3.林浊水<《夏潮论坛》反“台湾人意识”论的崩解>：宣称“战后和大陆的政治乃至信息的隔绝，使台湾岛上各个阶层绝大多数的人，从事现代化大型经济、政治、社会乃至文化活动时，都无法不在假设台湾为一完整实体的意识下去进行……凡此均使战后“台湾、台湾人”意识的发展不仅决非，如戴氏（指戴国煇）所说的以“恐共”两字可以简单化约。甚且还是左右两翼大中国意识论者合作的反“台湾意识”论所反激成功的。”

4.高伊哥(杨碧川)<台湾历史意识问题>：质疑“为何必须在‘台湾人’之上，必然地有‘中华意识’的存在？……为甚么必须以这种‘上位意识’强压自己的同胞？”

5. 秦琦<神话与历史、现在与将来：评《夏潮论坛》对党外的批判>。

一句话，他们的感情与主要论点是：台湾人不愿居于“下位”，中国民族主义在台湾缺乏政经基础，台湾意识论的成功是受到大中国意识论者的“反激”造成的，歌颂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的现代化开发有功等等。

不久，康宁祥的《80年代》也加入抨击《夏潮》的行列。在美国的《美丽岛周报》(许信良、陈芳明等)也隔海炮轰，加入围剿，借机鼓动台独风潮。至此，反对运动阵营已无团结的可能了。

5月，刚刚围剿过陈映真的这批所谓“党外新生代”创刊针对《夏潮》的《新潮流》杂志。(同月以外省人费希平挂衔的“党外公政会”成立)

陈映真出狱之后隐忍拓建的党外民主运动统一战线基本上破裂了。

回到《人间》的战斗

面对新的局面，映真先生必须重建新的反独统一战线。

7月，他在《夏潮论坛》革新版发表<打起精神英勇地活下去吧!>，进一步声援最后两名监禁已达33年以上的50年代政治终身犯林书扬与李金木。这样，通过他的小说与报告，战后出生的台湾青年一代终于具体触及到长久以来台湾社会“夫不敢传妻，父不敢言子”的恐怖政治的历史源头，并且因为这样的启蒙而开始有了想要进一步认识台湾历史的渴望。

在映真先生看来，这也许是在“双战构造”下被挖去左眼的台湾社会必须正视才能开创的一条活路吧。接着，回到《人间》，就是他另辟的下一个历史阶段的战斗阵地了。

(2018.08.17初稿于北投咖啡店，11.14二稿、11.22三稿于重庆大学文字斋)

注释

[1]转引吴斌<台独背后那只不为人知的黑手--从陈映真病逝谈起>， 2016-11-25，察网。 

[2] 陈映真<关于“十．三事件”>，收录于《父亲：陈映真散文集1》，洪范书局，2001。

[3]陈映真<乐园：渴望的和失去的>，2001年12月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因为是祖国的缘故……》。

[4]王寅<陈映真：台湾的文化人需要反省>，2004年3月新华网。

[5]陈昭瑛<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一个文化史的考察>。

[6]1977年，巫永福(1913-2008)接任《台湾文艺》发行人，1979年捐资创办岛内第一个文学评论奖——巫永福评论奖。

[7]转引《陈映真全集》5：1981-1982，页191-192。

[8]原载1983年7月《夏潮论坛》第一卷第六期，转引《陈映真全集》6，页272-280。

[9]转引《陈映真全集》6，页268。

[10]《陈映真全集》6：1983，页299-300。

[11]《陈映真全集》6：1983，页333-334。

[12]2018年2月20日，亲绿网媒《民报》网贴了一篇由“本土”学者江灿腾／陈正茂署名的<解严以来台湾文学史论述的统独大战：陈芳明VS.陈映真>（上）解读说：陈映真透过与戴国煇的对谈，批判“台湾结”是“恐共”、反共的表现，实际上，是台湾岛内分离主义的“台独”势力对大陆的抗拒，并明确表示其背后有台独理念在支撑，和台湾缘于60年代兴起的资产阶级的理念。说穿了“这实在是阶级的问题，而不是什么‘民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