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经济学家里我犯错最少_风闻

看到了这篇对吴敬琏的最新采访，给大家分享一下~

从“吴市场”到“吴法治”，吴敬琏就像领航员，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孜孜不倦地导航。

文 | 《中国企业家》记者 王雷生

头图摄影 | 史小兵

今年11月初，吴敬琏的新书《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在北京举办新书发布会。这本书记录了中国自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改革的前因后果、演化路径，以及他对此的观察与思考，花了三年时间才得以完成。

在书中吴敬琏写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将继续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如果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基于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全面深化改革之路将举步维艰，甚至有半途而废的风险。”

作为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吴敬琏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亲历者、研究者以及参与者，他将自己的一生紧紧地与中国的改革相连。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中评价，“他几乎参与了1978年之后所有重要的经济改革论战，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

长女吴晓莲曾在自己的书中记录了与父亲吴敬琏的一场对话。“您如何评价自己在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女儿问。“在各种人里面，我们比较正确。而要说我们真去做了什么事？恐怕难说，因为那完全是某种机遇。”吴敬琏说。

吴晓莲追问，“您不认为今天中国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成绩有你的贡献？”吴敬琏的回答自信而谦卑，“当然有贡献。但我只能说，在经济学家里面我犯的错误最少。但真正做决定的主要是政治家，不是经济学家。”

这场对话中，吴敬琏评价自己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吴市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概是有帮助的”。

“吴市场”源自于1978年至1994年增量改革时期，吴敬琏不遗余力地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党的决定。在这个别称之外，吴敬琏还有另外一个绰号“吴法治”，体现的是他对于建立公正、法治的现代社会的追求。

从“吴市场”到“吴法治”，吴敬琏就像领航员，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孜孜不倦地导航。

吴市场

1990年之前两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连续遭遇挫折，改革陷入低潮。质疑改革开放的声音再度泛起，一些人强调中国经济必须坚持计划经济，甚至将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改变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宣传改革目标从商品经济向计划经济转变。

《吴敬琏传》记载，1990年7月5日，江泽民主持召开了一场经济问题座谈会，第二个发言的吴敬琏与“计划派”正面交锋，他直言，“你说的那些现象（通货膨胀等）都有，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

吴敬琏表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口号不妥当，他甚至更进一步提出，应该明确“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

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之下，吴敬琏显示出他的勇气与执着。年底友人打来电话告诉吴敬琏，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吴市场”。吴敬琏马上意识到在当时这其中暗含的贬义，“和中央不保持一致”。

1991年至1992年十四大召开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吴敬琏接办《改革》双月刊，刊发了不少经济改革的文章；撰述《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长论文，又与他的学生刘吉瑞一同撰写了《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引发极大关注；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后，他组织起座谈会，提出把“市场经济”作为国家战略真正确立下来；之后两次向江泽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提交建言书，建议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

1992年10月十四大召开，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此结束了长达十多年的计划与市场之争。“吴市场”也变成吴敬琏的荣誉称号。

在这一理论突破之前，吴敬琏也参与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确定。据《吴敬琏传》描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的争议非常激烈。这一年，吴敬琏参与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的撰写，不仅为曾被批判的商品经济“翻案”，也为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

自1985年起，吴敬琏就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三个基本环节的改革要同步推进，这成为“整体改革理论”形成初期的重要理论贡献。1986年初，这套整体协调改革思路曾被最高领导层吸纳，影响了“七五”计划的形成，但不久却遭遇“流产”。

1990年改革低潮时，吴敬琏组织起课题组再对这一理论进行打磨，经过他与郭树清、楼继伟、刘吉瑞、周小川、李剑阁等人的推动和完善，1993年这一理论再度被中央采用，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中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战略。这一理论和其参与者此后深刻影响了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在2010年被评为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吴法治

进入到新世纪之后，吴敬琏将他的主要精力聚焦于两个命题：一是如何建立一个公正、法治的现代社会；二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这开始让他有了“吴法治”的称呼。

改革后不久，吴敬琏就开始关注这一过程中可能滋生的腐败现象，他解释传播了“寻租”理论，并在1998年第一次提出了“权贵资本主义离中国有多远”的问题，表达出他深刻的担忧。

2000年，吴敬琏开始对股市炒作“互联网概念股”发难，几个月后网络泡沫破裂，他成为公众人物。这年10月底，基金黑幕被揭发，在众多专家回避不谈时，吴敬琏站了出来，与基金公司等正面对垒。

2001年，他发表了“股市连规范的赌场还不如”的言论，直指股市种种制度缺陷，引发轩然大波，也招致一批学者的批驳。

声名鹊起的吴敬琏连续获得2000年~2001年央视年度经济人物，其中一篇颁奖词称赞他，“一个瘦弱的老人，一个推动市场经济的大力士，一个保持童真和率直的学者，一个心系国家、情牵百姓的经济学家”。

一位曾采访他的记者评价，“他的嘴对着领袖的耳朵，但他的脚站在百姓的中间。”在民间，他也获得了“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的称号。

这样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吴晓莲语）”，因自己的直言、敢言备受赞扬。同时，作为一个时时保持着清醒姿态的发言者，他常常在汹涌的、非理性的潮流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因此遭受各种各样的不解与攻击。吴晓波形容2004-2010年的吴敬琏是一个“孤独战士”。

他常就热门事件表态，比如针对2018年因中兴事件而兴起的“芯片热”，吴敬琏发出警告，“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的口号很危险。”

近两年吴敬琏也将思考对准产业政策，“政府经济政策以产业政策为中心，这种产业政策是从日本学来的，所谓差异性的，或者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其无效性已经非常明显。”因此，他建议必须加快产业政策的转型。

2000年后，吴敬琏不止一次提出政府体制改革，不停为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鼓与呼。

吴晓莲评价父亲吴敬琏“像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他对中国的危机感总是伴随着使命感”。

这也注定了他不能停歇的生活，88岁的吴敬琏依然不断对改革发声。不久前的一场论坛上，吴敬琏饱含期待地说道，“新体制‘四梁八柱’的设计已经基本齐备，中国现在的问题只在于能不能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使它们都落实到位。能不能够有效地执行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的各项决定，切实推进改革，是改革发展成败的关键。”